1990年底，时任台湾地区“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先生已年过七旬，找回生父戴季陶的遗骸,使之入土为安是蒋先生一直以来的心愿。自1987年底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以后，两岸交流交往从无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于是，蒋纬国先生委托私人代表祝康彦到大陆全权办理此事。

　　祝康彦根据蒋纬国先生提供的信息到大陆多方寻找，但因年代久远，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心急如焚的蒋先生想到了上海还有一位世交同袍，时任民革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李赣驹。祝康彦登门拜访李赣老并说明情况后，李赣老决定换一种思路，通过民革组织寻找戴家后裔，由后裔提供线索。李赣老把任务交给我后，我便联系了民革四川省委。时任省委主委刘元�亲自落实，几经波折找到了了解戴季陶遗骨迁移情况的戴氏族人、民革党员戴孝密、戴永芳。

　　他们回忆，戴家祖坟已从枣子巷迁到了罗家碾腊家巷，虽说不知道具体位置，但是戴季陶与母亲及夫人合葬于一处是确切无误的。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新坟。由于年代久远，戴家后人仅仅知道是埋在不远处的小竹林，这就给找寻工作带来了难题。

　　事有凑巧，上海市公安局联系民革的干部恰好在成都出差，经他与成都市公安局接洽，成都的警官通过当地政府找到了那个村庄。竹林是否还在？戴季陶及夫人的骸骨是否还能找到？这些疑问萦绕在李赣老和我的心头。

　　经过数日的焦急等待，传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各一个。好消息是戴季陶和夫人墓地所在的那片竹林找到了；坏消息是当地要填河开路，整个村子要拆迁，小竹林几天后就将被推掉，地面上参照物改编后，将为寻找工作带来巨大困难。时间紧迫，上海、成都公安局的干部连夜赶赴当地农村，找到了村中尚未迁走的村民王某，而王某恰巧就是当年迁坟的知情人。据王某回忆，当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生产队迁坟过程中，他和家人一起将棺材里的骸骨重新埋在河边。

　　事不宜迟，四川民革马上通知了戴孝密、戴永芳两人到现场，和公安局的干部一起去小竹林寻找戴季陶骸骨埋放之处。在当地公安部门的见证下，很快找出了三堆骸骨，交由成都市公安局法医部门鉴定。根据戴季陶去世时的年龄、身高这些基础信息，市公安局确认其中的一堆骸骨是戴季陶的。拿到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我们在上海得知详情后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算圆了蒋纬国先生一个夙愿。

　　骸骨找到，如何妥善安置，做到入土为安？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戴家后人希望蒋纬国先生亲赴蓉城，在成都安葬戴季陶先生。蒋纬国先生倾向于将先人骸骨葬在湖州老家。祝康彦代表蒋纬国先生再次来大陆与各方协商，时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陆玉贻和我也奔赴成都参与协调，最终决定将戴季陶及夫人的骸骨在大陆火化后带到台湾安葬。

　　国台办专程派工作人员陪同祝康彦护送戴季陶及夫人回到台湾。蒋纬国先生特意茹素一周以示郑重。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撰写了戴季陶墓的碑文。迎回先人灵骨，蒋纬国先生思考如何真正做到让父亲落叶归根这个问题。几经反复，考虑到戴季陶先生生前遗愿是在大陆长眠，他本人又笃信佛教，而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早年曾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为此，因黄埔同学之谊，李赣老建议将遗骸供奉在昭觉寺。

　　1993年，祝康彦护送戴季陶夫妇灵体来到坐落于成都北郊、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的昭觉寺。碑林绿树掩映，位于圆通宝殿的背面，戴季陶夫妇灵体置于舍利塔内。戴季陶先生作为国民党元老，曾在黄埔军校担任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最后能在林木葱茏的碑林中长眠，又有旧交故识在侧，戴季陶先生九泉之下如若有知，应该很满意这样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