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编织笼子：提高权力“能见度”

　　本期嘉宾

　　王中 市人大代表、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

　　阮忠良 市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栋 �市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

　　黄绮 市政协委员、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反腐倡廉，并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在上海，预防职务犯罪的实践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制度加科技”预防腐败机制的作用日益凸显。两会现场，部分代表委员提出，上海应对反腐败进行立法，从法律层面推进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断深化。

　　权力有“能见度”才能受到监管

　　黄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认为关键在于提高权力的“能见度”，把知情权、参与权交给群众。权力的“能见度”提高了，才能监督权力、管住权力，使权力运行不越轨、不逾矩。

　　李栋�：没错。就拿近几年上海农村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来说，从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全市农村基层干部发生职务犯罪案件76起，涉案金额达5437万余元。反映出当前农村基层组织财务和权力运行缺乏透明度，民主监督制度不够健全、运作不够顺畅有效的问题。

　　王中：上海检察机关在对腐败案件分析总结后发现，有些部门领导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很多领导干部往往以追求效率为借口，在某些重大事项决策中，简化或规避决策程序，导致权力被滥用。还有，不少领域依然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和机会。由于制度设计上的不完善和缺失，一些权力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审批环节过多过繁，信息和程序的不公开、不透明，导致暗箱操作、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时有发生。

　　阮忠良：权力“能见度”提高了，不仅能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更能提高政府公信力。拿我们法院系统来说，通过建立审判、执行岗位法官配偶、子女为律师的“一方退出机制”，为法官建立了一道“隔离墙”，有效减少了在审判和执行环节职务犯罪的发生。这一举措让法院司法公信力在群众心中不断增强。

　　制定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

　　王中：过去5年，上海职务犯罪案件数同比呈下降趋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度加科技”预防腐败机制的不断深化。这些好的机制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强化和固定。国内已有30余个省、市制定和颁布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

　　黄绮：上海应在立法中考虑进一步理顺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预防腐败局和审计机关在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关系，成立市级层面的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加强各单位间的信息共享与协作配合，提高反腐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李栋�：立法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在于将目前已有的制度执行好。如上海已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村级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但还需要制定专门的实施条例加以细化。比如说在对村委会成员进行经济审计的问题上，应严格落实经济责任审计的主体要求，确保审计的严格、权威以及保障村民对启动审计的启动权、参与权和对审计结果的异议权，确保农村基层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不流于形式。

　　研究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试点

　　黄绮：我认为，上海应研究对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公开进行试点。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已经制度化，但能否将这一制度进一步深化，拓展到个人财产公开上？

　　王中：大范围实施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公示，在操作上可能会存在一定问题。但可以在小范围试点，比如说可从新提拔干部做起，对新提拔的干部，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列入干部选拔的必经程序，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防止“带病”提拔，并积累经验，逐步推广。

　　李栋�：上海应该对领导干部个人财产公示出台一个时间表，积极回应老百姓的期待。比如说，可以设定3年或5年的缓冲期，在这期间对相关公示的制度进行探索并完善，条件成熟后正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