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戴季陶相关文献为中心

　　一、序言

　　长期以来，对孙中山民族精神思想方面的研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相对而言比较多地集中在他的反满思想方面。正如郭世佑等在《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中所说的那样，“据初步统计，如果不包括综合性研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专著与论文，仅就专论包括反满思想在内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而言，50年代有3篇，60年代至1984年约11篇，1985年至90年代末约14篇。”[1]作者在对这些文章进行综述之后表示，认为在孙中山民族思想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的论著不符合学术规范，有的论题重复，甚至论点与论据也有重复；二是个别概念的使用有欠准确，缺乏相关讨论，有的甚至时间概念不准确，影响论著的质量；三是有些作者几乎没有认真看过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原文，东拼西凑的痕迹明显，有的把政治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同时作者也指出，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明前的改变。而曾成贵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概述》主要分析了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作者将这些研究成果从“关于形成演变的研究”、“关于革命排满的研究”、“关于革命排满的研究”、“关于五族共和的研究”、“关于民族自决的研究”、“关于国族主义的研究”、“关于民族复兴的研究”、“关于思想渊源的研究”以及“关于历史作用的研究”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作者在总结时指出：“从本文前述内容不难看出，不同的研究者就相同的问题得出不尽一致或迥然相异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记载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文本解读不同。本来的时空条件做了解构，再把不同条件下提出的论断剪裁拼接在一起，重构的历史影像自然就不会是真实的，至少是不那么真实的。┄┄二十一世纪的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需要谨慎地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历史的现场，以敬畏的心情、同情的心情，仔细解读第一手史料”。作者认为，“毫无疑义，进一步深入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2]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主要包含在他的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之中，也体现在他的革命实践之中。实际上，研究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除了回到历史的现场，观察其人的第一手资料之外，还有必要对于其周边人物的相关思想进行研判。对于孙中山而言，无疑戴季陶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今天我们研究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完全有必要对戴季陶展开研究，从一个侧面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而且通过这一研究，还能够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关于民族精神思想的构造与孙中山的思想的关系。本文就从这一点入手，来探视民国时期以孙中山为主的民族精神思想对当今的启示。

　　戴季陶是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十分器重和重用的年轻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他在联俄联共等问题上与孙中山有严重的分歧，但到孙中山去死为止，戴季陶都一直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工作，关注着孙中山的理论思想，在孙中山去死之后，更是以弘扬孙中山的思想为己任，做了大量工作，虽然在历史上他的思想与当时的潮流存在隔阂，但从历史的长河中去回看，总体来说他对于孙中山的思想的理解及其对孙中山思想的弘扬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

　　近些年来，关于戴季陶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巅峰[3]，但有关戴季陶的民族精神思想方面的研究还是非常鲜见的。曾撰写《戴季陶传》[4]的黎洁华于2001年发表了《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文章从“青少年时期的民族思想”、“‘天仇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对外政策和治边决策”等三个方面对戴季陶的民族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戴季陶的民族思想具有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但也肯定了他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仍具有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始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文章并没有注意到戴季陶的民族主义与孙中山的关系[5]。

　　另外，刘利民在其《戴季陶早年思想研究》一书的第三章中谈论边政建设时论及戴季陶的民族思想，认为戴季陶强调“融合五族”、“统一语言”、强调基本民族权力的“地方自治”、“尊重民族信仰”等民族思想观念都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戴季陶具有大汉族主义色彩[6]。

　　笔者曾在去年的《民国时期建设振兴中西部的构想与实践――以戴季陶西部开发言行中心》（未刊稿）一文中也简单地论及了戴季陶的民族宗教观，强调他的各民族一家亲的民族思想对西部的开发，在思想凝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没有从民族精神思想方面去展开，更没有将其民族思想与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结合起来研究与分析。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努力推进四个全面的伟大事业，在努力实现中国梦的当今时代，如何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万众一心，推进我们的事业，笔者认为有必要认真回顾和分析中国革命先驱者与先贤们的民族精神思想，厘清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内涵，推进民族融合与团结，以早日实现民族复兴之梦。本文以戴季陶的民族精神思想的变化及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传承与弘扬为主线，旨在厘清民国时期民族精神思想中有一定代表性的实质内涵，如能为我们今天理解民族精神提供点滴借鉴与启示，将是望外的喜悦。笔者不敏，才疏学浅，抛砖引玉，求教大方。

　　二、戴季陶早期的民族精神思想的萌芽

　　革命者，抑或是革命的理论家，首先重要的是民族思想的形成与传播，没有民众力量的爆发，民族革命的事业是无法成功的。戴季陶作为一个自觉的革命理论家，民族精神思想较早地表现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更表现在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抱负之中。这里所说的早期定义为1909年他公开发表文字开始到他遇到孙中山的1911年底为止的三年左右的时期。虽是弱冠前后，自谦“对世之经验弱，列事业界之时浅，则对事业之经验弱，置身于舆论界仅三星期，则对于舆论界之经验更弱”[7]，但实际上他的文章与政治观点等是比较成熟的，也为读者所接受，也是所以能转战各大名报的原因所在。

　　这个时期，中国处于辛亥革命前夕，国际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国内满清王朝试图改革，期待通过立宪挽救帝国之衰亡。这一时期他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外日报》、《天铎报》、《民立报》及《民权报》上。这一时期笔者称其为民族精神思想的萌芽是因为检阅他这一时期的所有文字中极少发现有民族这样一个词汇，而与此相近使用的词汇是“国民”或“人民”。从文章内容中我们可以判断不少地方的“国民”是可以理解为民族那种语境的，当然，民族问题本来也应该是国民的问题。以下我们从其相关论述中来认识戴季陶的民族精神思想的萌芽过程。

　　关于国民，戴季陶有一篇《世界国民论》，是专门论述国民与民族这一问题的。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国民的世界。“国民者，属于国权统治下之人类也。”人生在宇宙之间，生活的维系就是世界与社会，何必要有等级界限的国家在期间来破坏人类的大同精神呢？他认为人类的“动物性”及文明的发达进化是导致人类社会的竞相争夺。他又说：“国民者，国家之组织根本也。国民之进化，即国家之进化也。方今之世，世界之交通日繁，国际之关系日深，民族之竞争亦愈烈。”他反对罗斯福和威廉帝的霸权思想，他所希望的是“所谓国民者，和平幸福秩序平等自由中之国民也”[8]。这一观念可以理解为是他的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后来接受孙中山民族思想的基础之一。

　　早在1910年的8月，在他任《中外日报》记者后不久发表的《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文章中就韩国问题作了如下论述。“韩国者，吾国三千余年之属国也，其地则属吾国疆宇，其人则与吾国同族，其文字则吾国之国风，其政治风俗则吾国之遗范，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以及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9]这里所讲的“与吾国同族”主要是讲朝鲜族与汉族是同一民族，而这同一民族是唇齿相依的，他指出“夫韩既灭，其疆宇所连接者，非吾中国乎？彼日人在满洲之实业势力，已足并吞而有余，今再加以比邻之近，交通运输益见其易，满洲尚为吾国有乎？”[10]戴季陶在文章中发出了警示，韩国民族的灭亡则预示着中国的灭亡，而大多数国人却毫不关心，麻木不仁，他警告说“吾国民其神深志之：苟日本实行并吞韩国后，政府而于满洲之政策仍不加之（注：原文如此）意，不数年后，地图变色矣。”[11]这里明确地表现出戴季陶的“民族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忧患意识。值得注意的是1910年是宣统二年，所以这里提的中国是大清帝国，政府也是满清政府，而所谓的“吾国民”就是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的集合体。

　　他在《九哭》中罗列了当时中国的九条不治之症，其第一条就是：“英人增兵西藏，的人增兵青岛，日人则横行于满洲，俄人则肆志于蒙古。政府中人，事前既无预防之方，事后有无抵抗之策，只知借官虐民，逞威压民，纵兵殃民。呜呼！吾民外则受外人之残暴，内则受官兵之惨杀，有死而已，何安宁幸福之足云。然而谕旨公文中之所有，则固日言保民也。此为吾民哭者一”。这里他将将蒙藏满都列入“吾民”之中，这也证实了这一时期他所讲的“吾民”、“国民”就是上述以汉民族为主的集合体了。文章最后说：“此九哭者，即吾国之九亡症也，即吾黄帝子孙覆灭之预兆也。敢流涕正色以告我贤王、名公、志士仁人，其速猛省乎！散红之所痛苦者，若结果皆现，则中国地图不知作何色矣。噫！”[12]而这里他更进一步明确地说“吾国”、“国民”就是“吾黄帝子孙”。而他对于救亡图存的希望在于快速唤醒那些贤王、名公及志士仁人们。

　　1910年前后是中国有识之士极力呼吁立宪救国之时，戴季陶却认为“国不立宪固必亡，而如今日指所谓立宪则仍必亡”。那是因为靠这些清朝的遗老们“磕头请安”地请求召开国会的所谓立宪是不可能成功的，戴季陶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培育国民精神。他说：“国之源何在乎？其为国民，盖人人所皆知者也。”他强调各国立宪首重平等、施政先安乎人民；增进文明、无不首重教育；行政必恃财力，以及非里德里喜的“民之富，国之富也，民之发达，国之发达也”。最后他说：“立宪者，以国民之精神，作国家之表现者也，故一般国民不可无统一之目的。而此唯一目的不能以散沙爝火之人民能力所可得而达也，故必有最大之势力。最大势力之团结如何，则必有最大之团体”，而这个团体不能是“磕头请安”者的所谓团体，一定是要有实力的团体。“盖以吾民之势力，足以与政府对抗，足以整兴全国之事业而后可。”[1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戴季陶所主张的是国民的觉醒，国民的精神与国民的团结。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全民族的大团结，万众一心，成就国家的兴旺发达。而朝廷在组织陆军部及军机处时却多用“亲贵或旗人”，将汉族人员排斥在外，对此，戴季陶在一则《短评》中指出：“朝廷既欲实行立宪，则不能不化除满汉。”[1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戴季陶是在强调民族的融合，而清政府则在扩大满汉之间隔阂，以立宪为幌子，以巩固清王朝的满族统治。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戴季陶在《所谓融合满汉者如是》之短文中说：“政府中人日以融合满汉召国人。虽然，分满汉者为政府，非国民也。政府分之，而欲国民融合之，怪哉！”[15]这里讲的国民融合实质上就是民族融合，清朝政府要求国民能做到汉融合，而政府自身却在立宪改革及经济改革中只顾及少部分满族的利益而不顾大多数其他国民的利益，这样的满汉融合之倡导只能是自欺欺人，更加分离而已。

　　在辛亥革命前夕，随着广州一带武装起义不断发生，他也逐渐开始关注武装斗争问题，他在1911年初发表的《哭庚戌》中就说：“要之，皇族之势力大一日，人民之生命危一日。阶级愈差祸愈大。人民之权利增，则皇族危，皇族势力增，则人民苦。此二者，盖绝不能并立者也。今日之事已成骑虎矣，苟明年之皇族内阁成，则人民之受制更甚。故吾更大声疾呼曰：辛亥年者，皇族与平民激战之好时期也。虽然，其胜败之数，则在吾民之自身能力而已。”[16]那么国民自生能力如何提升呢？他说：“吾国今日所以事事不振者，以人民事事皆奄奄无生气故耳。苟尚武之精神一振，则爱国心炽而光复可图，进步念深而兴业可望。举凡社会一切事业无不与尚武精神成比例，而日进无疆也。”他认为古代圣人以尚文养勇为持身之要，以练习射箭来练习运气，更何况当时国家所处的世界及国家的状况，“有万不能不以武力为救亡图存之本者乎？且外人以野蛮手段待我，我培养武力即是制人之野蛮手段也，即维持世界之和平也，即维持人道也。”为此，他呼吁：“而今则东西风云愈见紧张，尚武精神之提倡亦不可缓。同胞乎，苟欲救国，请先自尚武精神始。”[17]这一疾呼果真呼来了一个辛亥革命，这一革命的成功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和命运。

　　三、戴季陶所认识的孙中山民族精神思想与传承

　　如上所述，进入民国以后不久，戴季陶与孙中山相遇，不久又成为孙中山的秘书，从此开始接受孙中山的思想[18]。进入这一时期，在民族精神思想方面，国民这一主题依然是他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但民族一词的使用度逐渐开始上升，同时来自孙中山的政治用语逐渐开始出现。戴季陶研读孙中山文献的主要时期是1925年孙中山去世前后这段时间，尤其是孙中山去世后撰写《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的那段时间。但对于孙中山民族思想的继承及弘扬则更集中地出现还是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这是因为政治角色发生了变化，由捍卫民国转到建设民国，尤其是他十分注重西部地区的建设，就更多地强调民族精神思想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而这个关于民族的思想主要当然是来自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早在民国建立不久的2012年4月，戴季陶就在他的《政党箴》檄文中强调了共和国体的重要性，引入了国民主义的概念。他说：“国民主义发达，而政党之必要生焉。国民者，结合于国家组织中之人类，而国民主义者，即国民为国家本位之国体之进行方策也。故欲完全实行国民主义，非组织国民本位之国体不可。共和国体者，实行国民主义之国体也。”

　　那么这样一个国体要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戴季陶给出的标准是“获美善之法律政治，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19]这里很明显，戴季陶是沿用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核心精神及国民国体论的核心内容。1905年8月，孙中山发表了《同盟会宣言》，宣言说道：“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祗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舆前代殊，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20]孙中山的这一宣言奠定了中国国民革命思想基础。而戴季陶把这一思想基础直接用来强调说明民国的理想建国目标。

　　戴季陶在1912年6月的《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中说，“同盟会者，中国之革命党也。在共和未成，同盟会为改为政党之前，同盟会所守之主义，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而已。中国之革命由于政治不良而生，而最能引起一般人民革命之思潮，即重组问题。是故中国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复’，此二字实吾国革命史最特色之一也。又进政治革命，废君主而为共和，是亦主义贯通之一事实也。又进则社会革命，此即改为中华民国同盟会一政党后，所以执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也。”[21]这些文字说明当时刚成为同盟会会员不久的戴季陶已完全谙熟了同盟会的政治纲领，这也是在他的文字中第一次出现民族主义的字样，并为之大力宣传的，他强调了同盟会的革命性、国民性与先进性，政党内阁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的他的文字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孙中山的敬重。他在同月的《道德之贼》一文中指出：“民国之所以成，中山之功实为其首。反对中山者，除满廷贼吏外，稍具天良者，固不忍为也。”[22]这也是戴季陶日后追随孙中山的内心动力源泉。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23]之后，专心关注国家的铁路建设[24]，并命戴季陶担任秘书，加之戴季陶本来就关注国家建设，此可谓如鱼得水。稍早些的时候戴季陶在《民权报》上连载了长篇《今日之国是》一文，其中“交通政策”部分不仅与孙中山的国家铁路计划是相吻合的，而且，关于五族融合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的第一条就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5]而戴季陶在该文中指出，“夫今日之策时政者，动曰融合五族。夫融合五族之谓者，质言之，则联合五族之人民，而经营共同事业，维持共同生活之谓也。汉、满两大区，今已可称联合矣。何以联合？盖奉、吉、黑之地，铁路则直接于京汉、津浦，而大连、营口之轮船，更往来与南北。”戴季陶进一步指出若要真正融合五族，“非使五族之人民皆生活于一经济范围中不可。而欲达此目的，则非速造贯通五大部之铁路不可。非然者，则此蒙、疆、伊、青、藏诸部，不被夺于外人，则启内部之分裂。”[26]戴季陶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五族融合的公共基础建设工作，他认为道路不通五族是难以真正融合的，同时也难以保卫边疆，也无法开发边疆资源，反之如能聚五大部物产为世界竞争，如是而中国不富甲全球，强凌世界，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十分实际的五族融合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这一思想是对孙中山的“目前关系吾国前途之最大者，莫如铁路之建筑。因铁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步，以达到吾人之最终目的”[27]的思想在民族融合上的进一步拓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1919年9月，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这是戴季陶将民族一词直接写入标题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之一。文章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予以了高度评价，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遍布全世界，在德国出现了修正派和斯巴达克斯团；在法国有劳动组合主义；俄国有多数派及“苏域的组织”；在英国有“组合社会主义”。这些林林总总的综合起来可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为什么会有分化呢？戴季陶认为“这就是个民族历史的精神及现代境遇不同的结果了”。紧接着他又说“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严格的主义，应该是一个时代精神，“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各的历史的精神，各有各的境遇，于是便各有各所理想的世界。这个民族特殊的质性，在世界的时代精神笼照下面，都是各自自由发展起来，去迎接这个世界的时代精神。”[28]从上面的文字来看，戴季陶所讲的“全世界各民族”是以国家这一概念来界定的，如德国、法国、俄国等，实际上这些国家，尤其是俄国并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但是，戴季陶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民族的国家。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对国家的统一归结为“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以及“财政之统一”[29]的五个统一，而民族之统一是列在首位的。而戴季陶顺应了这样一个观念，在文章的最后说：“国民啊，你看不要把眼望花了，也不要自己愿自己的无能，叹自己的孤寂了。”“他们各国人所走的路，都是由他们自由选择的力量开辟出来的。我们如果要向着世界的时代精神去求取进取的生活，我们所能走的路还得要我们自己开。”[30]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取得“进取的生活”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走自己的路。

　　在戴季陶对孙中山民族思想的传承中，对“三民主义”的传承是最重要的。在戴季陶的文字中最早出现“三民主义”这个词汇的当是1920年底的《改革期中的广州》一文[31]。这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三大主义”相差了尽15年。而这段文字是戴季陶引用孙中山在当年在广东省公署欢迎会上的讲话中的内容的。他说：“我们中华民国，是有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革命造出来的。三民主义是甚么呢？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满清皇室推倒之后，民族主义算是有一半成功，民权民生两主义却是因为官僚和强盗的压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现出来。现在我们有了广东这一省，我们就希望大家一心一意的团结起来，把这两个主义从事实上去实现出来。”[32]这里孙中山认为推翻满清，民族主义就已经成功一半了，这是孙中山的乐观主义的表现。而这一点，至少在当时，戴季陶也是十分乐观地就受了这种说法的，但是，在此文中戴季陶并没有对成功了一半的民族主义加以过多的展开。

　　实际上，在孙中山去死之后，戴季陶在很多场合论述过三民主义。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是1925年出版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文，此书的出版引发了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方面的攻击，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他对孙中山民族主义问题的认识。他在文中的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归结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他指出：“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换言之，就是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与革命的事业。因为中国人自秦汉而后，创造文化的能力，渐渐丧失，乱于群胡，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清。在满清统治下二百多年，更又一转而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就这样一个长时间当中，看中国的民族，从前是东方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优秀的文化民族，而常常受小民族没有文化的民族的欺凌压迫。近代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民族的全数，核算起来，也不过和中国的人口数相等。如果我们只说民族的盛衰，是在现时的文化比较，是在民族的人口数目比较，都不能够解释中国一大民族而受压迫于小民族，以优秀的文化民族而受压迫于文化程度很低的民族的原因。所以我们应该认清楚民族盛衰，是在民族对于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创造文化。要能够不断创造，发展文化，才有民族的生命。才有民族生命的发展，有了民族生命的发展，才可以得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所以国民革命的基础，第一是站在民族的自信上面，而民族的自信，更是由民族光荣的历史发生出来的。如果失却了这一个能作的自信力，一切所作，都无从产生。”[33]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戴季陶认为的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的核心是“民族文化自信力”，自信力应该是一切希望的根本所在，党的十八大上要求我们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目的与意义也在于此。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六讲中用了较长的篇幅来论述了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他说：“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34]而此后他所举的例子都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还对《孝经》做了专门的论述，这个能也是后来戴季陶在为中山陵铸鼎时专门将其母手书的《孝经》镌刻在鼎内的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季陶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认识还是有依据的，是在孙中山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的。

　　从上述情况来看，戴季陶在这一时期对民族精神的理解主要是继承了孙中山的理论与思想，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他所理解的民族精神思想。

　　四、戴季陶民族精神思想的弘扬

　　如上所述，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以后，戴季陶在不同场合，遇有机会都会宣传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并进行进一步的弘扬这种精神，并努力推进实施计划。但这种民族精神思想的弘扬主要散见于戴季陶的各种文字之中，有些还是有他起草或执笔的会议文件等。以下就其中代表性的论述来分析其对孙中山民族精神思想的弘扬。

　　戴季陶在谈论中日俄三大民族关系时强调了“民族自强”，他引用孙中山的话说：“盖东方诸民族之自觉与自信，皆由是（指前文所言日本的明治维新。笔者注）而起也。由是观之，则日本将来，终为中国之良友，但如何而后可领日本为中国之良友耶，此无他，为中国人努力自强而已。中国能力自振拔，复兴文化，造成富强安乐崇高伟大之民国，则日本人自然服中国之服，诵中国之言，行中国之行，岂特为良友而已哉。”[35]日本是否能成为中国的良友，这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之林，其关键之关键，就是自立自强，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民族精神。孙中山如是说，戴季陶如此弘扬。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戴季陶所弘扬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自强。

　　戴季陶将弘扬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相结合，进一步强调“道德智能”的重要性。他在1932年《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修复洛阳周公庙白马寺龙门文》中说：孙中山“更谆谆教诲我国民曰，要恢复固有道德智能，才能把中国民族从根本救起来，要造成真正的平等自由，必须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思深虑远，道大德高，族国并举，人世同救。我中华万世不易之纲常，实魏然与青天白日永远同光于宇宙之间矣。窃思总理建立八德，始于忠孝，三民主义，民族为先，盖前为裕后之基础，继往为开来之本源也。”[36]这里所提的拯救的中国民族的根本是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智能，强调的是平等自由和文化振兴。他所推崇的孙中山的“八德”是当时中国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时至今日这也是我们立德树人的重要规范。也是推进民族文化自信力的基本核心。

　　他在1935年11月为挽救国难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针对民族问题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意见。“为实施总理民族主义之遗教，因应国家当前之环境，必须扶助国内各民族文化经济之发展，培养起社会及家族个人自治之能力，尊重其宗教信仰，与社会组织之优点。以期国家之统一，增进国组织团结。其基本实施纲领，有如下列。一曰、对于边疆各地，与间在西南各省间之民族，其一切施政纲领，以尽先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为前提。从前大会，屡有郑重之决议，必须切实奉行。二曰、自后国内蒙族藏族新疆回族，以及散在内地各小族，选举代表，必须在当地有确实籍贯者，其能充分表达各族人民之情意。三曰、对于上列各地民族之教育，中央应切实制定妥善方案，而努力以谋其发展，国家对于各民族之教育，必须宽筹经费，确立预算。四曰、关于上列各地之经济建设，应取保育政策，于其原有之产业与技能，应尽量设法，使之逐渐改良，俾人民能直接获益。五曰、政府应培养内地人才，俾中央各机关得充分任用边地出身之人员，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而厚真正统一之力。”[37]这是在民族统一的理论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具体实施方案，从文字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比他20年代时所提的事业计划要来的更加实际与可行。同样，也比孙中山的民族统一方略来得要符合实际，同时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宣言公布于世，也更有实际意义和对民族融合统一的促进有显示的作用。其中强调的“民族利益”、“民族自觉”、“民族教育”、“民族干部”等政策是加强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许多做法在现在的少数民族工作中依然实行着。

　　另外，戴季陶还强调中国各民族的同根同源，这也是他对民族思想的一个独特的理解。大多数人认为青海西藏等地的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方面均与内地不同，绝非一家宗亲可比。而后来移居的蒙古人，也认为是另外一种，和汉族番族，绝无关系。而戴季陶在与青海民众交流时则说“这种见解，根本错误”。他指出：“要知世界自有人类至今，经过几十万年，有人类的文明发生，也在万年以前。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历史，不过几千年。今天中国里面的五大民族，以及各个小族，原来都是一种族。只因所住的地方不同，迁移的时代各异，于是有语言文字的差别。至于宗教的各别，这更是近两三千年当中，各处所生的圣人，因时因地而立的教化，和人种同不同，更没多大的关系。论起道理来，不但我们国内各族，原是一家，尤其青海地方的同胞，更是我们老房的兄弟，老家的亲戚。”这里他引用了地理环境理论，指出西部是一个大高原，黄河长江都发源于此，沿大山平原而向东流入大海，下游的汉人也是如此，在几千万年前便随两河之水流入中原及沿海，靠着天时地利人和，发展了经济，提高了文化，逐渐形成了与留在原地的族类的差异。他将这种情况比喻成一家人中有一方外出谋生，发了财，添了丁，成了大族望族，与老家的寒苦，丁财两弱形成差异，数千年后的人就不知原来自己出自何方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喻，所谓天下一家。既然原来是一家人，就不应该分彼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使老家的同胞“改换门庭，发展家务”就完全是民族内部的责任。这也符合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的国家”的治国理念，那就更不用说“原是老房本家亲戚，就是外人，凡在中华民国里面做国民的，也都应该要相亲相爱，同心同德。要知道今天的世界中，除了我们一致团结，通力合作，更没有自立自存自富自强的希望。孙先生告诉我们两句起死回生的话，就是恢复固有的道德智能，迎头赶上科学的文化。各位伯叔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看天上的飞机，天尚且能飞的上去，何事不可成就。”[38]这段表白既尊重民族间文化、习俗的不同，有合理地解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由来，完全是将孙中山的民族理论十分通俗易懂地传递到了少数民族兄弟那里去了。

　　五、总结：戴季陶民族精神思想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戴季陶对孙中山的民族思想的传承与阐发有以下几个阶段或是几个变化的特征。第一阶段大约是从他回国以后到辛亥革民为止的五六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民族精神思想主要体现在国民的概念之中，很少径直论及民族问题。第二阶段大约是从遇见孙中山一直到孙中山去世的这十多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主要民族精神思想主要传承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基本上与孙中山的思想保持着一致，当然在一些论述方面比孙中山来得更具体一些。第三阶段是从孙中山去世以后到1949年他在广州去世为止的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戴季陶更注重民族融合的实践与政策的制定。很好地将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思想加以弘扬，并付诸到社会实践中去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思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族的自强。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支撑，要将各民族融合起来是几乎不可能的，同样，希望他族认可你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民族唯有自强方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民族的传承。一个民族不能忘掉了自己的来路，几千年积累起来的道德文化是不能简单地丢弃的，只有坚持固有的道德智能，才能从根本上中国民族。第三、民族的自信。这是与第二有关的一个民族精神，我们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自信，只有有了自信，才能有辨别能力，才能团结起来，为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第四、尊重民族差异。在国家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中要惠利各民族，给与表达述求的渠道，培养民族自治人才，促进真正的统一。第五、各民族一家亲。中国的各民族是同根同源的，是一个屋檐下兄弟，一如长江黄河，流到大海还是长江黄河，因此五族共和是理所当然的，也只有一致团结，通力合作，才有中华民族自立自存自负自强的希望。上述这五个方面，就我们今天如何实现中国梦，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民族问题，走好走通“一路一带”，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来说，依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尤其是民族的自强，民族文化的自信，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等方面还是有其积极的参考价值的。

　　本文以戴季陶不同时期对孙中山民族精神思想的传承与弘扬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基本厘清了从理论及主张的脉络，但由于资料基本是片段的，有的散见于其他论著之中，再加上笔者理论素养的局限，在理论综合方面，在历史过程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诚待方家法正。

（作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15年10月9日子时于锦鸿公寓

　　参考文献

　　1、郭世佑，蒋金晖著，《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

　　2、曾成贵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概述》，2008年，http://blog.gmw.cn/blog-4328-32314.html。

　　3、黎洁华著，《论戴季陶民族思想》，《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一期。

　　4、戴季陶著，《戴季陶集》，唐文权等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5、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一至第四册，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

　　6、俞慰刚著，《戴季陶の“日本�”研究》、KBC国���研究出版部、2008年12月。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7月。

　　8、孙中山著，《三民主义》，岳麓书院，2000年9月。

　　9、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四十八年三月。

　　[1]郭世佑，蒋金晖著，《五十年来大陆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

　　[2]曾成贵著，《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概述》，2008年，http://blog.gmw.cn/blog-4328-32314.html。

　　[3]本世纪来关于戴季陶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研究领域也有了很大的拓展。如侯艳兴的《戴季陶边政思想与实践述评》（《新余高专学报》 2004年01期），刘九勇的《戴季陶主义思想评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2011年04期），沙文涛的《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学术探索》2012年第8期），高军的《戴季陶政治思想的三次转变》（《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02期），刘利民等的《二十世纪初戴季陶政体思想演变论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01期），张丽的《简评戴季陶思想》（《史志学刊》2010年第06期），曹志敏的《戴季陶的文官考试思想》（《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刊中国近代史研究专辑）,刘利民的《二十世纪初戴季陶宪政思想初探――政治近代化的制度设计》（《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2年），童世奎的《戴季陶的早期国家思想与笕克彦》（《山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4卷第3期），贺良林的《“五四”前后戴季陶的妇女解放思想比较》（《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8年03期），程礼东的《论戴季陶的童子军教育思想》（《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8年）等等。

　　[4]黎洁华、虞苇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5]黎洁华著，《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一期。

　　[6]刘利民著，《戴季陶早年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参见第146-1656页。

　　[7]戴季陶著，《�中外日报�十二周年纪念日演说辞》，唐文权等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0页。

　　[8]以上见戴季陶著，《世界国民论》（1910年10月14-16日），唐文权等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6-107页。

　　[9]戴季陶著，《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1910年8月5日），同上注，第29页。

　　[10]同上注，第30页。

　　[11]同上注，第31页。

　　[12]戴季陶著，《九哭》（1910年8月11-22日），同上注，第52-53页。

　　[13]以上参见戴季陶著《立宪救国乎立宪亡国乎》（1910年8月17日），同前�书，第64-68页。

　　[14]戴季陶著，《短评（一）》（1910年8月21日），同上注，第77页。

　　[15]戴季陶著，《所谓融合满汉者如是》（1910年12月17日），同上注，第187页。

　　[16]戴季陶著，《哭庚戌》（1911年1月21日-25日），同上注，第241页。

　　[17]以上见戴季陶著《“国民以尚武自卫论”按语》（1911年2月7日），同上注，第262-263页。

　　[18]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相从的情况详见拙著《戴季陶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等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19]以上见戴季陶著，《政党箴》（1912年4月1日），前出《戴季陶集》，第317页。

　　[20]孙中山著，《同盟会宣言》，《孙中山丛书》，第3册，上海广益书局，民国17年版。其中前代革命称之为英雄革命，主要说的是太平天国革命。

　　[21]戴季陶著，《共和政治与政党内阁》（1912年6月25日-27日），前出《戴季陶集》，第432-433页。

　　[22]戴季陶著，《道德之贼》（1912年6月30日），同上注，第439页。

　　[23]关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一事，长期以来公认为袁世凯窃国，实际上这是不公正的，袁世凯拥兵自重，待价而沽，这是一个事实。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多次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能以民国统一为重，这也是事实。戴季陶在多篇文章中批判袁世凯，讨伐袁世凯，但他同样也指出“孙中山不应该顾全大局，而让总统与袁世凯；黄克强不应该顾全大局，而力谋和议，致攘权者得藉权以乱政，趋利者的造谣以惑民。”（同上《道德之贼》）特此注明在此用“让”字缘由。

　　[24]关于这一点详见拙著《孙中山〈建国方略〉研究》，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研究中心编《上海研究论丛（第十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25]孙中山著，《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1982年7月。第2页。

　　[26]戴季陶著，《今日之国是》（1912年7月1日-10日），前出《戴季陶集》，第453-454页。

　　[27]孙中山著，《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88页。

　　[28]以上参见戴季陶著，《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应》（1919年9月28日），同上注，第1022-1023页。

　　[29]同注23。

　　[30]以上见前出《戴季陶集》，第1024页。

　　[31]此文以连载形式分三天刊于1920年12月22-24日的《民国日报》，原题为“戴季陶君的谈话”。同上注，第1305页。

　　[32]同上注，第1295页。

　　[33]戴季陶著，《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民智书局，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出版，第9-10页。

　　[34]孙中山著，《三民主义》，岳麓书院，2000年9月，第58页。

　　[35]戴季陶著，《中日俄三大民族之关系》（民国十九年十月十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四十八年三月，第372页。

　　[36]戴季陶著，《呈中央执行委员会修复洛阳周公庙白马寺龙门文》（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前出《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一，第19页。

　　[37]戴季陶著，《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国廿四年十一月三日大会通过），同上注，第1054-1055页。

　　[38]以上见戴季陶《告青海同胞书》（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前出《戴季陶先生文存》卷一，第296~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