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如何系统的为中国的一切错综复杂的问题制定一个解决方案？孙中山先生是能够透过各种表象看到中国症结所在的第一人。结合本人流亡海外的经历，加之对西方近代文明和政治制度运作的深刻了解，孙中山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后终于将之概括成为三民主义学说。

　　1894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入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以“驱除鞑虏”体现民族主义；兴中会会长名为“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总统），体现民权主义。这是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最早的表述，可以说是“二民主义”，也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雏形。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从此全国的革命力量有了一个中心。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醒和投身革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11月26日在东京正式出版发行。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了《民报》编辑人员：“编辑兼发行人：张继。记者：明治大学生（直隶）张继，明治大学生（广东）何天炯，法政大学生（湖北）田桐，法政大学生（湖南）宋教仁。翻译：（安徽）程家柽。以上几人为孙逸仙崇拜者。”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树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没有使用“三民主义”简称。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就知识分子现状作了分析，同时又分析了欧美各国推行三民主义使国家强盛的事实以及三民主义在当时中国可以实现的途径，表达了他对推行三民主义的愿望。同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发表代售《民报》的广告，因为报纸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过冗长，便以“三民主义”概括，这就是“三民主义”最初的由来，并被沿用至今。

（图1）《民报始末》影印版+上海图书馆藏《影印民报说明》

　　如前文所述，如何对“三民主义”学说作系统论述是贯穿了孙中山先生整个革命生涯的漫长过程。遗憾的是，直到1924年也即先生去世的前一年，孙中山才在广州以演讲的形式加以完成。更为遗憾的是，演讲因为发生商团叛乱而中断，民生主义最后还没有讲完。

　　1924年12月，根据中山先生演讲内容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终于问世，经历了前后三十年岁月的磨砺，“三民主义”作为比较完整的一个学说，成为当时针对中国实际问题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三民主义”学说的不断完善是和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的。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初步达到了这一目的，所以孙中山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实现”“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但辛亥革命只不过是把满族的皇帝赶下了宝座而已，直至先生去世，列强依旧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国内的各路军阀一片混战，兵燹遍地，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饱经挫折的中山先生终于认识到必须掌握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之后，“五四运动”爆发出来的群众力量给了孙中山很大启示，几乎在同一时期，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提供了帮助，孙中山的思想随之发生了新的转变。之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阐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并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黄埔军校。两广革命根据地稳固后，建立起了广州革命政府，军队整编后为六个军，即国民革命军。在他去世后数年，北伐成功了，中国至少在形式上再次完成了统一。一个统一的而非四分五裂的中国才有抵抗日本侵略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山先生希望中华民族免受异民族奴役的民族主义思想最终是得以实现的。

　　但是旨在铲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的实现则是遥遥无期。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虽然“大清”这块招牌换成了“民国”，但人权概念依旧不能广泛普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也尚需时日，这样的民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北洋政府的选举充斥着各类贿选丑闻，而先天不足的南京政府也根本实现不了孙先生的夙愿。1924年，中山先生在改组国民党时，学习苏联，引进了“党在国上”的模式。但在孙先生离世之后，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集团就再也无人尝试去理解“民权主义”的意义。孙先生所言“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把党放在国上”，就成了蒋介石口口声声所谓“党国”的理论依据。这种“党在国上”的思想无疑为蒋介石把“民国”变成“党国”铺平了道路，至于民权主义这一初衷反倒无人问津。

（图2）中山先生题写的“天下为公”

　　此外，三民主义虽然是特定历史环境下最为先进的理念，但不可避免有其历史局限性。尤其是民生主义强调要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但所谓“平均地权”，仅试图解决城市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土地涨价，土地所有者不劳而获的问题，而没有再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而实际上，在近代中国，不把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就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国家也不能真正富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