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广州中下层公务员因复员、薪酬待遇不公和物价飞涨而参与抗争运动,以广东省级公务员与审计处的矛盾纠纷颇具代表性。该事件爆发成因颇为复杂,影响较大。深入研究该历史事件,一方面对抗战后广东政局和社会经济困境的剖析与研究具有意义,另一面能对民国时期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提供参考。 纠纷发生的背景 1945年9月,日寇投降1个月内,因国民政府正规军尚未抵达,广州出现混乱真空期。所谓“先遣部队”涌入广州,治安迅速恶化,黑市猖獗使经济陷入混乱。 “新一军”入城后治安稍定,国民政府宣布在广州禁用伪币恢复法币流通。8月中旬,伪币13元可兑法币1元,至9月上旬,跌至60:1,11月底跌至200:1。敌伪投降后抛售物资,广州物价起初骤降,“米最低跌至每担合法币约一千元,阴丹士林布每尺七十元,较原价跌四五倍至十余倍。正式接收后,物价日涨,米价由每担千余元,涨至九千元,纱价亦涨至一百余万元,一般物价涨至较未跌价以前高一二倍以上”。 当时广州失业日益严重,“失业的已达三四万,光复归来技工还大半以上未有工作”。除法币兑换难之外,大额关金券及港币升值也冲击了广州金融,引起物价持续高涨。公务员生活艰难,对国民政府的信任也逐渐减退。 1946年元旦,广东省主席罗卓英承认“地方积弊至深,贪污风气尤甚。迄于今兹,仍未能全登正轨,言之痛心”。罗氏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尊重民意,奠立民治基础;二是严肃政风,建立新政规模;三是普及教育,推进地方事业;四是增加生产,充实人民生活。然而难以平息饥饿和悲观。 
罗卓英在广东省主席任上留影,该照片为1946年12月罗氏赴南京出席伪制宪国大时所摄 9月至12月,广州紧急救济委员会共殓葬路毙尸体1970余具,其中大多死于饥饿和寒冷。一担米的价格超过一个县级公务员两个月的薪水。罗卓英、张发奎向行政院请求进口暹罗米以解粮食短缺。民政厅长李扬敬指出,暹罗购粮由于尚未建交而受阻,湘米运粤和从台湾购米也成泡影,粮食危机在1946年春季达到顶点。 1946年2月,广州米价每担已超过20000元。中共广东区党委指出,米贵的缘由一方面是战时敌伪过度劫掠,另一面是广东农村“普遍受到内战摧残”。呼吁停止内战、共创和平,积极扶助农民恢复生产,实行土地法、扩大农贷,禁止囤积居奇。 是年春,霍乱病肆虐横行:“广州现有两种霍乱:一是科学上的虎列拉,一是社会上的饥饿!虎列拉是三月上旬发现的,饥饿则早已存在,不过现在更是一天天的加剧罢了”。4月,广州米价突破每担60000元,而普通省级公务员薪水为82000元左右,其他各类物价也同时递涨。 国民党污蔑广东境内的中共军队为“土匪”,在广州等地实行戒严,重压之下的广东社会矛盾愈加激烈。1946年1月底, “学生的示威游行已首次打破了广州的沉闷局面……几个月来国民党贪污黑暗的统治,已弄得天怒人怨。”粤省国民党也在激烈的斗争与分化中,以余汉谋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已被瓦解,孙科、李济深、张发奎等都对广东政局都有所影响,但又不能左右全局。中央特务横行无忌,中央化程度正趋于强化。各方矛盾尖锐、局势动荡,经济恶化,连省属中下级公务员,也被迫为生存而抗争。 纠纷爆发与各方反应 国民政府收复广州后,公务员从各地返岗,一时编制混乱,人员冗杂严重,各级机关薪俸支出骤增。1945年11月起,广东审计处严格按照《审核办法》《支薪限制办法》对于省级公务员薪俸进行审计查核,导致各机关公务员薪水无法按月足额发放。1946年春季,米价高昂加之薪俸削减,公务员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公务员群体认为,审计处不依据当地实情而推行严审办法,致使大部分公务员薪水被克扣,加重了他们的痛苦。因此省府所属公职人员筹组广东省级公务员福利协进会。 协进会认为省审计处无理核减薪俸,决定团结维护权益。4月12日下午,省属公务员1500人举行福利协会第一次大会,提出要求改善待遇的12项提案。 会后,协进会千余人手持横幅及“质问审计处”的旗帜前往审计处质问。因找寻审计处处长李悦义未果,将各室办公用品及门窗桌椅捣毁,并发生误殴记者之事。 审计处被破坏后,李悦义要求宪兵队保护,又通知地方法院勘察现场,还邀请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前来巡视。罗卓英派社会处、农林处代表前往慰问。张发奎及刘侯武也积极从中斡旋,调和矛盾。4月15日,审计处恢复办公。 公务员认为酿成事端的主要原因是审计处态度傲慢,拒绝公务员的合理诉求。罗卓英的态度以缓和双方矛盾,避免再次冲突为主。刘侯武也主张缓和对立,并强调要避免再度冲突。刘向记者表示,省级公务员的铨叙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原定进行铨叙审查的总计1200余人,因战乱与其他缘故,实际送审者仅300余人,且铨定过程会持续2年以上,在此期间仅能按最低俸级支薪,这必将造成中下级公务员的生活困难。罗卓英指出首先要将事实真相查明并秉公处理,其次要赔偿审计处被捣毁的损失,再次是依法保障审计人员的安全,由广东省政府出面安抚审计处职员。 审计处认为广东省政府默许公务员做出暴力举动,且日前曾有公路处职员包围、恐吓、打骂审计员等情况。李悦义指明,事发前在各报章中见攻击审计处的言论后,他曾立刻会晤罗卓英请其注意。罗却认为“此事乃系省级公务员对其本身福利之组织,必无越轨行动”。审计处认为省政府主席放纵属下实施暴行。公务人员擅离职守,“打毁中央机关,损害监察尊严,凌辱中央人员,枉顾国家法令”,中央应予以严惩。 事件爆发时审计部部长林云陔恰在广州,事后公务员曾前往请谒,林拒绝接见并立即飞往重庆向监察院呈报此事,将审计处被毁证据递交监察院,请监察院出面维护审计职权。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上报中央政府,并指出“公务人员聚众捣毁行政机关,情节重大”,呼吁进行彻查。 国民政府对纠纷的处理与困境 国民政府政务官惩戒委员会派何汉文等前往查案,调查后提出:公务人员应该恪守纪律,即便要求改善待遇,也要合法合理。因此公务员捣毁审计处违背法纪,应当承担违法失职的责任。罗卓英对于公务员大会的行动事前知情而不防范监,事发之时没有及时制止,事后又为公务员辩白,实有包庇的嫌疑。惩戒委员钮永建、邹鲁、张继等提出对罗卓英施行申诫处罚,对公务员代表陈恩成、许衍薰、方思齐、何铁铮等共计16人各记过一次。 罗卓英对弹劾提出申辩,称事发时不在省政府,“至于违法人员不加惩处一点,查事实真相与审计处所报悬殊,而公务员福利协进会亦争辩甚烈,罪案不能成立,无从依据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的处理视角主要基于对公务员群体及罗卓英的责任认定与处罚尺度,对公务员生活困境的有效解决在史料中较少发现。 李悦义表示:“虽极同情公务员生活之艰苦,然格于法令,未敢违背,实属爱莫能助”。刘侯武认为,在此复杂情况下,因交通不便与其他因素导致公务员铨叙工作无法速成,“在未经审复以前,应依照拟叙级俸照支,以维生活”。但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形下,公务员最低级薪俸几乎无法维持基本温饱。据监察院官员调查,“省级公务员以其本人经院机关拟叙之级俸,与审计处依前开办法审核准予借支之级俸相差悬殊,照目前加成数一百六十倍计算,损失颇大”。以上史料可窥得,广东公务员的增加薪俸与厉行审计制度形成两难困境。 罗卓英被中央罚薪,是作为纵容部曲的惩戒。行政院与广东省政府对公务员的态度都是处罚和指责不应滥用暴力。罗卓英也将为首数人撤职,希望缓解与审计处的矛盾。监察院则以广东审计处李悦义、沈鸿慈等官员处理公务员薪俸事件,“办事认真,守法不苟,特明令嘉奖李悦义、沈鸿慈记大功一次”。 1946年4月,国民政府提高原省级公务员薪俸待遇,并对公务员拨发复员费。然而复员费按规定应由审计处签证同意。审计处表态:“复员费行政院仍未有令到,不能成为法案”,拒绝各机关领款请求。 
1946年6月,《民国日报》头版刊出广东省公务员捣毁审计处的消息 复员费审批受阻后,公务员生活更加艰难。罗卓英屡次向中央请求便宜行事,国民政府同意以省实业公司与财政厅共同支出款项,贴补公务员生活,审计处核减的薪俸1100余万元由实业公司垫付,再经省级财政还款。11月,审计处经过“严审”,省级公务员仅有不足三成人能领到复员费。此外,省府秘书处的放款请求也被驳回。公务员怨声载道,认为“如此审计,牵掣政治推进,根本使人失去信仰,连自己是公务员也怀疑政府政策的失败”。 广东物价持续上涨,尽管中央要求提高公务员待遇,广东省财政却无力负担公务员的涨薪需求。广东财政官员曾赴南京请中央支援无果,使省级公务员普遍感到希望幻灭。 
1946年6月26日,《申报》所刊监察委员何汉文等弹劾罗卓英并移付惩戒的消息 1947年末,广东财政几乎崩溃,去年应发给公务员的棉衣费及复员费均未发放。1948年春,由于财政厅取消公粮待遇,6000余名公务员群情激愤,包围财政厅要求驱逐厅长胡善恒。尽管宋子文迅速从香港回穗平息事端,仍被舆论调侃“蒋宋‘公司’连伙计都养不来了”。同时,曲江县下级公务员因四月份的米贴未发,生活无法维持,联合向上级机关请愿。广州还出现底层公务员被迫卖血维持家庭开支。足见国民政府陷入困境,基层公务员人心浮动。 结语 纵观事件始末,以破坏审计处为纠纷高潮,前后数年曾出现多次公务人员针对生活困难及要求增薪的抗争事件。但针对该纠纷的后续处理并未使公务员群体感到满足,也从未真正缓解过他们的生活困境,甚至未能起到消弭矛盾的调和作用,最终让中下级公务员认清所处现实困境。 各级机关内部矛盾无法调和,是导致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中央与地方机关之间有一层暗影,“但这暗影仍盖不住饥饿问题的一面,因为客观的事实是,一般的公务员,尤其是大多数低级公务员,确实是吃不饱,穿不暖”。彼时的国民政府在败亡前夕,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公信力缺失,“灰心丧气,毫无斗志,政府处境进一步恶化,它已失去民众的支持”。 (本文原载《近代中国》34辑,全文1.5万余字,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