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孙中山最早交往的共产党人。孙中山年长23岁，但他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李大钊也对孙中山由衷敬仰。两人交往的基础是对苏俄革命之赞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思想上有共识，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早在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时，他就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16年，李大钊归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和科学精神。十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纪元》等一系列文章，热情地歌颂苏俄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与我党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一起被称为“北大红楼两巨人”，又因陈独秀祖籍是安徽怀宁，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所以在思想界有“南陈北李”之称。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要更早一些。1912年他曾经就《社会主义派别及方法》作了三天演讲，重点介绍了马克思和《资本论》学说。孙中山评价《资本论》说道：“德国有麦克司（旧译）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使无条理之学说，逐成为有系统之学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独特的见解：“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分为二派：一是集产社会主义，一是共产主义……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产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致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他最后评价说：“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即官吏与工人，不以其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差也，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他还认为他为之奋斗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既是大同主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孙中山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还并不确切，但出于对《资本论》的推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向往，就与李大钊的思想有了共识。他也关注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新青年》，两人通过阅读彼此的文章，在思想上开始了神交，相互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20年5月1日，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同时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Mai Day运动史》，孙中山则题写“天下为公”表示支持；同月30日，李大钊针对当时南方和西南七省军阀战乱局势，以及北方以直系曹锟为首组建所谓的八省反皖联盟，他以苏俄革命后充满希望的光明前景与中国腐败堕落的黑暗统治作对比，发表了《乱七八糟》一文，尖锐地揭露南北军阀“不南不北”“乱七八糟”相互争权夺利的丑态。6月3日，孙中山发表《移设军政府宣言》，严厉谴责桂系军阀的嚣张跋扈，“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与李大钊南北呼应，对军阀政治进行强烈的声讨。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热情接待了由李大钊介绍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商谈和洽，一连会晤多天。后来，孙中山给廖仲恺的电函中提起此事，表示这次会见使他“心中非常高兴”，对李大钊也十分赞赏。

　　1922年8月，李大钊来到上海，在林伯渠陪同下，到孙中山寓所拜访。此次李大钊是受中国共产党委托，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及就“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诸多问题。孙中山“立即看到把力量联合起来的价值，”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大钊，两人紧紧握手，畅谈了几个小时，甚至顾不上用餐。李大钊后来在《自述》中提到这次会见时也说：“四五年前过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建国种种问题约数小时，先生与我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李大钊胸怀坦诚，博学善言，在许多问题上议论透彻，与孙中山有相同见解，两人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图。孙中山恳切地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以便李大钊能从党内帮助他。

　　李大钊欣然同意，同时向孙中山真诚表明，“我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这不打紧，”孙中山爽快地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不久，由张继作为介绍人，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他是第一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1923年1月16日，苏俄代表越飞以养病的名义，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李大钊和林伯渠陪同下造访孙中山。“先生与越飞相见之下，极为喜悦，当即与越飞在楼上客厅开始会谈。”会谈从18日起一连进行了6天，李大钊、林伯渠和孙夫人都参与了会谈。孙中山吩咐卫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

　　所谈内容是关于“以苏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与建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谈中孙中山神采飞扬，慷慨激昂，随后派廖仲恺就各种具体问题进一步与越飞深谈。在李大钊、廖仲恺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月26日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确立了联合苏俄的政策。

　　自此以后，孙中山与李大钊更加过从甚密，无所不谈。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把李大钊当作“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这一年夏天，孙中山又特地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共同商讨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

　　不久，李大钊回到北京，继续致力于实现国共合作，在《向导》21期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对国民党的现状和问题作了精辟而中肯的分析，在文章中他激情地呼吁：“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寻找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

　　秋天，以鲍罗庭为首的苏俄顾问团来到北京，与李大钊等人一起商谈国共合作事宜。李大钊与党内的关门主义思想作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坚定地指出：“今天的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过，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但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鲍罗庭对李大钊的见解十分赞同，他随后到了广州，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告知已经委托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又密电李大钊，请他即赴上海商讨改组事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年底，孙中山再次邀请李大钊到广州来，协助他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李大钊收到电报，欣然接受邀请，当即南下。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李大钊是由孙中山亲自指派出席会议的代表，又被孙中山提名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设立了四个委员会，李大钊担任了其中三个委员会的委员，还参与了对会议最重要的两个文件——宣言和党章的审定，可见孙中山对李大钊是十分器重的。会上，李大钊还当选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李大钊回到北京，担负起国民党在整个北方地区的领导责任，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在孙中山和李大钊共同努力下，开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谋求国家统一和建设。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发动国共两党力量宣传和动员民众，掀起声势浩大的促进国民会议运动，通过市民大会致书孙中山，响应号召。12月26日，孙中山抱病进京，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盛大欢迎，李大钊亲自前往车站迎接。

　　孙中山入京后，病势日渐沉重，1925年1月26日，他在病榻上指定李大钊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协助处理日常事务。李大钊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与段珙瑞拼凑的所谓“善后会议”作坚决斗争。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李大钊是大会代表，而且领导了整个大会的工作。

　　然而，孙中山的病势却越发严重，3月12日这位革命伟人不幸逝世。李大钊悲恸万分，参加治丧委员会工作，还亲自扶灵，并领导中共北方区委组织了隆重的追悼活动。他写下了气势磅礴的长联，以表达对革命挚友的敬仰：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先生挺生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来；吾党适于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此联二百余言，悲而不馁、气贯长虹、综述历史、直抒胸怀，追忆逝者功绩，力陈先哲遗训。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多次著文缅怀孙中山，其中《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更是影响广泛的文章，他把孙中山先生尊列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指出“孙先生的主义，便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他大声疾呼中国的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他更是全力以赴，致力于北方的革命活动，积极配合北伐。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英勇就义之前，他慷慨激昂地宣讲：“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两颗巨星先后陨落了，但他们的英名与世共存，他们光辉的一生，如日月同辉，两人之间的革命友情也永远为后人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