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14日至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因广州事件而避居上海法租界。学界对此期间孙中山的思想变化和政治活动给予较多关注，但对孙中山与租界当局的关系则着墨不多。本文利用法英外交档案，讨论当时租界当局的因应，以期深化对孙中山晚年革命活动的认识。

　　孙中山离粤北上与法租界当局的考量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乱，围攻总统府。次日，脱险后的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指挥反攻，寄希望于北伐军回师平叛。北伐军回援途中在韶关受阻，孙、陈交火殃及广州贸易和社会秩序，舆论倾向于驱孙。此外，1920年孙中山开府广州后与领事团关系不佳。列强只承认北京政府，拒绝承认广州当局。因此，孙中山暂时离开广州成为一时明智之举。

　　6月25日宋庆龄抵达上海，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的家中。法国驻沪总领事韦礼德表示孙中山在广州“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向法国公使分析道，孙中山如果离开广州只能到上海法租界避难。江苏督军齐燮元认定这将给长江下游带来骚乱，请法租界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被韦礼德拒绝。他认为如果屈服于中国地方政府而禁止孙中山在法租界居住，那么“舆论会归咎于我们，并谴责我们”。

　　8月9日北伐军战败的消息得到证实。孙中山知回援计划失败，遂动身前往上海。当日下午，孙中山乘坐英国领事馆提供的炮舰“摩汉”号离开广州，10日抵达香港，由于英国政府拒绝他们登陆，遂转乘加拿大“俄国皇后”号邮轮离港驶沪。

　　11日早晨，孙中山的代表张继面见法国驻沪副领事德赉沛告知孙中山即将来到法租界。德赉沛直言“最近孙中山的政策”令法方不安。张继解释称，孙中山只是言辞激烈而已，不会推行过激主义。随后德赉沛将准备好的预案告知张继：“只要他的住所依旧是平民的家而不会变成政治风潮的策源地，那么孙中山在法租界将得到一如既往的欢迎。”

　　12日孙中山所乘邮船行近长江口，巡捕禁止孙中山从公共租界登岸。8月14日，孙中山换乘日本“京都丸”号抵达吴淞，上岸后乘车穿过公共租界直达法租界住所。

　　8月9日孙中山离开广州时曾电告各将领，选择上海是“与我护法同志讨论善后与中国统一计划”。时人认为孙中山或因旅沪国民党党员众多，或因已与东南军阀达成一致对抗北京政府。实际上，孙中山除法租界外恐难觅安身之所。

　　孙中山抵沪后的欢迎集会风波

　　孙中山抵沪之初，舆论认为孙中山虽事实上下野，但影响力犹在。美国领事感慨孙中山的形象比在广州时期更加伟大，俨然全中国的政治明星。这一现象自然引发华洋当局的警惕。

　　8月16日上海各团体联合决定召开孙中山欢迎会，届时将邀请孙中山演说其政治纲领。

　　30日德赉沛将各团体的计划告知法国公使称“我不打算拒绝批准那些组织申请在霞飞路尚贤堂开会的计划”。他将要求组织者保证欢迎会期间不会发生攻击北洋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的言论。

　　法国公使表示反对此方案。9月2日德赉沛又向公使汇报了他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尔敦的会谈内容。巴尔敦表示英国只承认北洋政府及其总统，因此禁止各界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巴尔敦还透露，松沪护军使何丰林也将禁止此类集会。鉴于华洋各方的态度，德赉沛表示将以委婉地方式拒绝集会组织者。同时，他提醒公使这种回复会引发华人的抗议。

　　随后，法租界巡捕房拒绝各团体联合会在尚贤堂召开集会的申请。9月3日各团体联合会在公共租界召开孙中山欢迎会筹备会，被巡捕以“带有政治性、违反工部局章程”为由禁止。9月8日各团体在华界召开筹备会，又被何丰林强行解散。原定于9月9日的孙中山欢迎会夭折。

　　孙中山欢迎会的搁浅再次反映了租界当局的疑忌心理。英法两国政府不承认南方政府和孙中山总统身份的合法性，因此禁止租界民众以欢迎政治领袖的规格接待孙中山，以防招致北京当局的不满。

　　欢迎会夭折后，各团体要求取消外国人的司法特权并收回会审公廨。1922年12月公共租界警务处指出，报纸上有关收回会审公廨运动的宣传达到顶点。这些行动或是在孙中山的鼓舞之下发起，或是直接由孙中山的亲信和追随者发动。韦礼德认为此事代表了华人民意的动向，颇值得关注。孙中山的到来与租界原本的政治议题相联系，助长了华人的抗争热情，给租界当局造成困扰。这证明德赉沛的担心并非多余。

　　租界当局对孙中山联俄联共倾向的初步观察

　　孙中山避居上海期间加速整顿国民党组织，频繁与中共、苏俄和共产国际往来，被华洋当局视为潜在的威胁。

　　1922年8月9日法租界以涉嫌参加共产党和策划罢工之名逮捕陈独秀。孙中山抵达上海时正值陈独秀案审理期间，德赉沛强烈怀疑两人存在合作关系。

　　8月22日中共杭州会议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国共合作，随后李大钊面见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9月13日报载陈独秀被列入改进国民党方略起草委员会。9月14日《民国日报》发表《国民党主义并无变更》一文，表示国民党仍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为纲，并不因陈独秀的加入而改变。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一期刊登陈独秀的《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批评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论，与孙中山的政见暗合。另刊有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重申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国民党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这些公开信息加剧了租界当局对孙中山与中共关系的怀疑。英国驻沪总领事向公使汇报时认定陈独秀和孙中山的联合已正式公开。

　　9月17日《北京周报》刊出对李大钊的专访。李大钊承认与孙中山的会面，并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一是反对联省自治，二是改组国民党，扩大工人基础，唤起民众觉悟。基于上述公开信息，9月18日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孙不顾他的一些追随者的反对，仍谋取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支持。”

　　9月22日香港《士蔑西报》爆出孙中山与前德国驻华公使辛慈的密函，显示双方策划以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基础组建中德俄同盟，拟派激进党人来华活动等等。9月28日法国驻沪机关报《中法新汇报》刊出题为《孙博士，一位亲德的布尔什维克》的评论，谴责孙中山与“法国两个最大的敌人”德国和苏联结盟。呼吁彻查孙中山联德联俄文件的真实性，“如果那些文件被证实，那么就采取司法程序，因为孙中山在上海已经造成并还将造成极其复杂的难题”。随后孙中山接连发声，称所谓密函系伪造，强调赞成中德俄建立平等邦交。10月份公共租界警务处绝密报告显示，孙中山的美籍德裔顾问林百克被派往柏林执行秘密任务。警务处还观察到，“每天出现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海生活》专栏上支持孙中山的宣传，证明布尔什维克正热切帮助孙中山”。《字林西报》刊文称国民党已几乎等同于共产党。10月31日孙中山借《字林西报》采访之际反驳称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党员“没有接受共产主义作为政治信仰”。11月初孙中山继续发文，重申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绝非国民党的政策，反驳外界称其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言论。

　　针对联俄联共的指责，孙中山不断在舆论中加以澄清。此外，孙中山口头上已不再提及武力统一，而是呼吁南北和平统一，更是从未直接操纵工人运动和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孙中山的言行没有破坏与法租界当局建立的默契，法租界当局没有任何理由驱逐孙中山，但租界当局和外侨舆论对孙中山的猜疑心理始终存在。随着1923年1月苏联代表越飞访问上海，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租界当局对离沪返粤前夕孙中山政治动向的研判

　　1923年1月18日越飞拜访孙中山，随后进行了三天会谈。租界当局获知会谈的部分内容：苏俄在财政上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孙中山一党在取得中国政权之后，保证承认苏俄并与苏俄结盟。

　　1月27日孙中山和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声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不适用于中国。越飞表示理解，认为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统一和独立，愿意援助孙中山的事业。法租界当局未做任何评论。公共租界则认为宣言证明“国民党与布尔什维克的友好关系进一步明朗”。英国总领事巴尔敦建议法租界当局驱逐孙中山，遭到韦礼德拒绝。

　　1923年1月陈炯明在广东败局已定，孙中山返粤一事提上日程。1月5日和7日，孙中山接受采访时称一旦回到广州，不拟恢复南方政府，重申和平统一的决心。

　　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呼吁各方在裁兵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将《和平统一宣言》与一天后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对读可知，孙中山的联俄之举，一方面有望以借债裁兵实现和平统一。另一方面，一旦北洋当局不愿响应，俄援即为军援，仍可与北方抗衡。当时孙中山在公开言论中更重视前者。

　　《和平统一宣言》得到段祺瑞、黎元洪、张绍曾、赵恒惕等各方政要的积极响应和舆论的好评，进一步提升了孙中山的政治号召力。不过却受到中共的批评。1月31日《向导》刊发蔡和森的文章，建议孙中山放弃对军阀和列强的幻想，尤其反对孙中山向友邦借款裁兵的主张。

　　2月14日韦礼德获悉孙中山将于次日离开上海后，致函法国公使，不仅未对《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评论，而且对孙中山“联俄”只字未提。他向公使表示“孙中山位于莫利爱路的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内阁”，他目前的声望是“前所未有的”。他承认孙中山的思想中包含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倾向，但并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与法方相比，英国与孙中山的积怨颇深。1923年1月孙中山有意改善与英方的关系，为重返广州做准备。1月11日安排秘书陈友仁拜访巴尔敦，称孙中山欲采取一切措施赢得英国的同情。这一示好举动并未消除巴尔敦的敌意。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对孙中山的态度差别颇大，这主要源于孙中山与英国的关系长期紧张，加之巴尔敦敌视中国革命。韦礼德告诉法国公使，巴尔敦既多次请求法租界当局驱逐孙中山，又非常害怕孙中山一旦返回广州对英国不利。韦礼德同样忌惮孙中山与民众的结合转化成反帝风潮。另一方面，他又为法租界当局容留孙中山避难感到庆幸。他指出孙中山回到广州定会策划反英运动，而法国则可置身事外。尽管如此，韦礼德提醒公使不要期待孙中山亲法，因为“他不喜欢法国人，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他的民族主义话语中影射受我们保护的越南人为‘奴隶’”。因此，韦礼德建议法国政府要严防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向法属印度支那输出革命。

　　结语

　　孙中山避居上海半年多期间，租界当局对他持猜疑忌惮的态度。英国人始终怀疑孙中山的革命意图，敌视其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离沪返粤之际，英国领事开始担心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群众性抗英运动。法租界当局则一度怀疑孙中山一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坚持武力统一南北的意愿，但迫于孙中山的政治形象和舆论压力，遂以不得从事革命活动为条件，允许孙中山在法租界内居住，双方的默契由此而生。随着孙中山因呼吁南北和平统一而声望日隆，法租界当局对他的社会动员力和政治号召力更加忌惮，唯恐成为中国民众运动的标靶。正由于法租界当局的疑忌以及孙中山始终没有打破双方的默契，促使法国领事不愿追随英国采取对孙中山的敌视态度，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平稳度过广州事变造成的政治危机。

　　（本文原载《近代中国》35辑，全文1.2万余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