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3日，上海国民党《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都在本报头条位置刊载了“‘京沪阴谋暴动案’主犯王葆真在沪就逮”的消息，因同案先后被捕者,在沪宁即达30余人，其中，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3人，于同年5月9日，就义于上海闸北公园。吴、肖两位是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地下民革工作。这一案件，曾轰动一时。这是中共领导下，当时沪宁地下民革组织，为迎接解放军渡江策动的一次起义工作。我们3人是该案的直接参加者（刘、许两人被敌人逮捕，梁赴港向民革中央汇报案情）。虽然时隔30余年，但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现就我们亲身经历并参考当时有关档案，作如下叙述。

　　从沪宁地下民革组织说起

　　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后，民革中央常委兼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奉派来沪，建立组织，开始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同年6月，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会）在沪正式成立。王葆真任主任委员兼管南京民革工作。委员有吴荣、许卜五、梁佐华、任廉儒、李国珍、林漆非、刘云昭等16人。其中，梁、任两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参加民革工作。下设秘书、组织、宣传、联络等工作组，其中，梁佐华、许卜五负责组织工作。另设民革南京分会，以孟士衡为主任委员，胡勤业为副主任委员，孟士衡经常来上海联系工作，接受王葆真的领导。南京方面的负责同志还有夏奉瑛、刘海亭、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等。

　　当时，王葆真先后住在上海八仙桥龙门路永川医院和湖南路261号，就以他的寓所作为主要联络处，如有重大事情，在此商议。此外，也利用成员的工作单位和住家开展活动。如，国民党上海特别市财政局（吴荣任该局田赋科科长）、川盐银行华山路办事处（任廉儒任该处主任）及梁佐华的家里，先后作为对内联络处。临工会委员和各组负责人都是义务职，有的脱产工作。一切地下工作的活动经费，也都由各人自己负担。

　　临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社会联系、组织发展、搜集情报、对外宣传等工作，其中，以策反起义工作为重点。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工作的危险性很大，所以除了必要的集会以外，成员之间都采取“单线联系”方式。临工会成立之初，首先翻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民革中央一九四八年元旦成立宣言》及李济深主席《告革命同志、战士书》,分别交各成员秘密散发或投邮寄发。

　　“京沪暴动”的策划和被敌人破坏

　　1949年3月报上刊登的“京沪暴动案”，实际上是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的起义计划，是在中共领导下（有4名地下党员参加地下民革）和沪宁地下民革组织领导人王葆真的策划下进行的。其布置计划如下：

　　南京方面：以刘海亭、马广运为主要力量。刘、马两人均为地下民革成员，刘是南京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官兼首都警察厅北区警察局局长，指挥军警8个团。马是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局长，该局处南京中心，位置重要。刘、马两人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同学，私交至深，所以南京地下民革组织派他们两人负责这项工作，准备在南京发动公开暴动，籍以破坏敌人的心脏，扰乱和动摇敌人的军心；同时，准备运用各人所联系的国民党军警部队，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革南京分会于1949年2月5日在吴士文家中召开紧急会议，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所派代表王虎臣也参加会议。会上拟定了6项计划：

　　①控制南京明故宫飞机场，由吴士文和王鼎臣负责。吴士文系中共地下党员，兼任民革南京分会宣传委员。凡是该会在南京所张贴的的布告和散发的传单，都出自他的手笔。②策动驻在南京的国民党军警起义，分别切断交通干线。③扣留国民党政府重要头目，规定由刘海亭和马广运二人负责。当时，国民党重要部院都设在北区。国民党重要头目李宗仁、何应钦、张群、谷正纲等人的住宅也在该区。所有这些住宅的警卫人员，统由刘海亭派遣指挥。计划要求控制这批国民党要人的住宅，发动起义时，扣留这批要人并移送给人民解放军。④和⑤为：如果南京出现真空时期，则准备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之下，协助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暂时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财产，免遭破坏。⑥接应人民解放军渡江。民革南京分会曾派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前往江北，谒见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洽商渡江计划。（此6项计划，1949年5月10日在上海《申报》“孟士衡等昨执行枪决”新闻中曾有所披露）

　　上海方面：亦积极准备，配合行动。①民革上海地下临工会决定成立两个策反起义行动组，以王之师担任第一行动组组长，冯永发担任第二行动组组长。王、冯都是地下民革成员，他们是国民党军校同学，密切配合，进行工作。王之师原是南京政府国防部人事科长，调到上海后，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升任作战处处长，他将国民党《保卫大上海作战计划》和兵力布置情况，通过王葆真转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解放前夕，汤恩伯、陈大庆给王之师下了三道“手令”，命令王之师炸毁苏州河桥梁和黄浦江码头。王和冯永发秘商，藉词调开驻守在白渡桥附近准备炸桥的工兵营，千方百计拒绝执行伪令，保存了国家财产。解放后，王之师把汤恩伯的这3张“手令”，交给了人民解放军第31军政治部吴东昭部长。②民革上海地下临工会委员李国珍及其兄弟李泽龙，以国民党军校同学关系，策动长江口崇明和吴淞附近驻军，待时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李泽龙奉命率领部队到了台湾，曾担任“台湾省防卫司令部”两个要职，派回大陆后，最终率部在四川起义。③策动刘昌义起义。刘和地下民革的联系，始于1948年10月。彼时，王葆真住在上海八仙桥龙门路永川医院，乔装病人，利用医院为秘密联络处。该院院长王振川和王葆真是老朋友，关系很好，同情、支持革命，掩护王葆真，把他作为“病人”收容下来并妥为照顾。刘昌义是由老朋友刘云昭（汉川）引荐给王葆真的，当时刘云昭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地下民革上海临工会委员，他和王葆真、刘昌义都是多年深交。他们三人在永川医院秘密恳谈。王葆真帮助刘昌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向他解释中共对国民党人区别对待，立功受奖的情况；宣传民革的性质、任务和当前形势以及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解除了刘昌义的思想顾虑。据上海民革老档案记载，刘昌义遂于1948年11月16日参加了上海民革临工会。刘昌义参加民革后，积极准备起义，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刘昌义此时为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总司令（1945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和第五十一军军长），先后驻防上海郊围地区常州、崇明，往来于上海。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陈大庆逃走前，为找替身，让刘昌义当上了上海警备副司令，旋升为司令。上海解放战争时，刘昌义率部在苏州河北岸起义（其间，因王葆真被捕，关系中断，故推迟起义时间）。当年指挥上海战役的人民解放军聂凤智军长在一篇文章中，对刘昌义起义有一段记载，并说“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不会忘记”。（见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下册。1984年第10期《上海支部生活》上亦有一篇文章《发生在解放大上海中的故事》，也讲到陈毅司令员“接受刘昌义就地起义”）

　　上海方面，还有地下“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开展的革命活动。1948年9月，由民联成员田竺僧（公开身份为南京中央商场总经理）介绍，刘海亭、崔恒敏、马广运等均在南京参加了地下民联。他们3人，都是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同学。为配合上海方面的工作，南京地下党人田绥祥（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指派崔恒敏利用社会关系，打入上海市警察局，担任驻卫总队副总队长、代总队长，其手下有8000多人，分布于全市各机关、各工厂等单位。在上海，崔恒敏在中共地下党人任百尊、田云樵领导下工作。当时民联领导人陈铭枢、郭春涛，住在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是吴克坚。1949年2月下旬，刘海亭奉陈铭枢、郭春涛召见，来到上海汇报请示工作。刘和崔恒敏一见面，就热烈拥抱，互相约定，等南京的枪声一响，上海就发动起义。后因王葆真、孟士衡、刘海亭、马广运等被捕，崔恒敏乃于上海解放时，在任百尊、田云樵领导下，率领员警起义。受军管会委任，继续担任副总队长职务。

　　“京沪暴动案”是如何被敌人破坏的？南京的6项计划拟定后，正积极准备，待机行动，并由中共地下党员吴士文（参加民革工作）过长江和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联系，又和江淮军区第一军分区派来南京工作的曾善述取得联系。就在这个时候，南京地下民革组织被敌人破坏。其经过是这样的：吴士文家住在南京光华门大光新村，这是南京民革分会的联络处，孟士衡等人常在这里聚会。同院住有一个国民党特务秦范五，他在“首都卫戍司令部”稽杳处工作，见到邻居吴士文家里往来的人，产生怀疑，就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向敌卫戍总司令部告密。盂士衡由南京到上海，准备向王葆真汇报行动计划时，首都卫戍司令部又派上校随员马志清跟踪前来。由于这个线索，民革沪宁两地的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纷纷被捕。在上海方面被捕的有王葆真、孟士衡、许卜五、吴荣、张克强、许志远、王履和、林涤非及樊崧甫、沈士荣等十余人（上海地下民革临工会16名委员中，被捕者8人）。在南京方面被捕的有刘海亭、夏奉琪（女）、马广运、吴士文、肖俭魁、马骏铭、王鼎臣、周臣千及北区、中区两警察局警宫十余人。肖俭魁系中共地下党员，他所在的国民党宪兵团通讯连下级军官和士兵十余人也被株连扣押。孟士衡之妻秦秀卿，亦被软禁失去自由。

　　民革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胡勤业，因逮捕时不在场，免遭于难。上海临工会委员梁佐华和任廉儒因国民党特务追查迫害，潜往香港，向民革中央汇报王葆真等人被捕情况，从事营救工作，由民革中央主任秘书吕集义接待，并与中共华南局接上关系，继续进行策动国民党第72军军长郭汝瑰的起义工作。华南局潘汉年派张建良同我们接头。解放前夕，郭汝瑰起义。

　　王葆真等人在狱中的情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葆真由重庆到了上海，与“周公馆”取得联系，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周指定杨琼与李济深、王葆真负责联系军事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港成立后，王葆真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兼军事特派员；并被派从香港来到上海，展开民革地下工作。

　　王葆真是1949年2月24日深夜在上海山海关路安顺里徐锡驹家里被捕的，先后被捕的还有徐锡驹等人。他们起初都被关押于威海卫路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部牢房。后来，王葆真被移解到提篮桥监狱警察医院5楼，其他几个则分别转押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黄浦区警察分局。

　　在狱中，同志们虽经国民党特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但都忠贞不屈，而尤以王葆真表现更为突出。当时，王已近70岁高龄，在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部时,经过两次刑讯，被打得遍体鱗伤，但对京沪暴动案承担了一切责任，并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军事问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与别人无关。”国民党特务见到用硬的一手得不到口供，便施展软的一计。3月3日下午，特务伪装为李宗仁的代表，前来探监慰问，并对王葆真说：“我姓杨，天津人，从前在延安抗日大学读过书，目前在法院做法官。这次是李代总统派我来的。国共两党正在和谈，政府准备释放一批政治犯，请你开列与中共有关系的人员名单，以便一一释放。”这个特务同王葆真纠缠了3个半小时，但是王葆真知道这是敌人的阴谋诡计，绝口不吐一字，弄得这个特务无可奈何。

　　王葆真在狱中，受尽苦难，伤势严重，饮食不进，生命垂危，但仍坚持斗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发动内战，祸国殃民。在狱95日，他写诗百余首。他说：“在沪入狱，观察敌特，必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乃留诗几篇，说明我们革命的意义，便好与世长别。”他富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牺牲，视死如归。其诗云：“临难毋苟免.舍身贵取义”“闻道夕可死”“横刀何足惧”“况我年七旬，古稀堪傲世”，“人视囚狱辱，我视光荣极”。再如《残年》诗：“恐负残年未敢衰，牺牲当愿站前排，深惭七十无功穗，空向人间一度来。”王葆真在狱中，常以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励，并在诗中说：“正气歌留文信国，霸才囚系管夷吾。死生荣辱浑无事，立地参天大丈夫。”“精神早破死生关”“下狱何须问死生”“愿为人民受苦难，愿为众生入地狱，愿为无名英雄冢上树，护风护雨护忠骨。”浩然之气，溢于言表。

　　在南京的监狱里，同志们也在对敌人展开斗争。国民党特务对刘海亭、马广运等人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但他们不为所屈，始终不吐口供。刘海亭还提出抗议说：“我是警察局局长，你们为什么要乱抓人？”敌人为千方百计地找寻人证，将孟士衡一度押至南京，与刘海亭、马广运对质。问孟士衡：“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孟士衡神色不变，从容答道：“我不认识他们，不知他们叫什么名字。”敌人又问：“你们是什么关系？”孟士衡说：“根本不认识，毫无关系。”由于查不出证据，刘海亭和马广运两人乃幸免于难。

　　多方营救和三志士的牺牲

　　王葆真以京沪暴动案被投入监狱后，获得了各方的营救。周恩来同志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分别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王葆真。李济深主席还亲笔写信给南京李宗仁的代表黄启汉，请其转告李代总统，恢复王葆真的自由。王葆真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南京的国民党元老也为他讲话，他的一些至亲好友也参加了营救工作。王葆真有个女儿，名叫王振琳，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助教，惊闻父亲系狱，就从南京赶至上海探监，得不到狱卒的许可，当场昏厥于门外，经路人抢救，始获苏醒。3月9日，王振琳上书李宗仁，要求代父入狱。该信在上海《大公报》刊出后，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国内各报竞相转载。王葆真在敌警备司令部第一大队时,被关押于一号牢房。3月12日，隔壁三号牢房里的一位难友从墙缝中塞进了《大公报》的一角。王葆真得知女儿要求代父入狱的消息以后，老泪纵横地说：“余自入狱，未尝动心，闻振琳营救，忽然悲泣”，并写下了一首诗：“木兰从军代父征，缇萦上书代父死。尔今书请代入狱，父闻心悦转悲泣。我视死生无重轻，被拘入狱不惊异。胡为闻报独伤情，儿女岂短英雄气？”

　　由于各方的营救和舆论的压力，而且当时正值和平谈判之际，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和平姿态。李宗仁和何应钦电令上海将王葆真等人解送南京。但在沪的军统特务拒不执行，而对外则伪称已经解往南京，并在《商报》上发表假造的消息，说“阴谋暴动颠覆政府巨案，主犯王葆真、吴荣、许卜五、林涤非、万行浩等自淞沪警备司令部在沪拘捕后，业经侦查终结，并呈奉国防部批示，于本月（4月）2日正式由沪转解赴京与首都卫戍司令部破获部分并案办理”云云。1949年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汤恩伯批准，将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下午3时临刑前，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孟士衡从容执笔，写下了最后的遗嘱：“秦秀卿贤妻鉴：我为革命而成仁，死无遗憾。结婚七载，诸多负汝，尚请鉴谅。汝可改嫁，善自珍重。”写完掷笔，英勇就义。孟是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肖、吴两人是与地下民革联系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血流在一起。据上海《新闻报》1949年5月10日载称，“孟士衡、吴士文各中三枪毙命，肖俭魁中四枪气绝”。可见死事之烈。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王葆真亦于同日被判死刑，由于各方营救，暂缓执行，得以幸存。5月27日上海解放，由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铭枢迎接他出狱。6月17日，李济深主席电邀王葆真去北平。18日夜，他与民盟主席张澜、民盟中央委员罗隆基等同车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政法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1977年12月2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8岁。1978年1月8日，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主持，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致悼词，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参加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等同志敬献了花圈。王葆真的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作者皆为“京沪暴动案”亲历者，本文原载于《王荐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