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亦斌（1912—2012），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第一总队总队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公安局社会处干训班副主任，上海食品出口分公司经理，民革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1949年4月7日，贾亦斌在浙江嘉兴率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学员起义。其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逼近上海。嫡系新军三千子弟反戈、釜底抽薪……此文成稿于20世纪90年代，真实记录了他参与起义的过程。在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刊登此文，以示纪念。

　　心向共产党

　　1948年，我任国民党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眼看国民党种种措施不得人心，搞得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同时，人民解放军解放济南形势对国民党更为不利。因此，我对国民党彻底绝望，决心投向共产党。

　　这年10月20日左右，我回到南京，开吉普车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7期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同志到中山陵半山上密谈。我说：“国民党根本没有希望了，准备逃之夭夭，你看我们怎么办？”段说：“要自己抓武装才有办法。光依靠杂牌部队，不行。”我同意他的观点，并初步商量自行组织武装的计划。

　　这时，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林蔚见济南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各大战场都很吃紧，预感局势不妙，把我找去，商量要在长江以南组织30个新军，准备作战，并说兵源尚好征集，但没有干部，问我预备干部局能召集多少干部。我答：青年军第1期复员的授予预备干部共有76000多人；在嘉兴、杭州、重庆、汉中等地办了4个青年中学，学生近10000人；南京、镇江等地要求就业的预备干部也为数不少。如能把这批预备干部动员召集起来加以训练，至少10000人是不成问题的。我并自告奋勇提出，愿负责动员、召集和训练，但要解决编制和装备才行。林蔚听了很高兴地说：“你要什么，尽可能满足你。”并决定先成立一个总队，以后逐步扩充；训练时间为3个月，学员享受准尉待遇，毕业后分配到新军任排、连长。于是，就成立了预备干部训练总队第一总队，由我兼任总队长，驻扎南京孝陵卫原陆军大学校内，开始训练。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1月23日，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国民党国防部根据他的指示，把南京的伞兵部队开到安亭，预备干部第一总队开到嘉兴。1949年2月，预干总队到嘉兴后，扩充为陆军预备干部训练团，我仍担任预干局代局长兼团长又兼第一总队总队长。

　　第一总队的干部大部分是我的老部下，其中不少是被解放军俘虏教育后释放回来的，对于共产党的政策比较了解，而且有亲身体验。国民党对这些人感到头疼，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曾在一次参谋部会议上，主张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并说：“如不杀掉，将来亡国就亡在这批人身上。”与会人员多数不同意，因为这样做，可能引起这些人的家属和亲友们的强烈反对，会闹出乱子。因此，会议决定，把这些人送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即所谓“洗脑”）后，令其自谋出路。我趁机收容了一批，之后他们大多成了起义骨干。

　　为了有利于起义的进行，第一总队决定不设政工人员，改设辅导员，由学员选举产生。团部在上海设有办事处（今陕西北路128号），主要用于和地下党联系，并筹备起义后勤事宜，由李达祥、吴文简、张维等分别负责。

　　3月15日，我从嘉兴回到上海，住在吴宫饭店，发现前门已布有特务，就从后门出走，赶赴宝山路段伯宇同志家，研究起义后的行动路线。当时，原定趁预干总队奉命乘轮船开赴福建之际，一出吴淞口，就发动起义。后来考虑到伞兵第3团计划开赴鼓浪屿时，在吴淞口外起义，如果我们先这样做，必然会给伞兵团起义带来极大困难。因此，我向党组织提出，我们在嘉兴起义，伞兵第3团在上海起义。

　　4月2日，李正文同志向我传达了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决定预干总队在嘉兴起义，经莫干山向天目山挺进，与苏浙皖边区游击队联系，策应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预定起义日期为4月15日，起义后可用“苏浙皖边区民主联军”名义活动。

　　我接到指示后，极为兴奋，即于当日午夜，偕同副官孙效武到上海西站，在混乱中从窗口爬上火车。3日凌晨抵达嘉兴，在车站旁一家小旅馆歇了一下，然后移居北门外钮家滩一个老百姓家隐蔽起来，每天与总队骨干策划起义，制订行军路线。一面派刘汝沧按照预定起义经过路线去绘制地图，一面派人与地下党指定的朱专员联系，派人到上海催修无线电收发报机，并请张文藻同志将以上情况向上海地下党汇报

　　果断发动起义

　　4月6日晨，黎天铎得悉我到了嘉兴，在晨操时对大队长李恺寅说：“听说贾局长到了嘉兴，你一定晓得。”李答复不知道。黎采用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从早上6时一直追问到下午4时，想从李口中探得我的住处，并假惺惺地说要来看我。李坚不吐实，并设法摆脱了黎的纠缠，在下午4时半奔至我住处告诉我：“黎天铎已经发现你到了嘉兴，事情已经暴露。怎么办？”我对李恺寅说：“请告诉各大队立即准备起义，并告知黎天铎不要来看我，我去看他。”我决定入夜以后，到总队部同黎谈判。如果谈得好，明晨以演习行军名义出发，争取用一天时间，安全突过嘉兴、湖州之间的一带湖沼；谈得不好，就把黎天铎杀掉，立即宣布起义，连夜出发。

　　天色垂暮，李恺寅派了十几名学员持枪来接我。到西大营后，操场上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干部学员们已拿起武器，整装待发。见到我，纷纷前来握手，气氛紧张热烈。我立即同学员们一起到黎天铎的办公室和他谈判。学员们同他评理，他不肯行动，到午夜12时，还是相持不下。我看时间不能容他再拖，就明确告诉他：“是共产党叫我来的。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把我送到国防部，可以升官发财；第二条是跟我们走，下令行军，到莫干山演习，限你考虑五分钟答复。”这时，学员们有的把刺刀指向他的胸膛，有的把手枪对着他的后背。他见势头不对，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长官，你带的路不会错，我听你的。”这样，他才拿起笔来，下令“行军演习两天”。

　　不久，西大营两个大队很快集合，东大营的一个大队也集合向西大营来了，第13中队的队长林荫（黎天铎的亲戚）趁学员熟睡之际，手持冲锋枪进行弹压，对着睡在地板上的学员们大声喊叫：“谁也不许动，谁敢动就打死谁！”学员们被他惊醒，但都不敢动。只有第16中队（政工队）不少学员不顾威胁，跳下楼来参加起义。这时，东大营响起了少数枪声和手榴弹声，我即亲自带了两个中队到东大营外边把他们围住，以免林荫带队出来尾随捣乱，并要黎天择命令林萌把队伍带出来，但此时林荫已不服从黎天铎的指挥。相持了近3小时，天快亮了，我命所有部队迅速离开嘉兴，我带队断后。天亮后起义，部队离开嘉兴，下午5时许抵乌镇，在乌镇附近集合。

　　4月7日夜间，我们在乌镇分三路突围：

　　第—路，我率领三四百人，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转移到双林镇，继而到菱湖。

　　第二路，由预干团第一总队辅导组组长刘异率领千余人，10日到达离莫干山15里的三桥埠，当晚突破敌人防线，冲上莫干山。当时大雨滂沱，学员衣履尽湿，加之一两日未曾进食，空腹行军，疲惫不堪。国民党武康县县长兼莫干山管理局局长王正谊，见我们队伍上山，假装欢迎，招待膳食，安排住宿，稳住起义部队，暗中却派警察下山通报驻军赵荡辉部。午夜，赵部开上莫干山，封锁主要山口，将学员住所层层包围。11日凌晨，迫令缴械。起义部队仓皇中无以应对，有700人缴了枪。后闻浙江省政府主席周喦还亲自接见了这个王正谊，嘉奖他“应对有方”。

　　第三路，由预干团第一大队队长李恺寅带了几百人冲到德清、武康一带。国民党对起义部队实行所谓“抚剿兼施”，曾派出青年救国团（特务武装）20多人，向起义部队喊话“你们不要受贾亦斌的骗，不要受共产党的骗，你们回来，贾亦斌有野心”等等。他们喊，预干总队学员就向他们打枪，打伤了一个，他们还是喊。除了极少数人被他们骗走外，绝大多数学员边打边退，跟随着李恺寅来找我联系。

　　4月9日晨，我们在双林镇附近会合。从8日开始，国民党即用飞机侦察，机关枪扫射，散发传单，从起初的八九架逐日增加到12架，自晨迄晚在我们头上盘旋。在此形势下，我们必须突过京杭国道进入天目山区，才能与中共游击部队取得联系。但京杭国道上有国民党第36师以汽车机动巡逻，防堵严密，我们就利用夜间行军，在11日黎明到达京杭国道边缘。我们决定出其不意，冒充第36师的一个团，由我伪充“袁副团长”，从城边通过京杭国道。

　　那天凌晨，部队开抵吴兴南门外道场山，但浙江省保安团已先占领了对面山头。我们对着他们喊：“我们是36师追剿嘉兴叛变部队贾亦斌的。”他们便信以为真，由保安团总务科长颜修汉率领两名士兵下山来同我们联系。待他走近，我们命令他“把枪放下来！”并以手枪指着他。要他把山上的保安团队喊下山来。他无可奈何，只得向山上喊：“是自己人，你们下来吧！”保安团下山后，我们就迫令他们缴枪，并为我们筹集一些粮食做饭，还搞来大批船只，使我们从吴兴城南平安渡河。

　　寻找党组织

　　4月14日，国民党派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副局长徐思贤（军统特务）、国防部胡组长和浙江省警备总司令部马科长等到嘉兴处理预干团起义的“善后”问题。当时起义人员，一部分在战场上牺牲了；一部分在途中失散了，有的在杭嘉湖一带打游击；大部分（2239人）被俘，押回嘉兴原地。徐思贤把他们重新编队，派欧阳钦任少将总队长，番号“正义”，代号“3847”部队（意思是要他们记住民国38年4月7日这个所谓“叛变”的日子）。这个部队被禁锢在嘉兴东、西大营中，不准与外界接触。林荫因为破坏起义有功，由中队长连升二级，担任大队长，只有他所属的中队配有武器，用以监视被俘学员所编成的几个大队。

　　4月下旬左右，这支部队先开到广州，再到漳州，最后被编为厦门要塞守备部队。在开拔途中，原起义学员对欧阳钦不满，捡石头砸他的车厢。持枪的那批守卫人员，竟把有的起义骨干投入钱塘江，但有不少人沿途跳车逃走。抵漳州后，欧阳钦等进一步进行清查，凡与地下党有联系嫌疑的和与我关系较好的如李德厚等人，竟在一个深夜里被他们活埋了。

　　1949年4月，国防部预干团第2总队的干部学员，由于受到第一总队在嘉兴起义的影响，情绪激昂，提出“向第一总队看齐”的口号，酝酿武装暴动。国民党驻重庆警备司令、军长余锦源极为惶恐，派部队至复兴关武装包围，迫令缴械、解散。

　　第一大队队长李恺寅在和我分开后，被包围的敌人扣留，辗转脱逃，从常州渡江，到了苏北解放区，向华东局有关部门汇报了情况，并随同大军渡江，我们在丹阳见了面。

　　流散在苏、浙一带的预干总队起义干部学员，为数不少，他们分别组织零星武装，继续寻找党组织。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部门派李恺寅到那里去寻找和收容起义人员后，分别送到上海公安部门学习并安排工作。他们多数参加了由我担任副主任的干部训练班。在第1期开学那天，华东军区兼第3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和市委书记、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同志等都亲临参加，陈毅同志还讲了话。学员结业后都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不少人参加了共青团，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