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光保护上海邮局财产斗争始末

　　王裕光(1900-1968)，民革党员。上海解放前夕，代理上海邮局局长，使邮政大楼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市邮局副局长、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上海邮政总局坐落于上海市四川路桥北堍，门牌为虹口区北苏州路276号，始建于1924年，造价为320万银元。大楼两侧为主立面，有贯通三层的简化科林斯巨柱，转角处顶部为钟塔，冠17世纪流行的意大利巴洛克式穹顶。整幢大楼为欧洲折中主义建筑形式的代表作，素有“远东第一大厅”之美誉。

　　上海解放前夕，为了保护好这幢大楼及邮政财产，前前后后发生的惊险往事，至今令人难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已迫在眉睫。为了使上海邮局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里，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邮局接管小组不仅要保护好资产、设备和档案，更重要的是使邮局在特殊时期保持正常通信状态。接管小组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认为代局长王裕光的去留是关键，于是，决定由中共地下党员戴孝忠负责做王裕光的工作。

　　王裕光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邮政工作，由于精通业务、推行新政，获社会好评和上级嘉奖，提前晋升。1949年3月，王奉命代理上海邮局局长。当时，他住在披亚士公寓。一天晚饭后七八点钟光景，戴孝忠乘车抵达披亚士公寓。来开门的是王裕光的夫人。她听说要找王裕光，就说：“对不起，他有事出去了，不在家。”第二天早晨8点钟左右，戴孝忠又来到王裕光家。见王后就开门见山地说：“王局长，现在是什么形势，你一定很清楚，上海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希望你保护好邮局的设备财产，保护好邮局的所有档案，包括放在四楼的邮政总局档案，不要让它们遭到任何破坏。”戴一边说，一边密切注意王裕光的神情。王裕光平静地说：“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在中共党组织的宣传教育下，邮局上层主管人员和工会理监事，绝大部分认清了前途，人心安定。代局长王裕光和工会理事长王震百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以局、会双方的名义，成立了护局委员会，王裕光任主任，王震百为副主任。为避免引起警备司令部的注意，护局委员会对外的公开名称叫消防队。消防队拟定了工作纲要，并以局谕发出号召，广泛吸收职工参加。纲要提出：“本队以保护局屋设备、资产、公物，并谋整个邮政安全为宗旨。”王裕光为消防队总队长，凌鸿钧、王震百两人为副总队长。下设总务、消防、防卫、交通、救护、供应六个组，组下设各个分队，其中不少共产党员都列为各组队的负责人。在这公开合法的组织中，各组队公开地进行值勤训练，女职工大多参加救护组，在懂医学知识人员的指导下，学习包扎救护。供应组还不失时机地购买了大米、面粉、咸肉、酱菜，存放在大楼里，以备值勤留守者食用。

　　护局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举行了消防和救护演习。消防队使用了救火的水龙带、灭火器等，救护队演习了对伤员的包扎护理。此次演习公开进行，参加人数又多，引起了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注意。他们派人来邮局追查是谁发起组织的。这时，王裕光出面承担责任，说明演习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和职工的人身安全，别无他意。来人看到是行政、工会负责人公开发起的，找不出什么岔子，便以此为词回去交差，以后就没有再来。

　　5月25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地区已获解放，国民党军队退至苏州河以北。邮局大楼被国民党一个通信营约200人占领。早晨7点以后，邮政大楼被完全封闭起来，所有人不能进出。王裕光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领导保护局产的斗争。为了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他专门安排人员守候在电话机房。

　　留守在大楼里的人员，根据演习时的要求和分工，有组织地先集中到地下室工作间。大家表示一定要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尽力保护好邮局的财产设备，绝不能让它受到损害破坏。之后，大家分头去各处观察情况。当发现国民党士兵在三楼南面窗口架设机关枪，要用枪托把大玻璃窗砸碎时，立刻上前劝阻，用工具把大玻璃拆卸下来搬走，放在安全处保存起来。国民党士兵还想把存放文书档案的柜橱拖来当掩体，职工也赶快把柜橱移到北面房间去，避免交火时被枪弹击破。

　　此时，思南路支局及其他支局，连同纠察队员共30多人，分成几个小队，佩戴人民保安队臂章走上街头，向路人散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告上海人民书》传单，并为解放军引路当向导，协助解放军维持治安，接收敌特机构和寻找部队临时宿营地。留守在大楼的职工瞥见南岸的高楼上升起了红旗，便将消息传给了大家，进一步鼓舞了斗志，使他们坚信红旗很快也会在这里升起。26日上午，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护局委员会除了护局，还要利用一切机会敦劝国民党官兵缴械投降，并告知全市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桥南的支局都开门营业，信函照常投递，只等邮政大楼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武器了。王裕光亲自带头做国民党军官的工作，同时安排留守职工努力做士兵的工作。大家分头找国民党士兵谈心，劝他们想想家里的老小在等着他们回去养家糊口，千万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了。当看到有的士兵乱投掷弹筒发泄怨气时，大家就上去劝告说，这会伤害无辜百姓，不要再投了。有些士兵想抢劫财物，闯到包裹房看有没有“油水”，就被守护的职工阻拦，指出里面都是信函包裹，说不定还有寄给他们亲人的东西，不能拿走。有的国民党士兵为了逃命，到处找汽车、找司机，因职工事先已有准备，留守的司机已把车辆轮胎里的气放掉，拉掉了点火电线，以致汽车无法启动。

　　到了26日下午，国民党政府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员指示，打电话给王裕光，要他向大楼内的国民党军队传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点决定：（一）停止战斗；（二）放下武器；（三）愿留下的予以整编；（四）不愿留下的资遣回家；（五）尊重他们的军人人格。限定投降时间不迟于当天下午4时。王裕光把这些决定和限定的时间，转告给大楼里的国民党军官，并和王震百等人做他们的劝降工作。但敌营长仍然抱有幻想，眼看离4点只差半个小时，王裕光不顾个人安危，率领护局委员会成员冲进营长办公室。这位姓邓的营长知道大势已去，立即缴枪投降。

　　“赶快向解放军发信号！”王裕光急忙道。此刻，时针正好指在了4点。

　　第二天晚9点，国民党这一营士兵在蒙蒙细雨中排着队离开了邮政大楼。经过两天两夜的护局斗争，邮政大楼终于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大楼内没有丢失一件邮件、损失一件设备或遗失一份档案，这可谓是战争中的一个奇迹。四川路桥也因邮政大楼的和平交接，而躲过了一场枪林弹雨。

　　1949年5月28日，由陈艺先主持华东邮政管理总局，上海邮政管理局隶属该局领导。接着，上海邮政开展了清点资产工作，并整顿组织编制，调整了原来的组织机构，市区的邮政支局和郊县的内地邮局直接由局长领导。军事接管工作于1949年11月完成，华东邮政管理总局任命陈艺先为上海邮政管理局局长，王裕光为副局长。1957年，王裕光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市委常委和上海市第四届政协常委。

　　目前，上海邮政总局大楼仍在使用，成为上海邮政史的见证。1989年9月，它被上海市政府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上海市对邮政总局大楼相关损坏部分进行了一次性恢复性大修和加固，同时利用邮政局大楼中庭、天台和部分楼面改建成上海邮政博物馆。2017年12月2日，大楼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