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和轩（1901—1986），历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等。

　　张汇文（1905—l986），历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市政协常委、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会顾问等。

　　洪瑞钊（1906—1996），曾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等。

　　上海解放前夕，武和轩、张汇文和洪瑞钊等53名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于上海起义、迎接解放。此文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真实记录了他们起义的背景和经过。在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报特刊登此文，以示纪念。

　　我们是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在上海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当时，参加起义者共53人。现将我们53人起义的背景和经过，就记忆所及，追述于后，以供文史工作者参考。

　　立法院内的和平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以求得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但国民党统治集团违反民意，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退，立法院内部，多数人不满蒋介石打内战，主张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有些立法委员在院内建立了各种名称不同的小组织，如“民主自由社”“一·四俱乐部”“二·五座谈会”等，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潮流，与各地广大人民的反内战斗争互相配合，被当时新闻界称为“人民和平运动”。

　　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主和派的立法委员们与国民党死硬派作了种种斗争。例如：李世军在立法院会议上，提出“清查国家资产、清算豪门资本”的提案，得到许多立法委员的联署，也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欢迎。提案通过后，洪瑞钊搜集四大家族企业情况的资料送交李世军，李于解放后送给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张汇文建议召开全院座谈会，讨论政治形势，以期造成有利于反对内战，促成和谈的良好气氛。因此，院中多次召开过座谈会，还拟定了具体的和平方案。

　　还有许闻天联合杨玉清等人建立地下组织“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用实际行动反对内战，结果许闻天被汤恩伯逮捕。消息传来，全院大哗。按照国民党宪法规定，立法委员未经立法院同意不得逮捕，汤恩伯悍然逮捕许闻天是违反宪法的。武和轩等就以此为理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许闻天。而死硬派如杨公达之流，认为如今是“戡乱”期间，逮捕“人犯”可以不受宪法的约束。双方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主和派获得胜利，许闻天终于被释放出来。此外，如范予遂、武和轩、洪瑞钊、卢郁文、金绍先等委员，常常在大会上发表拥护和谈、抨击豪门的言论，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离开南京飞往北平，立法院主和派委员都到机场送行，预祝他们和谈成功。大家高喊：“这次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和平老人”邵力子大声疾呼：“国民党员要有承认错误的勇气！”邵力子的话，受到了在场立法委员们的赞扬。那天，但懋辛、刘不同、陈建晨、金绍先、张潜华、肖觉天等人，还在机场上发出了一项声明，题为《我们对于和谈的认识与态度》，其中指出：“历史是一面无情的镜子，由于国民党领导阶层远离了革命的本旨，所以便遭遇到它难以洗刷的创痛。”“我们既然受到这种惨痛的教训，就应当有勇气承认失败，重新领悟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感召，和中共诚挚地谋取和平！”

　　我们决定留下不走

　　4月20日，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被李宗仁政府拒绝。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南京顿时陷于一片慌乱之中。22日，立法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法委员及家属于当天晚上9时前离开南京，先到上海。当时，有运输机近10架停放于明故宫机场，自京至沪，往返运送。记得南京立法院交际科登记处的墙上还贴有布告：“各位委员，请不要犹豫耽误，快去登记飞机。”当时，在立法委员中，已有不少人在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府开始南迁之际，去了广州，也有很多人携眷去了台湾，在南京的尚有225人。

　　在南京的立法委员到了上海后，有些转赴桂林，有些飞往台北，有些转飞广州。当时，武和轩、张汇文、陈建晨、范予遂、洪瑞钊、葛敬恩、周伯敏、肖觉天等，则彼此分头联系，都表示要留在上海，决不南逃。

　　4月25日，李宗仁在桂林设立招待处，接待南逃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国大代表。李并嘱于振瀛等打电报给在上海的立法委员，电文中说：“德公（李宗仁）请你们从速赴桂，共商国是。”5月8日，李宗仁自桂林到达广州，嘱秘书长邱昌渭打电话给在沪主办英文《自由论坛报》的张汇文，请他转告在沪的立法委员赶快去广州，说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准备派专机来接（因为当时上海和广州间的民航班机已经停航）。张汇文在江苏路家中接到报社转来的邱昌渭电话后，即致电转告武和轩。两人商定，对广州来的电话，一概置之不理。

　　除了李宗仁的电报和电话以外，国民党社会部长谷正纲、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等，还在立法委员中进行游说，劝诱大家赶快去广州或台湾，并制造谣言，吓唬家属。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仍然决定不走。对于他们的来访，我们往往避而不见，即使见到了，也是托词回避，敷衍了事。我们这次起义的53名立法委员中，大部分留在上海，但也有一部分留在其他地方，如郑家俊在杭州，黄梦飞在安徽，薛明剑、孙翔风在无锡。

　　在此以前或与此同时，为了选择今后应走的道路，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或先或后都同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党派地下组织有过联系，如范予遂、李世军、许闻天、陈建晨、武和轩、张汇文、洪瑞钊等，或与李济深、邵力子、陈铭枢、郭春涛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保持接触，或早已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并多少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起义宣言的酝酿和发表

　　我们既然留下不走，以后怎么办？既然决心靠拢人民，要不要表示一下态度？这是当时大家思想上亟待解决的问题。4月下旬，南京解放前夕，李世军和李蒸先后来到上海，与原在上海的范予遂、武和轩、张汇文、洪瑞钊、葛敬恩等见了几次面，商议要不要表态。大家认为，眼下上海尚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他们企图在这里作垂死挣扎，我们要发表谈话和文章，都不可能见报，徒然暴露自己，有害无益，还是等待上海解放以后再说。

　　接着，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开始。汤恩伯和毛森等加紧执行镇压政策，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的每一个角落，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屠杀。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打算留在上海的高级官员和工商界上层人士，采取劫持手段，用武力逼迫他们离开上海，向南逃跑。因此，我们这些决心留下的立法委员们，有的冒着风险，避居最偏僻地段的亲友家里；有的深居简出，减少与外界接触。在这段时间内，大家彼此之间极少见面，都盼望上海早日解放。

　　5月25日，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全市市民载歌载舞，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我们也感到自己做了“自由人”，不必再东躲西藏。26日上午，住在苏州河以南的立法委员，多半不约而同地来到南昌路善庆坊10号，该处系民革在上海的联络地点。到场的，有陈建晨、武和轩、张汇文、范予遂、周伯敏、秦荣甲等10余人。接着，大家又到了葛敬恩家里，发现肖觉天等几人早已在那里了，于是，大家就兴高采烈地议论开来。

　　议论的主题仍然是要不要有所表示。秦荣甲主张立即表态，发表宣言；葛敬恩表示反对；肖觉天说大家留下不走，这本身就是一种表态，不需再作书面表示。双方意见分歧，后来，陈建晨说：“关于表态问题，一则苏州河以北尚未解放，有些人未见面；二则大家的意见尚未取得一致，建议请武和轩通过郭春涛（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之一）向中共组织请示一下，以后再定。”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都表示同意。

　　武和轩将大家的意见告诉了郭春涛，请他转达给上海中共领导同志。中共领导同志说：“这些朋友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他们没有走，留了下来，就很好。至于是否需要再以文字形式来表示态度，让我们研究并请示以后再说。”27日，苏州河以北地区解放。大家怀着欢乐的心情，又在葛敬恩家集会，除原来参加的以外，住在苏州河北的洪瑞钊、程元斟等也赶来了。武和轩汇报了郭春涛向中共组织请示的经过，于是关于是否要表态的问题暂时搁置下来。

　　6月间，葛克信从北平来到上海，他是南京解放前到达香港，再由香港转赴北平的。与他同来的，还有王艮仲。武和轩和张汇文特意回访了葛克信。葛说：“邵力子叫我带来了一个口信，周恩来同志说：‘在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朋友们，能够决计留下不走，我们很欢迎。他们应该表示一下态度嘛！’”接着，我们几个在上海的立法委员再次在葛敬恩家中集会。会上，葛克信传达了邵力子的口信，大家听了，极为兴奋。当场推定周伯敏、葛克信、肖觉天等人起草《起义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宣告：我们原国民党立法委员决心弃暗投明，与国民党反动派脱离一切关系。写好后，大家以姓氏笔画为序，签好名，寄给北平的邵力子，请他嘱咐在北平的立法委员也签上姓名，并加以修改，全权处理。邵力子收到宣言后，又请留居各地的立法委员陆续签名，然后送请周恩来同志审阅。

　　一个多月过去了，《起义宣言》一直没有见报。这时，葛克信刚巧再度由上海赴北平，大家托他顺便了解一下情况。原来，北平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邵力子收到上海寄去的宣言稿以后，就交给了周恩来同志的秘书。到了8月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同邵力子见面，问起国民党立法委员的宣言，怎么还没有送来？邵说，已经交给您的秘书了。后来，周恩来同志嘱秘书查出宣言原稿，亲自审阅。他对邵力子说，他同意宣言的内容，但为了醒目，最好由代表性较强的立法委员领衔。邵回答说：“这是按姓氏笔画为序的。”周恩来同志听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9月19日，新华社以电讯方式发出了《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第二天，国内各报都刊载了。

　　我们的宣言用中、外文向国内外广播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使逃往广州与台北的国民党当局极为震动。当时，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刚刚逃到广州，惊魂未定，人心惶惶，唯恐在广州的立法委员和军政人员闻风而动，动摇广州内部的军心和民心，无法支撑残局。这时，总统一职仍由李宗仁代理，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已经下台，由阎锡山继任。于是，他们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对我们53人下令通缉，并将我们中的国民党党员永远开除党籍。

（转载自《联合时报》201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