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贵堂（1891—1962），字荣阶，民革党员。曾任海关副总税务司，代理海关总税务司，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专员，并兼任江海关税务司和浙海关税务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兼海关管理局局长，民革中央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

　　我的叔祖父、著名爱国人士丁贵堂，是中国近、现代海关史上十分重要的人物，为中国海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回忆丁贵堂海关生涯以及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光辉业绩，尤其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并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为保护海关关产、档案、机构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新中国海关的建立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不仅是为了缅怀和纪念，也是对吾辈后人一次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鼓励华籍关员支持抗日斗争

　　丁贵堂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旧海关33年，新中国海关13年，海关生涯共计46年。1912年考入奉天政法学堂，不久转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这是一所培养海关专门人才的学校。191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1919年，在完成毕业见习一年后不久，年轻的丁贵堂调任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帮办，当时海关由洋人把持，存在严重的蔑视华人现象，丁贵堂对重洋轻华的种种行径极为不满，数度据理力争，并联合、发动中国职员与洋人交涉，终于争取到了与洋人享有同等房贴、煤贴等待遇，维护了华籍员工的权益。

　　1927年，丁贵堂奉调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科秘书，次年升任代理副税务司，之后，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会议上，他大声疾呼、各方奔走，终于使华籍员工在定级晋升中与外籍洋员享有同等机会的方案得以通过。

　　丁贵堂不仅业务精湛娴熟，而且为人正直、热情，富有正义感、同情心，敢作敢为，勇于承担责任，因此他在员工中有很高的威望。

　　1930年，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对丁贵堂的工作能力极为赞赏，提升他担任一向由洋员把持的汉文科税务司一职。当时，海关内部使用的主要文字是英文，外籍税务司在处理关务时采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实施办法，而且许多关务对华员严格保密，极为隐晦。丁贵堂上任伊始便组织人员将英文报关单据、统计报表及刊物全部翻译成中文，在所有单据、报表等重要文档中加列中文，打破了海关有史以来报表、单据用全英文的惯例，不仅方便华商使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洋人的霸权，提升了国家地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丁贵堂对日寇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他用各种方式发动华籍关员支持抗日斗争。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为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丁贵堂率先捐款，并且通电号召全国各地的海关华籍关员捐款。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全国海关华籍关员从1933年起，每人按月捐献薪金的5%，以一年为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丁贵堂不仅本人捐资2万元，而且发起全体关员爱国捐款，并亲自担任全国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长。当时，海关中也有不少日籍人员，在这样直面敌伪的环境下发动、领导抗日捐款自然要冒极大风险，然丁贵堂出于爱国热忱，从未有畏惧、懈怠。当时东北学生和爱国人士流亡上海数量很多，他不仅慷慨解囊资助，并且招待宁武、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进步人士居住家中，丁贵堂无所畏惧的爱国情怀和慷慨无私的气概，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奉命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海关总税务司署及时将进出山海关和长江各口岸的日军详细情况密报重庆国民政府。为此，丁贵堂于1942年3月与副税务司张勇年遭日本宪兵队以间谍嫌疑逮捕，然其临危不惧，不屈不挠，拒不认罪。一月后，因证据不足，日寇无奈，只好将其释放，并恢复其原职务。丁贵堂出狱后乃称病在家，遭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后由国民政府安排，以去北京看病为由，使其从严密监视的日本人眼皮底下成功脱险，几经转折，历时40天，于1943年2月抵达重庆。他的到来，使国民政府于重庆重新建立了中国海关。

　　1943年5月，梅乐和辞职，总税务司一职由美国人李渡接任，但因李渡当时远在美国，遂由丁贵堂代理总税务司一职。由于他功绩卓著，不久被荣升为副总税务司，这是中国近、现代海关史上华籍关员出任的最高官职。同年10月，丁贵堂到新疆筹设海关，翌年2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迪化关，并兼任该关税务司；嗣后，又在中苏边境塔城、伊宁、霍城、和阗等地设立了关卡，以巩固国防，此举开创了在新疆设关的历史先河。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上述海关关税连同之前被军统收去的统税，也作为国税一并收回，成为重庆国民政府用以抗击日寇及政府开支的来源。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民政府任命丁贵堂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专员，同时奉命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江海关和浚浦局。此时，李渡尚未到沪，据史料记载“所有大小事端，皆仰丁贵堂一人担当”。他不仅要处理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收复区各海关事务，还要接收原海关财产档案、敌伪码头仓库等，在税制和人事安排上整顿改革。如，恢复执行《1934年进出口税则》；废除转口税和伪政权的税捐；公告宣布关金单位和法币比值，发布税务司令，加大缉私力度，处理缉获不同种类走私物品，价值数十亿元（人民币）；查处海关中层人员勾结外商受贿舞弊案件，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他作为以财政特派专员名义的第一批接收大员，与当时众多借此大发国难财的接收大员不同，始终洁身自好，一尘不染；回沪时，带去了整箱旧法币，但他从未想要用这些法币牟取暴利，而是全部交由秘书保管，备作海关开支之用。

　　在人民解放大军兵临长江之际，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旧海关人员亦人心惶惶，高级华员更是看丁贵堂的行动来抉择自己的去留。此时，丁贵堂已看透国民党的腐败，乃决心留下，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我不跟国民党跑，不是为了个人找出路，而是欲在新政府领导下，完成收回关权的志愿。”1949年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徐堪面令他南下广州另立总署，令英国人梅维亮在沪留守，丁贵堂寻找借口，自荐留沪维持关务。在美籍总税务司李渡南逃前召集的海关高级官员会议上，丁贵堂正式宣布自己决意留下，并电令全国各关不准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出税款，致使关产、档案等完整地保留下来，使日后军管会得以顺利接管海关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及浚浦局全部机构。

　　为解放上海创造有利条件

　　1948年冬，丁贵堂曾派陈琼瓒先生去香港找到当时在《华商报》的夏衍先生，了解共产党的有关政策。鉴于上海海关有着悠久的历史，完整地保留着一百多年的档案，有一笔可观的库存和众多经验丰富的爱国关员，且丁贵堂又是海关最高层官员，其为人正直，在海关上下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很大的影响力，国民党方面正在逼迫他去台湾，因此，争取丁贵堂的起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迫在眉睫。得知此事，周恩来同志立即作出明确指示：只要把全部海关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对于周总理，丁贵堂也是满怀敬仰之意，建国后曾多次对子侄们说起：“周总理是位胸怀大略的政治家，想当年我只教过他短短几个月的英语，他至今还没有忘记。”

　　上海解放前夕，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曾3次电令兼任浚浦局局长的丁贵堂把当时全国最大最好的“建设号”挖泥船开往台湾，后又令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征调该船，丁贵堂便以该船需要修理，需要加购材料和增添船员等为由，拖延不办，最终将这艘最大、最好的挖泥船保留了下来。解放后，该船更名为“津航浚101号”，在天津港使用。上海即将解放前数日，汤恩伯又下令征调海关和吴淞口岸所有船只，集中待命，丁贵堂千方百计在船只调拨、让开航道、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种种借口，设置障碍，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当时，与国民党当局的物资抢夺战相当激烈，丁贵堂上述种种措施，客观上为解放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汤恩伯对丁贵堂的一系列不予照办行为十分恼怒，下了逮捕令，幸而上海很快解放，汤恩伯仓促出逃，丁贵堂这才免遭此难。

　　由于丁贵堂的坚持留守，起了很大的稳定人心的作用，不仅上海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包括上海以南各地海关在解放时，关员们均严守岗位，保护关产、档案，使其丝毫无损。上海海关及总署的缉私艇，除4艘被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用军舰拖往台湾外，其余数十艘缉私艇和挖泥船均得以保留，所有关产、税款、珍贵档案资料，连同缉私用的枪支弹药也均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30分，江海关钟楼顶上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隆隆炮声，江海关钟声长鸣，久久回荡在浦江两岸。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任命丁贵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等一系列重要的海关管理法律、法规。他应邀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民革中央委员。1962年11月21日，丁贵堂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