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葛敬恩（1889—1979）是辛亥革命元老，解放后历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大家比较熟知的是：1949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感召下，以上海市苏州河以南的安福路275弄12号葛敬恩的家为重要据点之一，葛敬恩参与组织了三件大事（“立法委员”冒着白色恐怖，坚守上海迎解放；在上海秘密谋划，说服李宗仁、白崇禧继续为和平努力；53位立法委员通电起义），尤其是53位立法委员通电起义是在中共领袖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其实，葛敬恩是一位奇人，能文能武能农能商，既是革命人也是情趣人。下面就讲讲葛敬恩的奇人奇事。

　　曾与蒋介石齐名特别有资历的葛敬恩

　　葛敬恩1889年7月30日出生于浙江嘉兴柴场湾一个布商家庭，从小受到好的教育，青年时期就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确有救中华之志。

　　在辛亥革命中葛敬恩与蒋介石齐名。葛敬恩是1911年11月5日杭州起义的领导核心，在杭州初识前来助战的上海敢死队队长蒋介石；接着葛敬恩又马不停蹄参加浙二军，协助支队长朱瑞攻克南京天堡城。从此，葛敬恩长于军事尤其是军事参谋的天赋，给蒋介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之后，无论葛敬恩的政治立场（光复会派系）与蒋介石是多么格格不入，蒋介石仍然千方百计重用，任命葛敬恩一系列重要职务，包括1927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1930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1932年军事委员会第一厅厅长，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航空署署长以及中央航空学校校长，成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多次见证历史大场面

　　过硬的资历，也确保葛敬恩亲身参与见证了诸多历史重要瞬间，如1912年南北议和，葛敬恩作为军界代表赴北京；1931年1月，葛敬恩与何应钦、张学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出席南京政府元旦阅兵典礼；1945年9月9日，葛敬恩出席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典礼。

　　尤其是1945年9-10月，根据国民政府8月30日的任命、9月1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之规定和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的命令，葛敬恩受命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暨前进指挥所主任，成为台湾光复仪式的直接推动者和现场主持者。9月9日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受降典礼后,葛敬恩立即在南京约见了代表台湾日军投降的日军驻台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令其做好中方对台湾接收的有关准备工作。

　　10月5日，葛敬恩率前进指挥所副主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以及严家淦、包可永、沈镇南、刘晋钰、华寿嵩、费骅等前进指挥所其他人员和新闻记者，分乘5架美国军用运输机，早晨自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中午约一时许抵达上海江湾机场，降落加油后又起飞，下午五时许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为了方便对日方军职人员开展工作，当时葛敬恩还有一个中将军职的军方身份。

　　当天，葛敬恩正发着40度的高烧，肩负历史重任，再现硬汉本色，毅然按原计划前往。葛敬恩数年后这样回忆当天的情景：“当时我正发烧达四十度，无奈行期早已确定，只好带病前去……大多数人都手执中国国旗，高呼万岁。台湾同胞更是十分欢欣，欢迎的人群个个泪流纵横。”

　　次日，由于高烧加剧无法亲自前往，葛敬恩委托范诵尧，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原计划在台湾原日本总督府，但实际日本总督府已被炸毁），主持正式升起国旗仪式；前进指挥所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国民政府开始接收被日本占据了50年的台湾。10月10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刊的纪年法由“昭和”转为“民国”；撤除所有新闻报纸杂志之日文版；台湾中小学禁止使用日语，50 年来第一次把日语逐出了教室。

　　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对日受降典礼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隆重举行。公会堂大门口，高大牌楼上方“庆祝台湾光复”6个大字光彩夺目，下挂“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场”的宽大横幅。上午九时整，葛敬恩朗声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日方代表、原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总司令安安藤利吉颤抖着在降书上签名盖章，随后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拿着降书走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面前，鞠躬呈上。陈仪审阅无误后，令日方代表退出。葛敬恩再次朗声宣布：受降礼成!场内场外掌声大作，欢声雷动！仪式结束后，陈仪发表广播讲话，向中外庄严宣告台湾现已光复。由葛敬恩主持的台湾光复受降典礼仅短短5 分钟，却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 年的霸占，民国政府也决定10 月25 日为“台湾光复节”。

　　常怀归隐农耕之志

　　看了前面葛敬恩铮铮硬汉、累累军功的形象，你根本想到葛敬恩还有着特别有情趣的一面。

　　葛敬恩能文能武，文学功底颇佳，其解放后撰写的《接收台湾纪略》《陈仪生平及被害内幕》《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署见闻》《自传》等等，都兼具很强的可读性和很高的史料价值。葛敬恩与郁达夫等文人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1936年初，寓居杭州的郁达夫经济困顿、债台高筑，葛敬恩及时伸出援手，专门写了介绍信，向陈仪（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推荐郁达夫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改善了郁达夫的困境。

　　葛敬恩还有着特殊的农业情结，他自己说：“我除任军政业务外，一向喜爱农业……素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葛敬恩可不是光说说的，1922年葛敬恩厌于军阀混战，在杭州江边找了一块荒山坡，创办了一家五云农场，三年渐见成效（五云农场成了当时浙江大学农科教授和学生们的实践基地）。期间，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曾托朋友力邀葛敬恩出任黄埔军校教官。当时葛敬恩正忙于五云农场的大事、哪顾得过来？于是干脆利落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从此，在农场捣鼓农业畜牧园艺成了葛敬恩的精神家园，军政再忙，时有浓厚兴趣研究，空闲下来就醉心于此，不亦乐乎。上海解放后，1950年10月起，葛敬恩还在上海饲养了十头乳牛，一方面继续醉心兴趣，一方面也是贴补了家用。葛敬恩悠然自得、时有归隐之志的心态，也是其历经风云、活到九十高龄安然而逝（1979年10月11日逝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葛敬恩出生于商业之家，其经商才能也是天然的强大，如解放以后,葛敬恩留在上海,曾赴香港负责中国大陆对美贸易工作，这也的确是一个高难度的活。

　　（作者系民革市委理论文史委委员，金山区人大代表，民革金山区委会秘书长，金山区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