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10日，孙中山乘信浓丸轮船抵达日本九州的门司市。前来迎接的有好友宫崎寅藏、田中隆三等人。田中隆三曾是日本三井物产会社职员，1914年与孙中山结识后，多次为革命军秘密运送武器弹药。见面后，双方感慨万千，宫崎寅藏回忆往事，悲愤交集“竟流泪说不出话”;孙中山见老友也颇为感动，即取出笔墨，在白绢上走笔题写“至诚感神”以赠，并另赠送莲子四枚，希望中日两国“像这莲藕的丝一样，外国的任何力量，也是切离不开”，希望莲子花开的时候，“中国革命成功，东亚也有了和平”。四十多年后的1960年，田中隆三的儿子请人培育这四枚莲子，其中一枚发芽后被命名为“孙文莲”，这就是“孙文莲”的由来。据说宋庆龄闻知此事，曾说“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按常理说，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妻子，赠送日本友人莲子，她应该在现场;即使不在现场，事后也应该有可能听孙中山说起过。宋庆龄说“不知道有这么回事”该如何解释?或许还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答案。

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军政府护法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黎元洪被迫辞职，国会亦被解散。这一场复辟闹剧不久就被段祺瑞推翻。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宣称“国家新造”，成立新政府。孙中山于民国元年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一向被公认为是共和国的象征。既然这一象征被“国家新造”废止，孙中山遂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所护者，自然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是年9月，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唐、陆为西南拥兵一方的实力派军阀。两人地方主义意识浓厚，对护法军政府态度暧昧，军政府实际上是嫁接在西南军阀之上的政府，其内部矛盾重重。广东省境内军、政不统一，参加护法各派也存在意见分歧。由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没能真正掌握一支陆军部队，于是形成了军政府有“政府”无“军”，而军阀有“军”无“政府”的奇特现象。

到1918年初，为团结并体现西南各省的的意见，政学会运动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护法各省联合会又与军政府意见不一致，不久国会遂有提议将军政府的单独领导制改为合议制。孙中山深知自己将被边缘化，5月4日率先向非常国会辞去大元帅职务，并于21日黯然离开广州赴日本。

孙中山南下广州时，宋庆龄的行踪

孙中山自1917年7月南下护法至1918年5月离开广州，宋庆龄都没有与孙中山同行。

1917年7月，孙中山与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南下广州时，宋庆龄因为要与即将学成回国的妹妹宋美龄、弟弟宋子文团聚而暂留上海。她当时在一封信中写道：“小美龄今年6月就要毕业，7月就要回国了”。这是宋家的第一次大团圆，当时在上海霞飞路491号的家中拍了一张全家福大团圆照片，这也是宋家惟一传世的全家合照。宋庆龄是1917年9月18日，才与廖仲恺、何香凝一起南下广州的，此时孙中山已于9月10日在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职。

1918年5月21日，当孙中山离开广州时，宋庆龄也不在他身边。原因是是年4月，宋庆龄的父亲、孙中山的好友宋耀如在上海病重。为此，宋庆龄在4月下旬先行离开广州，赶去上海照料病中的的父亲。5月3日，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去世，宋庆龄陪伴母亲滞留上海，并没有返回广州。

孙中山离开广州转道日本背后的原因

1918年5月孙中山废然萌退意离开广州，此时他首先想到是脱离政治纠纷，回上海与宋庆龄团聚。但是要回上海又何以要绕道日本呢?孙当时对外宣称是受到犬养毅的邀请访问日本。其实犬养毅的邀请是在三个月以前，当时孙中山是南方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犬养毅欲调和局势，促成南北和谈而发出邀请。如今既已下野，政治价值不再，犬养毅的邀请自然也已过时。孙声称受邀访日的说法显然是对外的一种托词。

对于当时的孙中山来说，要进入上海有一大障碍。那就是一年前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为敌的时候，北京政府于1917年9月29日发出通缉令，通缉孙中山。作为被通缉对象，孙中山在北京政府的势力范围内是无法立足的，上海的中国地界当然也不能居住。但上海有租界，租界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北京的通缉令自然对于租界有一定的制约。就像癸丑讨袁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也无法在租界立足，只能流亡日本。直到1916年袁世凯病逝，国内政治空气有了缓解，孙中山、黄兴才得以回国。因为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拒绝一切政治干扰，而法租界则比较容易接受政治异见者，所以孙、黄都在法租界居住。此次孙中山还是试探法租界是否有可能像两年前一样允许进入?

考虑到自己的退路，孙中山离开广州前的半月即5月8日，就致电在上海的汪精卫询问：“沪上我能居否?请从各方面详复”。显然同时在上海的宋庆龄也为孙中山居留的事，与法租界当局沟通，可惜此时并没有确切的回音。5月21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因为还没有被允许进入上海租界的消息，孙中山只能带着随行人员胡汉民、戴季陶，经台湾转道日本访问。

此时孙中山是一个落寞失意的政治人物，南下护法，维护共和精神的理想，已被西南军阀的权势倾轧消解于无形!江流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黯然离开，下野的政治家饱尝共和理想短如春梦，护法政情薄似秋云的苦涩!船到日本门司，记者眼中的孙中山“戴着淡茶色的拿破仑帽，身穿灰色的立领西服，左胳膊佩戴黑纱(为好友、岳父宋耀如服丧)，无精打采地坐在甲板藤椅上面，他头额的头发已经减少了许多，胡子也显得白多了”。孙中山表面上对记者口称此次来日本，拟在箱根养病、歇夏，并无“接见贵国朝野名士”的希望。实际上他是在焦虑地等候可以进入上海的消息。

在日本一个月，孙中山一直沉溺在他的政治低潮中。他主观上保持低调，而事实上在日本也饱受政府当局以及立宪政友会的冷遇，甚至连三个月前曾邀请他访日的犬养毅也未能谋面!

孙中山回到上海的情形

到了6月中旬，总算等到宋庆龄来电谓：“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孙中山这才于6月23日自神户搭乘近江丸启程回沪，26日下午到上海，入住莫里哀路29号。

退居上海，作为“岂有蛟龙愁失水，只磨利剑问青天”的革命先行者、不畏艰险，愈挫愈奋的政治家，并不会因第一次护法失败而悲观失望。孙中山深知护法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如今要转而在组织和宣传上下功夫，他说“由东归国，益感救亡之策，必先事吾党之扩张，以促党务之发达。”在莫里哀路家中，他毫无沮丧悲观，常常和朱执信、廖仲恺等研讨革命的理论;更多的时候是研读革命书籍。他认为读书“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精神”。在寓所，孙中山一面准备整理自己所创造的革命党，一面潜心著书立说，谋改革国民心理，作革命的根本功夫;用他的话来说“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我们所熟知的《孙文学说》便是此时着手写出来的。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也胚胎于此。

至于说在日本门司，孙中山赠与田中隆三的四枚莲子，当时只是对于老朋友的一种友谊长存的表示。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已经离开孙先生近两个月，没有经历赠与莲子的现场。而这一细枝末节的举动，当时随行在侧的胡汉民和戴季陶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事后更是不会提及。孙中山本人不提，宋庆龄自然更不会知道!这就是孙中山赠日本友人四枚莲子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