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情况 生物医药是生命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增长极。作为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制成的大分子药物，生物药主要包括疫苗、重组蛋白药物、抗体药物、细胞与基因治疗药物等。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给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挑战与威胁。 上海在国内生物药领域优势突出，研发实力全国领先，截至2020年底，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生物1类新药数量329项，居全国首位；获得细胞治疗产品临床研究批文数量15项，占全国产品数半数以上；复星凯特、药明巨诺成为全国最先进入CAR-T产品新药上市申请受理的两家企业。此外，上海的20家生物药产业链企业占据了长三角地区——国内生物药供应链企业布局的主阵地的“半壁江山”，涌现出东富龙、多宁、乐纯等一批有潜力的优质供应链企业。 二、问题及分析 生物药供应链“卡脖子”问题突出。以抗体的生产流程为例，细胞逐级放大培养、蛋白分离纯化是生产规模和成本控制的两个关键环节，涉及到生物反应器、一次性反应袋、细胞培养基等6类原材料，其主流供应商均为国外企业，如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赛多利斯、美国赛默飞和美国密理博，本土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不足10%。在全球新冠疫情反复的环境下，设备/试剂/耗材的进口受到严重影响，很多进口产品存在价格上涨、交货期延长趋势。例如，密理博除病毒滤器及聚醚砜超滤膜包单价过万，交货期在8-10月，且不能保证有货，给国内药品研发生产带来断供风险。“卡脖子”问题根源如下： 1.基础研究与国际差距较大，部分核心技术未有突破 生物药的研发突破要求企业具备深厚的技术累积和较强的研发能力。部分欧美企业已掌握核心产品技术，通过专利技术交叉许可，形成市场垄断。我国相关基础学科起步晚、缺乏专业人才、产品研发能力弱，部分生物药产品无法生产。例如，多层共挤膜是一次性生物反应器的主要材料，国内对膜配方以及膜原料颗粒的生产工艺仍在探索中。 2.国产替代化的成本较高，亦缺乏第三方平台保驾护航 药企不愿意尝试国产替代，关键在于，若要对关键生产设备、重要原辅料等进行重大变更，需要完成工艺验证并获得药监部门备案审批，还存在药监部门审批/备案不通过的潜在风险。这一过程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以变更生产设备为例，企业进行变更后的工艺验证、主要技术参数对比、关键指标检测，以及开展变更前后连续三批产品生产与质量分析工作，至少需要花费一年时间。 目前，已有部分国产供应链产品实现量产，但由于行业内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鉴定、检测和验证平台，无法对产品质量和稳定性做出准确评价，导致市场推广困难重重。例如，国产培养基存在生产稳定性及批间差等劣势，需要提高对产品的检测分析验证能力，指导培养基生产工艺研发和培养基稳定性研究。 3.缺少带动引领，对标国外龙头企业差距明显 生物药产业链设备耗材的产品种类繁杂，目前供应链企业多为主打一类产品的小公司，尚未产生能够多产品线布局的龙头企业。反观以美国通用电气为代表的国外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在十年间实现了生物制药工艺全链条产品的全面覆盖，包括过滤和分离技术产品、纯化技术产品、生物发酵和细胞培养技术产品并提供全套解决方案，在国际上建立起极大的竞争优势。 三、建议 1.支持跨领域技术攻关，组建生物药制造业行业的产学研用联盟 一是技术攻关，重点突破。在市经信委前期排摸出有望实现突破的10项技术基础上，由市发改委、市科委和市经信委等部门布局一批关键生物制药装备，鼓励原材料的卡脖子技术、产品研发创新和产业化，持续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和资源统筹，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重点突破。二是组建产学研用联盟。推动以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高校院所和上生所、迈威生物、君实生物等企业共同建立产学研用联盟，通过生物制药工程化集成和验证平台建设，推进国产设备/耗材及工艺技术的试验、验证和示范。三是强化组织保障，创新标准引领。适时组建本市“生物药制造业创新中心”，积极争取国家工信部挂牌支持。促进技术交叉许可和行业标准制定，实现产业链从线性链式向协同并行转变。 2.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推广供应链产品示范应用 在《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强调对药品上市后变更实行分类管理的前提下，建议市药监局联合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和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等单位，进一步细化变更管理工作要求和沟通程序，加强对国产替代产品应用的技术指导，鼓励企业加快应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成果，形成国产产品替代示范案例，提升药企对国产品牌的认可度和信任度。 3.分类施策精准支持，培育龙头企业和国际品牌 依托生物药供应链核心企业，开展覆盖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试点工作，解决一批中小型/初创企业的融资困难，保障其供应链的稳定和集聚。鼓励有条件优势企业兼并重组，发展成为规模化、专业化的行业龙头企业，试点开展企业与银行间供应链金融合作。加强对技术、产品研发投入和布局，依托可靠可控的质量体系，打造与国际水平同步的主导市场的品牌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