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立足建设“国际数字之都”，上海谋划出台数字条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法制保障；在新基建投入、信息基础建设和数字化管理机制方面领跑全国；建设上海数据交易中心、上海技术交易所，为数据互联互通融合应用提供基础。在上海数字化发展新格局初显的基础上，着眼细处，发现多处关键节点，亟需完善各项标准，提升各项配套服务。 二、问题及分析 1、产业数字化赋能效果难以评估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推进重点，起到为传统产业赋能的作用。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数字产业水平越高，越能够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有力支撑。但是，目前的统计标准仅对数字产业化确定了分类标准，而对产业数字化缺乏量化标准。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指导目录限于数字产业化领域划分，没有明确界定产业数字化的各项分类渗透率（或者比重）。缺少标准口径，将难于对数字经济核算实现精准量化，在产业数字化的监测分析、政策制定、操作实践中缺乏决策依据，更无法评估产业数字化赋能效果。 2、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缺乏多维度数字化考核指标 上海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是市层面针对各区开展的内部考评体系，其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评价考核指标涉及数量很少，内容笼统，在当前形势下无法精准指导各区开展数字化转型。如市发改委发布的54个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指标，完全没有涉及数字经济；又如市经信委对区科委的考核，只涉及一条“城市数字化转型评估”作为考核中的“其他重要指标”。 3、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较少，资本吸引力较弱 上海数字经济缺少龙头企业、大型平台型企业，仅有拼多多、小红书、携程、哔哩哔哩、大众点评、饿了么、依图等少量企业，相比北京、深圳等城市不占优势。例如，高新企业数量不到北京一半；独角兽企业44家、准独角兽企业84家，均明显低于北京的82家、117家。上海数字经济的资本吸引力亦不占优势。虽然上海创投机构PE、VC、天使投资等多达2039 家，超杭州近4倍，但投资本地的仅占比不到20%。而投向外地的北京最多239家，其次分别为深圳116 家、杭州92家，广州62 家。 4、科技基础设施不占优势，数字经济创新策源能力有待提升 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以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超算中心为代表的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数字经济创新策源的核心驱动力。然而，上海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总量与其他先进城市相比仍有差距。例如，国家重点实验室47家，占全国542家的8.7%，远低于北京的136家；国家超算中心全国有8个，上海为0。另外，上海市近五年专利信息数量排名第三，R&D相当于GDP比重为4.16%，也低于北京6.17%和深圳4.8%。 三、建议 1、量化产业数字化赋能效果 建议上海先行先试，量化产业数字化赋能效果。由市发改委、市统计局牵头开展此项工作，建立科学模型，权衡各项比重，对涉及金融业、商贸业、工业、生物医药、文旅等数字产业化领域开展定性和分类，统一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口径标准。在此基础上，制定各领域产业数字化增长目标和赋能规划。 2、细化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 在推动上海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细化数字化转型相关评价考核指标，将其细化至“全产业数字化比重”“治理数字化程度”“一网通办覆盖面”等子指标，凸显数字化转型对城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探索在城市数字化治理方面，将更多评价权交由基层，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机制，形成政府、社区、企业、居民共治共享共管的良性循环。 3.提升市场综合服务水平 强化资本对接服务，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优势，将数字经济领域实体企业排入优先上市名单；扩大科创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项目试点；完善资金配套设立专项基金；搭建各类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投资项目平台，打造会计、审计、律师专业配套服务平台，完善各类投资机构与企业的嫁接桥梁。同时破除唯“前端前沿”、“头部大企”等为主的招标倾向，有序纳入各类参与主体，统筹发挥各类企业优势，营造大小企业共同发展的均衡创新生态。 4、完善基础建设提升创新能力 一是强化数字创新策源能力。在做强张江科学城这个创新核的基础上，再形成1-2个创新功能和显示度比较高的区域。建设全球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完善科学研究支撑体系，夯实从0到1创新策源基础。二是完善梯次培育机制。做强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形成以行业龙头为引领、大中小微企业协同共生的数字企业生态。三是搭建市级统一的数据中台和技术中台。为区级、街镇级等基层数字治理创新提供基础性、通用性的系统开发类组件，降低建设和统筹对接成本。四是强化与长三角其他省市数字化产业协同联动。协同布局数字化领域的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联手攻关数字化领域的基础算法、算力等核心技术。联合发布一批面向长三角深化一体化应用场景，共同打造数字化产业高地和示范应用高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