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由于社会及媒体的持续发酵而进入公众视野。疫情发生后，各级政府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并实行强制性管制措施，战“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大多数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与能力。平日里，他们各司其职，默默充当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危难时，尽管面对种种困难与问题，各类社会组织大多尽其所能，深入基层一线，凝聚成一股坚实的抗“疫”力量。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议题。

　　参与疫情防控，社会组织作用初显

　　如果我们将社会看成统一有机体，那么社会组织则是社会有机体必不可少的器官，它能够在专业领域发挥独到的功能。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组织正是发挥了社会有机体之器官般的功能。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与社会救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专业领域相关的社会组织被充分调动起来，一定程度上内化为政府救助力量的组成部分，这在疫情当前的特殊时期是有积极意义的。与此同时，众多社会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渠道联系口罩、防护服、消毒水、ECMO机等紧缺物资，助力政府完成应急状态下的资源再分配。通过政社协同、政府紧急征用、自发组织等形式，社会组织直接融入防疫战斗中，作为一线力量发挥了作用。

　　除此之外，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提供社会服务和完善社会治理方面，而这也应是社会组织的真正价值所在。疫情期间，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自身努力，为民众提供了出行便利、民生服务、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在线教育等各类社会服务，从而细化到了市民生活的诸多方面。与此同时，各类志愿者组织得到充分运行，进而迅速参与至社会治理的各条战线。为此，我们可以看到各类志愿者的身影分布在道路卡口、运输一线、村居委会等地，助力打通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社会组织凭借其专业的工作能力和灵活的工作特点，将正能量扩散到政府短时间内无暇顾及的一些领域，发挥了支持性和补充性的作用。宏观而言，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代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纵深发展的趋势。此次疫情，是对整个社会治理能力，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考验。

　　提升能力水平，社会组织道阻且长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斗中，社会组织在做出显著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伴随着防疫进程的持续深入而逐渐浮现，进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疫情防控效果的负面因素。当然，其中有社会组织的自身因素，也有政社协同上的延宕，更多则是反映了社会基层治理能力的缺失。疫情就像一张考卷，展现出了社会组织作为有机整体的现有水平，但同时也为社会组织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所有问题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组织自身的水平问题。由于缺少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经验与能力，诸多社会组织在面对疫情时难免显得手忙脚乱，表现为对策上不确定、态度上有波动、执行时有困难，加之由于疫情所导致的资金链紧张，极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组织发挥作用。即使是发展成熟、体系完备的社会组织，也面临着提供服务的尺度把握及质量问题。社会组织需要提供什么，能够提供什么，服务水平需要达到怎样的标准……如此种种，都是社会组织在面对公共危机时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其次，社会组织还面临着政社协同的配合问题，这个问题是双向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都要牢记“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只有通过充分的沟通协作和体制机制保障，才能最大程度激发社会组织活性，为社会组织赋能。就政府而言，要正确看待自身的主导地位，学会在必要的方面向社会组织“授权”，贯彻简政放权的施政目标，降低社会组织的沟通成本。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充分激发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更好地发挥社会的基础主体作用；就社会组织而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专业眼光洞鉴社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主动寻找对策并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政社双方都应抱持着合作的态度，在双向互动和磨合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政社合作的路，实现社会管理运行效率的最大化。透过此次疫情，至少可以看出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民生服务、社会救助、法律服务及社区治理等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合作空间，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体现。

　　最后，社会组织还面临着分布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东西分布不平衡、城乡分布不平衡、阶层划分不平衡。如果把社会组织的国内分布做成一张图，那么最密集的一定是东部沿海地区。社会组织的能力和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只有城市系统完善，社会组织才能被赋予更多的活动空间。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能够相对有效地做好防疫工作，除了政府的高效运行之外，社会组织的积极投入和成熟参与也是重要原因。反观中西部地区，由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对滞后，导致它们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其次是城乡不平衡。社会组织的发展大多扎根于城市，而忽略了广大的农村地区。疫情之下，广大农村地区得不到社会组织的有效帮扶，社区力量也难以快速下沉到村庄、农户中间。社会组织应该更多关注农村地区的迫切需求，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低保户等特殊社会群体；最后是阶层划分的不平衡，社会组织应该学会下沉，深入到基层社区并参与提供、组织社区服务，与村委、居委一起完善社区治理体系。简言之，社会组织应更加融入基层，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凸显其难以替代的价值。

　　发展社会组织，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疫情面前，中国人民显现出了团结勇敢、迎难而上的民族性格，向世界再次展示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但在讴歌成果的同时，我们更需看到社会在管理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纵深发展的任务仍然艰巨。社会组织处在一个深刻复杂的时代，但也是最有发展机遇的时代。社会组织应当积极作为，主动融入，在基层广阔的天地中探索发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政府与社会组织应加强双向互动，一个敢让，一个敢干，探索出一条制度化、模式化的政社协同道路。通过疫情，让社会思考如何多一点关怀，多一点温度，在最基层让人文精神闪光，这也许是危机过后最值得探索的东西。

　　（俞祖成系民革市委理论文史委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支部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黄佳陈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