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里程碑意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起点、发轫之举和奠基之作。今天我们回溯和纪念“五一口号”的发布，就是为了理解其历史必然性及其奠基性意义，探寻民革先贤们当年是葆有怎样的思想认识、理念追求和历史担当参与到这一伟大创造之中，见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和确立。下面结合和参考相关文献，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作简要汇报和交流。

“五一口号”发布：偶然源起中的历史必然

“五一口号”的发布源起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更是历史的必然。它的产生还缘于廖承志的一封电报。当时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太行山涉县。作为新华社社长，他中央发了一封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是对外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由此，“五一口号”应运而生。这看似有一定的触发性和偶然性，实质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为何说“五一口号”的发布是历史的必然?大家知道，当年抗战将要胜利，但却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也还有两个前途。”“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前途。”“但是，另一方面，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也就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国民党右派集团继续专政之路;一条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之路。而事实上，同时还存在第三条路线，即部分民主党派及其成员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走第三条道路，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如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张东荪曾提出，和平的死敌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

但现实情形是，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加紧镇压迫害。在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又杀害了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民主党派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当时民盟规模最大，有2万多成员)，其他党派也相继遭到镇压等。

国民党的残酷迫害，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也逐步认识到，走“中间道路”难以实现。到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所谓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也正是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走到尽头，和平改良之路已经破灭之时，民主党派一些人士对蒋介石彻底丧失了信心。也由此，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势和背景下，迎来了“五一口号”的发布。

“五一口号”发布并落地成制的奠基性意义

“五一口号”共23条，原稿24条，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其中原稿第五条的内容是：“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看后将其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五一口号”第五条，打消了人们对革命胜利后统一战线前途的担忧和顾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种全新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五一口号”的发布及此后新政协召开通过的《共同纲领》等具有重大奠基性意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奠基之举。

其一，“五一口号”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政治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其二，“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政党之间新型关系的厚实基础。也就是说，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明确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共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是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并与之同心同德、同向而行的参政党。其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一口号”一定程度上是新中国的“建国宣言”。

民革对新政协的历史贡献

“五一口号”发布后，循着“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从1948年5月开始，民革与其他民主党派一道积极参与新政协运动，就新政协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详尽地交换了意见，民革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首先，李济深牵头率先通电响应“五一口号”意义非凡。1948年5月5日，身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率先牵头，联合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等12人联名发布《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向全国通电，响应号召。李济深的这一牵头响应，意义非常重大，不仅旗帜鲜明率先亮出了接受中共领导的政治态度，也奠定了今天民革在各民主党派中的地位排序。此外，民革其他领导人也以各种方式积极响应口号，为新政协运动大造声势。

其次，秘密策反，为推翻反动政权贡献力量。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之际，民革把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和组织革命武装，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主要手段，配合解放军胜利大进军，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策动了吴化文、王晏清、刘昌义、张轸、程潜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阵前起义;积极说服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促成了北平与绥远和平解放;参与组织了川康起义和云南起义，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策动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策动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驻外使馆起义，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开辟了新局面等。

第三，提出一号提案，推动新中国政权国际合法化。1949年9月21日的政协会议上，李济深和郭沫若等44人联名提出了《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号提案，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意愿的会议!由此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新政协第一号提案的提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

第四，确立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1949年11月，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等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史称“四方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当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为了适应新中国建立初期革命和建设任务的需要，规定民革党员必须尽力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并列出17项具体任务。此后，民革成员积极参与新中国国家管理和重大事项决策协商，担任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

总之，通过回顾那段光荣的历史，了解民革等民主党派老一辈领导人的正确历史抉择，明白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历史轨迹，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自觉的选择;充分认识到，正因为有了这个正确的选择，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并深刻理解这个制度是代表人民利益、适合中国国情、运行高效有序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展现出人民价值立场、文化内在生成、历史必然选择、国家民主实现、制度运行效能意义上的内在必然逻辑;更充分认识到，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自觉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在新征程中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