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挚友曾戏谑我为“模特”政治模特。当我满脸愠色噌怪他之后，回首人生，又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几分道理。

　　1962年，从教才两年的我荣幸地出席吉安市文卫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获得一份新教师不敢奢望的殊荣，成为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孰料文革风暴骤起，厄运降临。造反派抄家掳走了我大量书信和日记，然后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给我扣上反“三面红旗”的急先锋、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地主阶级的孝子孝孙三顶骇人的帽子，不仅把所谓“反动日记”印发全市中小学，而且拉着我在本校、兄弟学校直至“地市对敌斗争大会”上批斗，声言检讨不好要划“右派”甚至判刑。一时间我从峰顶坠入谷底，由“模范”变为“黑帮”，成为闻名全市的反面典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东坡先生说得太对了。正当我“羡万物之得时，感悟生之行休”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我不曾想、不敢想的好事一件又一件接踵而至。

　　我素无当官从政之志，但粉碎“四人帮”以后，主管单位江西吉安柴油机厂党委先安排我当子弟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说是辅佐一下新校长，然后通过全体教师选举的办法硬把我推上校长的宝座，还说这是“全厂职工、全校师生的心愿”。

　　第一个教师节前夕，厂党委正、副书记亲临寒舍慰问，先传达党委要解决我妻子工作问题的决定，然后问我有没有向中共机关支部表达自己的心愿。不久，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又要我参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教育宣讲团，深入到地、市三十多个基层单位巡回讲演，讲述当教师的意义和幸福。讲演反响异常热烈，使我一时名声大噪。

　　1985年我加入了民革组织，成为当时吉安市最年轻的民革成员。1987年换届时，我不仅进入民革市委会，而且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从此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频频亮相，愈来愈为党派同志和政协委员瞩目。我经常以委员身份参加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对话会、研讨会和调研活动，长期参与提案督办工作。特别让市里党政领导和政协委员印象深刻，以至多年后还在念叨的是，我曾先后4次应市政协主席会议的要求，代表民革界别在市政协全会上做大会发言，而且每次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内会外都能听到赞叹的声音。有一次，市委书记不仅在大会上热情赞扬。而且散会时紧握我的手，向我展示他在我的发言稿上写下的“很好”两个字的评语。

　　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我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发出的呼吁都得到地、市党政领导的重视。1993年，我所在学校隶属的企业借贷无门，濒临倒闭，教师们原本微薄的工资难以为继，企业把学校移交地方的努力又遭遇挫折。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我硬着头皮以市政协委员的名义给中共吉安市委书记写信，恳请为企业分忧、为师生解困。市委书记借信后当即批转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请他了解情况后提出解决办法交市长常务会讨论。当年七月，市政府就与企业签署了移交学校的协议，年底各项工作基本理顺。

　　1994年，学校附近一位农村老干部的女儿被拐卖，老人找了几个部门都表示爱莫能助。看到老同志夫妇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我于心不忍，不由得再次冒昧给市领导写信为他呼吁。在市委书记的关怀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两位老人终于从锥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1996年，我向政协吉安市九届四次全委会递交了《恳请尽快解决东门小学危房问题》的提案。因为刚从亏损企业剥离的这所小学30多年未兴土木，大部分教学办公用房属于危房。这件提案被市政协、政府列为当年十大重点提案之一，政协主席亲自督办。市政府当年五月将该校危房改造列入年度计划，十月批准动工。1998年，一幢四层约1300多平米的教学办公大楼便屹立在赣水之滨。

　　加入民革，担任政协委员后，我的工作压力大多了，但因为心情舒畅，潜能得到充分发掘，工作成效特别显著，涉足的每个单位都给我很高的评价，我一次次荣获先进工作者、政协委员先进个人、民革省市优秀党员称号，2001年以小学特高级教师身份退休。

　　我在人生大海中的浮沉，充分说明我们的幸福全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我在参政议政舞台上的每一点成绩都向人们昭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无比真诚和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