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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模特”人生——献给中国共产党90华诞
2011年06月22日

  一位挚友曾戏谑我为“模特”政治模特。当我满脸愠色噌怪他之后,回首人生,又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几分道理。

  1962年,从教才两年的我荣幸地出席吉安市文卫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获得一份新教师不敢奢望的殊荣,成为同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孰料文革风暴骤起,厄运降临。造反派抄家掳走了我大量书信和日记,然后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给我扣上反“三面红旗”的急先锋、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地主阶级的孝子孝孙三顶骇人的帽子,不仅把所谓“反动日记”印发全市中小学,而且拉着我在本校、兄弟学校直至“地市对敌斗争大会”上批斗,声言检讨不好要划“右派”甚至判刑。一时间我从峰顶坠入谷底,由“模范”变为“黑帮”,成为闻名全市的反面典型。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东坡先生说得太对了。正当我“羡万物之得时,感悟生之行休”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云见日,正本清源,我不曾想、不敢想的好事一件又一件接踵而至。

  我素无当官从政之志,但粉碎“四人帮”以后,主管单位江西吉安柴油机厂党委先安排我当子弟学校教导主任、副校长,说是辅佐一下新校长,然后通过全体教师选举的办法硬把我推上校长的宝座,还说这是“全厂职工、全校师生的心愿”。

  第一个教师节前夕,厂党委正、副书记亲临寒舍慰问,先传达党委要解决我妻子工作问题的决定,然后问我有没有向中共机关支部表达自己的心愿。不久,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又要我参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教育宣讲团,深入到地、市三十多个基层单位巡回讲演,讲述当教师的意义和幸福。讲演反响异常热烈,使我一时名声大噪。

  1985年我加入了民革组织,成为当时吉安市最年轻的民革成员。1987年换届时,我不仅进入民革市委会,而且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从此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频频亮相,愈来愈为党派同志和政协委员瞩目。我经常以委员身份参加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对话会、研讨会和调研活动,长期参与提案督办工作。特别让市里党政领导和政协委员印象深刻,以至多年后还在念叨的是,我曾先后4次应市政协主席会议的要求,代表民革界别在市政协全会上做大会发言,而且每次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内会外都能听到赞叹的声音。有一次,市委书记不仅在大会上热情赞扬。而且散会时紧握我的手,向我展示他在我的发言稿上写下的“很好”两个字的评语。

  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我以政协委员的名义发出的呼吁都得到地、市党政领导的重视。1993年,我所在学校隶属的企业借贷无门,濒临倒闭,教师们原本微薄的工资难以为继,企业把学校移交地方的努力又遭遇挫折。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我硬着头皮以市政协委员的名义给中共吉安市委书记写信,恳请为企业分忧、为师生解困。市委书记借信后当即批转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请他了解情况后提出解决办法交市长常务会讨论。当年七月,市政府就与企业签署了移交学校的协议,年底各项工作基本理顺。

  1994年,学校附近一位农村老干部的女儿被拐卖,老人找了几个部门都表示爱莫能助。看到老同志夫妇终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我于心不忍,不由得再次冒昧给市领导写信为他呼吁。在市委书记的关怀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两位老人终于从锥心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1996年,我向政协吉安市九届四次全委会递交了《恳请尽快解决东门小学危房问题》的提案。因为刚从亏损企业剥离的这所小学30多年未兴土木,大部分教学办公用房属于危房。这件提案被市政协、政府列为当年十大重点提案之一,政协主席亲自督办。市政府当年五月将该校危房改造列入年度计划,十月批准动工。1998年,一幢四层约1300多平米的教学办公大楼便屹立在赣水之滨。

  加入民革,担任政协委员后,我的工作压力大多了,但因为心情舒畅,潜能得到充分发掘,工作成效特别显著,涉足的每个单位都给我很高的评价,我一次次荣获先进工作者、政协委员先进个人、民革省市优秀党员称号,2001年以小学特高级教师身份退休。

  我在人生大海中的浮沉,充分说明我们的幸福全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我在参政议政舞台上的每一点成绩都向人们昭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无比真诚和英明。

作者:龙冥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