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是我祖父的哥哥，我应该称呼他为祖伯。屈武是于右任的女婿，从辈分上说是我的堂姑父。祖伯于右任我只在小时候见过，印象甚为模糊，但他追随革命的爱国精神却深深影响着我，他为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也令我为之自豪。

　　祖伯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复旦大学校友、记者、诗人、书法家、政治家。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曾在上海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民吁日报》，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常委、审计院院长，后长期任监察院院长。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祖伯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祖伯应邀为该报题写报头；到重庆后，伯祖仍通过屈武与中共保持联系。在周恩来的帮助和多方面关怀下，他的政治态度进一步明朗、坚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好事，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2月14日，周恩来同志借重庆“特园”举行宴会时，特意邀请他出席，意义是非常深远的。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专程去看望过祖伯。祖伯亦设宴款待毛泽东。

　　同年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李宗仁原拟派祖伯作为特使去北平，祖伯亦欣然受命，并做好了动身的准备。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祖伯暂不离开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让祖伯到北平主持签字。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的建议，祖伯遂未能成行。周恩来闻知，对祖伯的处境十分担忧。当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和、代表团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去南京复命时，特别请屈武到南京后立即转告祖伯于右任，“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屈武到南京后向祖伯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但这时他已身不由己。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政机关撤往广州，于被“护送”至上海。25日由沪抵穗，继续主持监察院院务。7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决定成立挽救残局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主席，祖伯是九委员之一。广州解放前于到香港，11月26日奉召到重庆，28日离渝，29日被迫飞抵台湾；原配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暮年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成为人间离情之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建国以后，屈武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还先后出任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等职务，继续从事国际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因而同周恩来同志接触更多，更深地体味到周恩来同志对于参加统一战线的新老朋友的关心。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的多次谈话，使屈武等党外朋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好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周恩来同志说过：“只要对人民做过好事，我们都不会忘记他。对于留居大陆的朋友如此，对于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台湾的和海外的朋友也是如此。”1961年，被挟迫去台湾的祖伯通过他在香港的老朋友吴季玉先生，向北京章士钊先生透露了一桩心事，“今年是我妻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向总理反映了这件事。周恩来总理决定要屈武去西安，以女婿的名义为于老夫人做80大寿，并说：“我们决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屈武在西安邀请了祖伯的亲朋故友参加于老夫人的祝寿活动，于老夫人十分高兴。事后，屈武将祝寿的照片连同给祖伯的礼物，托人辗转带给了祖伯，并在信中说明了这次祝寿活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濂溪先生”（周恩来）的支持。祖伯收到信、照片和礼物后，喜出望外，托人带回音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那时候，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祖伯身在台湾，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余，还关心如此细微的事情，不能不使祖伯感动万分。当屈武向周总理转达完祖伯的谢意后，总理点了点头说：“只要于先生高兴，我们也就心安了。”从中也体现周总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视、对热爱祖国的爱国人士的关心和爱护。

　　堂姑父屈武（1898－1992）陕西渭南人，生当晚清末季，出身贫苦，关中大地的壮丽山河，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造就了他慷慨豪爽的性格。他在故乡读书的时候，就受到了陕西革命先驱李子洲的影响。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充当陕西全省学生会会长，被推为学生代表赴京请愿，与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当面以死抗争，血溅总统府，成为闻名全国的学生领袖之一。同年6月，出席上海第一次学生联合会，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孙先生勉励有加，寄以厚望。1922年与于右任长女、我的堂姑妈于芝秀结婚。1925年复受孙中山派遣，回西安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宗旨。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赴苏联，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转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与蒋经国为同窗好友。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胜利进行的中途，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接着武汉发生了“七・一五”事变，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就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候，共产党人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同日，在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有名的《中共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继续反帝与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主张，号召“积极准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与国内一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在宣言上署名的有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和毛泽东、恽代英、邓颖超等交叉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屈武也是署名人之一，这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逆转，屈武滞留国外，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工作和生活了十来年，寄身异邦，心系故园，经受了种种政治上的磨炼。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取道欧洲经香港回国，许宝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陆军大学教官、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等职。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1941年在重庆与王昆仑、王炳南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抗日民主活动。

　　1949年国共和谈时，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顾问。同年9月，协助陶峙岳、包尔汉在新疆起义。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迪化市市长，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人大常委会图书馆馆长，孙中山研究会名誉顾问，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副主席，

　　第六届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习仲勋同志说：“我和屈武同志都是陕西人，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以后相识、交往，到现在已几十年了。屈武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鲜明的原则立场，刚正不阿的性格，丰富的政治阅历，是我一向钦佩的。特别是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尽管受到严峻的考验，屈武同志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情，对我国前途充满信心，革命热情至老不衰，更是难能可贵。”凡是和屈武同志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仲勋同志的这些话，是对屈武政治品质、革命经历和个性特点的准确概括。

　　屈武虽然是我的堂亲，但他对我们仍非常关心，文革后来过一次上海看望我们，记得父亲亲切地称呼他为大哥。后来，他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份介绍信，推荐父亲和我加入民革组织，因当时父亲已加入九三学社，不便再入民革，而我则于1992在民革静安区委原主委穆一平先生的关心下，非常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民革党员。十几年来，在民革静安区委关心和帮助下，我的政治思想日渐成熟。虽然对于祖辈们，我能望其项背，作为民革党员和政协委员，我充分行使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权利，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尽了我的绵薄之力，祖伯和堂姑父如果泉下有知肯定也是会为我感到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