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生逢乱世，志存高远，从小就立下“一手达成天下”的豪言；她铁骨铮铮，名震沪上，成为营救革命志士的著名律师；她忧国忧民，呐喊抗日，是近代史上“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性；她身居高位，重建司法，是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她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女中豪杰”，她就是原民盟中央主席、杰出法律人史良。

　　一、乱世中的法律天平

　　史良（1900―1985），字存初，江苏常州人。史良早年即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1919年，19岁的她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任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会长，是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

　　史良于1922年暑期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刚开始学政治，后改习法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她是一个积极参加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7年暑假，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倾向进步，一度被捕入狱，旋为蔡元培先生保释。其后，史良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们出版了一本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当时在上海的史良。事变以后，史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召开庆祝大会，史良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曾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与史良取得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二、抗日洪流中的呐喊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华北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群众沸腾起来。12月，上海市文化界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12月22日，史良与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妇救会”的成立及其《救国宣言》的发表，不仅对当时上海学生的抗日游行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而且也对上海各界救国会组织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

　　在“妇救会”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在各个专业救国会组织的基础上，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正式宣告成立，史良被选为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在上海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怒潮。1936年5月31日，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20多个省的爱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宣言，选举宋庆龄、史良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和史良被推派到南京请愿。7月13日，史良等人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向大会提出“停战、抗日和保障民权”等要求。此举得到了各地救国会和新闻界的支持。

　　9月18日，救国会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游行队伍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为了营救一位被军警殴打的女学生，史良上前保护，亦遭到毒手，肺尖因被打伤而咯血。幸好工人群众及时救护，史良才幸免于难。为了痛斥国民党军警毫无人性的暴行，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下了《九月的鞭笞》一文，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三、“七君子”中的巾帼豪杰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史良是其中重要一员。

　　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曾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同志，她在狱中拒绝敌人的诱降阴谋，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直到七七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出狱。

　　四、建立新中国的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决定举行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史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的顾问，她和民盟其他领导人一道，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反动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旧政协会议以后，史良回到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同时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为中国而斗争。史良因当时处境不能离沪赴港参加，曾委托赴港参加全会的沙千里同志代表她出席。随后她根据民盟总部决定，在上海建立了民盟华东执行部，并担任华东执行部主任。在白色恐怖下，史良机智顽强从事民盟的地下工作，在宣传民主、保护民盟组织、联系群众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了她的住宅，并密令逮捕她，在这危难时刻，上海解放了，史良才免遭毒手。

　　1949年6月，史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上述历史进程中，她为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五、新中国首位司法部长

　　1949年9月21日，史良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0年史良在民盟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53年开始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史良对这一重大转折感到由衷地高兴，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史良在人民共和国度过了36个春秋，她铭记自己解放前说过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仆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严于律己、自奉甚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史良无子女，其侄辈要求继承她佩戴过的一些首饰，但是经鉴定，所有首饰加在一起不过价值3000元，令人唏嘘不已。

　　六、史良留下的精神财富

　　史良拥有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拥有名律师积累的财富，拥有新中国司法部长的地位，然而，她却将一生所有捐给国家，将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

　　她始终秉持法律人的公平正义。

　　作为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律师，史良用法律作为武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为抗日事业呐喊，为建立新中国奔走，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同向而行；她不畏强权，主张正义，积极营救民主进步人士，与；她同情弱者，不畏强权，不计得失，无偿为穷人诉讼维权。在她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女性刚柔并济的特质，而且体现了法律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情操。

　　她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

　　在抗日战争时期，史良面对民族危亡，为了激起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她四处奔走，大声呐喊，以“巾帼不让须眉”的决心与刚毅，表达着中华儿女的爱国之情与赤诚之心；作为“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她在法庭中滔滔雄辩，揭露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行径；虽身陷囹圄，却坚持斗争，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体现出革命志士的不折不挠与忠诚不渝。

　　她始终致力与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事业。

　　作为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史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着手建立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新中国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体系，彻底铲除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史良不仅功不可没，而且作为旧法律体系中的著名律师，体现了她对旧社会的决裂与革新；在“破旧”之后，史良又充满热情地去“立新”。她深入广大农村开展立法调研，尤其是注重对妇女儿童权益的关注。在她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律――《婚姻法》诞生了，这部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有关一切男女的利害，其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凝结了史良坚实深厚的法律素养，开启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序幕。

　　她始终坚持和拥护党的领导。

　　史良作为民盟的领导人，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她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一生，她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时期，她在上海积极营救中共党员，积极投身抗日事业；抗战胜利后，她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后，她坚定地投身到党的各项事业之中，为法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她始终拥护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党外同志，为统战事业奉献终身。

　　史良虽然逝世二十余年，但是她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仍然如涓涓细流般不断激励着我们。感怀史良的高尚情操，作为一位党外干部，作为一位民革党员，作为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同志：

　　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史良的一生就是与党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而且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各项事业才会蓬勃发展，社会的各个领域才会不断进步，个人的各种理想才会逐步实现。

　　二是要坚持致力于社会主义法制事业。史良对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开创作用，激励着我们投身到社会法制事业之中，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后，还有一些领域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需要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三是要坚持致力于服务社会、贡献社会。史良作为一位律师，不以“挣钱”为标准，而以法律为天平，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她将自己在上海的数十幢房产悉数捐给国家，身后仅有3000元的财产，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中尤其凸显精神价值，也激励和鞭策着我们，以社会责任和社会贡献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