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

　　1946年秋我从老家浙江衢州一个农村小镇来到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就读，不久就接受了反饥饿反内战等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洗礼，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和反动从不满到反对。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见我要求进步、追求光明，先是数次在我被窝里塞了油印的进步刊物和毛主席的著述，进而拉我散步，边走边谈，直接对我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还安排我参加了护校（反对国民党政府计划将学校的贵重仪器迁往台湾）斗争和反镇压斗争。1949年初我被吸收参加了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当时解放区已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由一个懵懵懂懂的毛孩子逐步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过程中，我对统一战线、对那时活跃在统一战线上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也逐步有了认识。我对经常出现在报端的民主人士很是敬佩，对参与赴南京请愿遭特务殴打的民主人士十分同情。这些应该就是我在解放初期加入民革，数十年来始终置身于统一战线的渊源吧！

　　二、青春年月

　　我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分配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辅导处轻工业科工作。此前我在交大已由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成员转为正式团员，到工商局后担任团支部委员。1951年的一天领导找我谈话，民主党派提出要求：希望选派部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干部交叉参加民主党派，以帮助他们整顿和发展组织，更好地开展工作。组织上认为我虽然年轻（22岁），但在工作中和民主族资本家打交道显得比较老练和稳妥，因此征求我意见，是否愿意？并告知不影响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

　　此后不久，上海市统战部在上海大厦召开相关事宜动员会。记忆中到会的有数十位同志，多为市府各局推荐的党团干部，其中主要的是党员干部：局级、处级均有。潘汉年部长亲自到会作动员，他讲了当时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教导我们加入民主党派以后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和领导，说明我们是应民主党派要求公开加入的，但不能担任民主党派的领导职务。主要任务是成为成员之一为民主党派的整顿、发展、提高做工作。

　　那时各民主党派有各自的重点发展范围。记得政府机关是民革的重点发展对象，而我所在的工商局面向工商界，所以同事和领导大都参加民建。入民革完全按照党派规定履行入党手续。我的介绍人是民革市委组织处长赵继舜、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徐周良（共产党青年干部），履行了正式申请手续后，经组织批准，我成为民革的一名正式成员。

　　我不是民革的特殊党员。参加民革后，虽然行政工作很忙，但我都能准时出席组织生活（尽管是晚上）。记得那时分组是按系统划分的，我们小组有吴艺五、诸尚一、郭增望等老前辈，他们年龄都大我一倍以上，待我象待兄弟一样，既爱护又尊重我，我与他们在一起能畅所欲言，心情十分舒畅。我除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外还能对民革工作建言献策，努力做好民革的发展工作。每每我物色到合适对象后，能主动征询单位人事部门意见，并依靠他们把好政审关。五十年代中期，经我介绍加入民革组织的同事不少后来都在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如曾任黄浦区主委的程伊衡同志、静安区主委的王钦奇同志。

　　我在市政府工商局一直工作到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期间我为上海私营工业接受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支援抗美援朝、发展生产、调整公私关系、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作了一些有意义有影响的工作。当时我和经叔平先生（现全国政协副主席、解放初期他是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打交道颇多。1956年下半年我主动要求“技术归队”，结果被批准从政府机关调到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我的民革组织关系也转到了静安。1959年我年满三十超龄退团，直至1985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二十五年中我始终是民革中一员，只可惜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众所周知的情况中度过的，除了在科研上还有些建树外，政治上有近10年是在焦虑、疑惑、茫然……中苦度。这期间正是我人生最为宝贵的光阴，无所作为太遗憾了。不过我坚信：一切逆历史潮流的邪恶、错误的浊流不会久长。

　　三、迟到的春天

　　改革开放后，我也迎来了迟到的春天。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抗生素研究室工作，一个人承担三个人的工作，运用自动化仪器昼夜不停同时进行两个实验。在短短二、三年中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还发现了一种全球首次发现的抗生素（青紫霉素V），作为主要编写者撰写了三卷“抗生素生物理化特性”，在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荣获成果奖。用核磁共振谱测定庆大霉素成份的研究成果为产品质量检测、产品出口提供了新的测定方法……有些论文被收入享誉全球的化学文摘（CA）。

　　正当我滋滋有味投入科研工作时，单位领导多次动员坚持要把我从实验室调回全国医药工业技术情报中心站任技术经济研究室主任。我只好恋恋不舍离开实验室，担当起全国制药工业信息中心的领导工作。1981年我这个五十多岁的老童生开始学习电脑知识，并带了一位用电脑进行新药研究的硕士研究生，还亲自跑到北京，向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和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教司寻求支持，结果争取到了十多万美元（那时外汇控制很紧），进口了一台小型电脑，开始了医药信息工作的电脑化。

　　八十年代应该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时期，我在上级支持下组织进行了当时国内外医药工业水平的调研，细致地科学对比，找出差距，提出我国医药工业发展的具体方向、内容和建议；我通过到日本考察，引进了信息工作的市场机制，促成了医药信息工作的飞跃；我与国际著名的IMS医药信息公司合作，并吸取他们的经验，迅速改变了我国医药信息工作面貌；我对国家医药工业发展方向、策略开展战略研究，组织全国专家为医药工业“八五”、“九五”、“十五”规划提供基础性资料和建议。所有这些为我国医药工业发展起了参谋、指导作用。为此我亦多次荣获国家科委、上海科委及国家医药管理局的技术进步奖和科技情报成果奖等。

　　这一时期我的政治生涯也出现了一件大事。1985年我终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次申请（1952年首次申请）三十二年后才实现的。我确实考虑过申请退出民革事宜：一是由于工作繁忙，无暇兼顾两个党组织生活；二是在民革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我与民革三十四年情结又使我恋恋不舍，更重要的是自己认为中共也好、民革也好都在为国家、为民族振兴奋斗，考虑再三还是克服困难继续维持交叉关系。

　　我理解由于民革的特殊性，对台工作有特殊地位。我首先与在台湾的堂兄弟、老同学取得联系，由于当时两岸不能直接通信，我就通过在香港的老同事、老朋友代转信函、钱物，在我的促成下，在台亲戚陆续实现返乡探亲、祭祖心愿，借此机会，我积极向他们宣传大陆，提高他们对统一大业的认识。

　　四、老牛奋蹄

　　1992年5月我年满六十三岁，办理了离休手续。当时我感觉身体良好，还不到告老休养的时候，还想为国家做点贡献。当时国内有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总极力想推荐我去担任他们的总工程师，但我因家里有特殊困难无法离开上海。最后我去了当时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美国默沙东公司的中国代理（默华）上海办事处工作。我进入该公司后，第一件事就是建议老板争取其母公司来华投资设厂。我撰写了来华投资评估报告，默华的总经理（香港人）也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人，不出半年，居然获得默沙东公司董事会同意立项，并拨出了巨额考察评估经费。九十年代初国家鼓励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各地对此也十分重视，当初初步考虑选择杭州为投资地点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省长万学远都亲自对我们的报告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办好这件事。事情办成后大都家非常高兴，并一再向我感谢。中美合资杭州默沙东公司的建成还带动了杭州吸引外资工作，影响很大。中美合资默沙东公司的中方单位华东医药集团公司在2000年还专门召开会议授予我“集团公司八周年创业特别功勋奖”。

　　我在1993年后由默华公司转到默沙东中国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工作，1996年至2000年又转到美国默沙东公司生产部工作。这期间也多做了一些有利于该公司同时也有益于我国的工作。1997年1月我在出差时，不幸在沪宁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全身十八处骨折，医院多次发出病危通知。在我养伤期间，民革多位同志不辞辛劳到家中慰问，我温暖在心深为感激。

　　1999年我七十岁时离开了默沙东公司。由于我是一个工作狂，业内不少老总都不肯放过我，所以2000年至2006年七、八年间我担任着数家集团公司的高级顾问，为他们引进高新技术、顶尖人才，为他们制订发展规划、进行技术项目评估、争取国外科研和信息服务经费。与我打交道的有不少是外籍华人和台湾精英及上层人士。由于车祸留下一些后遗症，从去年起我已陆续卸掉一些工作。今后打算坚持天天锻炼，养身保健，留点时间做一些自己有兴趣也有益于社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