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李济深、黄炎培、冯玉祥、刘文辉、龙云、梁漱溟、潭平山、余心清、朱蕴山、陈铭枢、王葆真、蔡廷锴、梅龚彬、扬杰、章伯钧、李世璋、杜重石、吴信达、万保邦、龚自知、安恩溥、卢志远、赵鼎盛等。由于他们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军事策反工作，大大缩短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抗战胜利之初，李济深、冯玉祥、刘文辉、龙云等人就看出内战不可避免。1946年2月李济深等人在重庆聚兴城银行楼秘密聚会，首次提出了“反蒋军事策动”工作，成立了以冯玉祥为组长，李济深、黄炎培、梁漱溟、刘文辉、龙云为组员的军事策反小组。1946年5月，李济深与冯玉祥、潭平山等人乘“民联”号轮船由重庆前往南京，在万县作短暂停留。李济深约见驻军204师师长覃异之，对其进行秘密策反。覃异之在升任首都卫戍副司令时，于1949年率部起义。

　　1946年6月，冯玉祥决定赴美考察水利。在冯离国之前，李济深邀集国民党内一些民主人士聚会，会上决定冯玉祥赴美之后，策反工作由李济深领导，西南各省由龙云负责，北平方面由余心清负责，朱蕴山驻沪负责各方面的联络工作。此时李济深任组长，组员有冯玉祥、刘文辉、龙云、陈铭枢、余心清、朱蕴山、王葆真。这是民革成立前秘密组织的第二个军事策反小组。

　　1946年7月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到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期间，经冯玉祥介绍找到李济深，李对吴说：“只要你不打共产党，部队给养由解放区负责解决。”7月17日吴化文在南京湖南路大同新村9号与李济深的代表陈铭枢及章伯钧等会见，章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吴先生愿意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现在可保存实力。待机而动。吴回到山东后与鲁南军区联络，商定建立联系，待时机成熟，相机起义。1948年9月19日晚，吴化文宣布起义。

　　王葆真在北方联络了冯玉祥西北军的多个旧部。1949年5月，国民党四十军副军长李辰熙和师长王锡龄率四十军起义，河南新乡获得和平解放。余心清在北平的策反对象是冯玉祥老部下、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余心清的策动下，孙连仲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进行洽谈。1947年9月6日，中共在北平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侦破，余心清和中共大批秘密党员被捕。直到南京解放前夕，经李济深和中共地下党营救，余心清终于脱离虎口，取道香港回到解放了的北平。

　　1948年1月4日民革中央执监会全体会议决定成立军事策反小组，组长由李济深兼任，再增加蔡廷锴、潭平山、梅龚彬、扬杰为小组成员。随后，李济深秘密约见上海警备副司令刘昌义，劝他设法掌握一些部队，伺机起义。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刘昌义率部起义。

　　在香港的两年间，李济深领导民革有组织、有计划地给各地各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傅作义、阎锡山、程潜、李宗仁、白崇禧、黄绍弘等人写信，劝告他们转变立场，与美蒋决裂。1948年7月国民党元老程潜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暑主任兼湖南省主席。李济深致函处与蒋桂夹缝中的程潜，劝说他认清形势，投向人民怀抱，又派曾担任过程潜秘书的民革成员李世璋前往湖南策动程潜起义，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38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长沙起义。

　　1948年夏，李济深任命杜重石为西南工作区中央特派员，携带自己的密信，由港经沪到成都，将信交给刘文辉，并与刘面商筹建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及民主联军军事机构等事。刘文辉见信后，派人到川西、川南、川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发展民革组织，同时争取各地方武装和保安团队。发展民革武装。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通电全国，宣布起义。

　　1948年初，李济深派吴信达回云南与扬杰、万保邦等筹组反蒋武装事宜。1949年1月吴信达等人在云南蒙自成立了“人民自卫军指挥部”共有兵力8000多人。后来编入中共滇桂边区纵队。李济深曾派吴信达去云南策动卢汉起义，后又委托龙云负责卢汉的策反工作。龙云先后派龚自知、安恩溥、卢志远等民革成员前去活动旧属并直接与卢汉联系，积极推动云南起义。龙云认为，起义时间越早越好，太迟了就成马后炮，政治意义就谈不上了。但卢汉感觉事关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1949年5月初，在李济深的督促下，龙云让秘书赵鼎盛到昆明游说卢汉。不久，他又将夫人顾映秋和五儿子遣返昆明。在中共及民革多方面努力下，卢汉于12月9日在昆明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

　　1949年9月，李济深代表民革与中共中央正式达成协议，将民革军事策反工作中的所有关系全部转交中共有关部门。至此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军事策反工作宣告结束。

　　回顾这段间隔多年的历史，仍然让人肃然起敬。民革的老前辈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不顾自身安危，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用鲜血谱写了多党合作的新篇章。民革的军事策反工作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朱德元帅在淮海战役结束后曾说：何、张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歼敌累积800万，其中俘虏459万，投诚、起义达170万。策反作战及其功能发挥功不可没，成为扭转作战局面的关键环节”。如今新中国成立已有62年，民革的老前辈年事已高，多党合作的重任已落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继承民革老前辈的大无畏精神、永远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继续谱写多党合作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