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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精神遗产如何影响近代上海
2016年10月25日

  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清党”。此次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当天爆发的国民党左派、右派的暴力冲突,亦是一个伏笔,预示了国共合作必然失败的结局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一度也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并展开了对孙中山符号的争夺。租界收回后,1944年6月,汪伪上海当局决定将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此举代表汪伪政权意识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不是日本所宣称的“大东亚共荣圈”,才是赢得民心、巩固所谓统治合法性的基石

  近代上海的城市个性,与孙中山先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各派争夺孙中山精神遗产的共同作用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座城市和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并改变了上海城市原有的空间格局。

  两周年祭

  国民党派系爆发“全武行”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30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逝世,终年59岁。孙中山逝世的噩耗当日即传至申城,上海各界极为悲痛,举行了一系列追悼活动。

  不过,上海的反应与北京、南京、广州等地,总的来说还是无法相提并论。在上海的各类追悼大会上,虽然也有开辟中山公园、修筑孙中山先生遗像、新开中山路,甚至开办中山大学的言论,但这些倡议当时无一落地。随着政治形势的愈加复杂化,一年之后的孙中山逝世纪念活动,因受到“淞沪警察厅”“淞沪戒严司令部”的处处掣肘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的戒备防范,本应举行全天的纪念活动最终被迫改为半天,规模也大为缩减。

  而在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更是不幸爆发了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1927年3月12日,上海孙宅,门前横牌楼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宅内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上午9时起,主要是国民党左派人士纷纷来此致祭。到11时,前来致奠者已达数百人。杨杏佛作为主席正式宣吿开会,先是向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并默哀3分钟。之后,与会代表分别发表演说,直至12时散会。

  谁知散会不久,看似平和的集会迅速演变为暴力冲突。前往孙宅致奠的左派进步群众从旁门陆续退出后,行至距之不远的、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环龙路44号门前时,开始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且一呼百应,还有数人试图冲入44号院内。但当时44号内的铁门已经关闭,国民党右派雇佣而来的20多个壮汉在铁门后面从事抵御。愤怒的群众前仆后继,却遭到壮汉木棍乱击,双方互有受伤情况出现。

  此地属于法租界管辖,而公董局巡捕房对这个敏感日子的情势也有所预警戒备。冲突一发生,即有警笛鸣起。巡捕房派驻附近的越南巡捕分队共计14人,全副武装,在2名西人警官的率领下迅速抵达现场。不过,暴力冲突的激烈程度还是超出预期。眼见局势不可控制,现场一名警长决定鸣枪示警。

  枪声一响,群众纷纷向东而退,很大一部分人撤入今复兴公园里面。此时,躲在铁门之后的另一方眼看得势,居然杀奔出来,将共产党员、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侯绍裘拖进门内一顿拳打脚踢,致其伤重不能起身。幸而法租界巡捕及时控制局面,制止了这场群殴。参与此次冲突的双方数人,被带回警局拘留问话。一场武剧,至此吿终。

  此时的北伐战争虽然进展顺利,但孙中山主导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在孙中山生前还不敢公开表达反对国共合作意见的国民党右派,于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要求“清党”。此次两周年祭时爆发的国民党左派、右派的暴力冲突,亦是一个伏笔,预示了国共合作必然失败的结局。

  “大上海计划”

  假借中山之名展开建设

  仅仅一个月后,1927年4月12日,自上海发家的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发动了血腥镇压。随后,东北易帜、西南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实现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此时,蒋介石的统治并不稳固,其政权合法性也不断被各方质疑。作为应对之道,蒋介石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以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成立为标志,孙中山崇拜运动在上海华界地区上升到了无可置疑的政治高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上海计划”中假借孙中山之名,展开了多个建设活动。

  在城市规划方面,道路系统最为显著,其中又以中山路的修筑最具标志意义。1928年3月26日,由龙华直达闸北的中山路开工。1929年底,大西路至龙华路路基全部筑成,全线通车。中山路完工后,更名为中山南路。1930年5月,开始修筑南接中山南路,蜿蜒向东北,经过沙泾港,北接水电路的中山北路,长约6公里。

  其他几条主要干道的命名上,除了翔殷路沿用旧名外,黄兴路、其美路等则是纪念辛亥革命英雄黄兴、陈其美,而世界路、大同路、三民路、五权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世界大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在纪念碑与铜像方面,上海最先修筑的体现对孙中山崇拜的纪念物,是位于江湾地区的“总理纪念碑”。按照当时政府的要求,在孙中山灵榇经过的地方等都应修筑纪念碑,以便将短暂的奉安仪式保存在永恒的空间之中。1929年10月10日,“总理纪念碑”揭幕并举行落成大典,碑高三丈余,正面镌有谭延闿所题“独有千秋”、蔡元培所题“侯圣大惑”,江湾当地民众均提灯参加了这个活动。同时,为纪念“总理纪念碑”的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又将原体育会路改名为纪念路。

  更为人所熟知的是“总理铜像”。这个铜像原定建于上海北站,后经讨论改建于市中心。“总理遗像”具有国家象征地位,自然需要通过空间定位来展示其神圣性。1933年2月,上海成立各界建筑“总理铜像”委员会,并最终决定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大楼背后设置“总理铜像”。1933年11月12日,上海举行庆祝孙中山诞辰及铜像揭幕典礼纪念大会,并举行全市童军第五届大检阅大露营。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参加观礼者六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

  在民生设施建设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山医院成立。国立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创办的国人自管、自教、自立的一所医学院。1927年10月,颜福庆创办时,条件十分艰苦。1930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遗志”为名,发起组织中山医院筹备会,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共同任事,广募经费。1934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枫林桥购得土地40亩,开始建设中山医院。1935年6月正式动工建造,次年12月竣工落成。1937年4月1日,中山医院举办规模盛大的开幕典暨国立上海医学院落成礼。中山医院共计建筑面积13597平方米,有病床450张,初设内、外、妇产、眼、耳鼻喉等。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借助社会力量而成,其中“总理”之名是吸引大家的一个重要因素。

  抗战期间

  “国父符号”遭受肆意摆弄

  对于中国人而言,孙中山的符号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而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他们也深知孙中山在中国的尊崇地位,因此侵华初期曾恶意毁坏孙中山遗址遗迹及纪念建筑,妄图消除孙中山的影响,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上海为数不多的几处孙中山空间纪念建筑,无一例外都受到侵华日军的刻意毁坏,甚至侮辱。“总理纪念碑”落成不及四年,就惨遭日军的炮火损坏。“总理铜像”的遭遇更是令人发指:淞沪会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特别市中心区后,占领市府大厦,一队日本士兵“爬上孙中山总理铜像,揪着孙中山的耳朵恣意侮辱,咧嘴狞笑,并将铜像推倒,运去日本,熔铸枪弹”。

  汪伪政府成立后,汪精卫等人一度也将孙中山尊为“国父”,并展开了对孙中山符号的争夺。租界收回后,1944年6月,汪伪上海当局决定将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此举代表汪伪政权意识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不是日本所宣称的“大东亚共荣圈”,才是赢得民心、巩固所谓统治合法性的基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再次“易主”。战后的上海市特别市政府开启了孙中山崇拜运动的重塑之路。1945年11月28日,市工务局通过媒体广而告之:上海城市主要道路的名称将有一轮新的更名活动。此举确定了上海现有中山路的格局,中山公园园名保持不变并加以修缮;1946年11月,中山医院正式复院;1946年1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上海孙中山故宅辟为“国父纪念馆”,宋庆龄接受此建议并搬出故居。此外,上海新建一座孙中山纪念堂的方案再次被人提起……

  总之,对于孙中山的精神遗产和记忆,上海与北京、南京、广州等相比,既有共同点,更有独特的历史轨迹,值得挖掘。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徐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