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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2009年09月04日

  

  ---“六个为什么”系列解答(5)
  本报记者叶帆朱佩娴《人民日报》(2009年4月27日07版)
  今年2月9日,本报理论版《本周话题》栏目推出“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一组文章后,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和人民网网友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希望专家能进一步深入阐述。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民主与竞选之间是什么关系?西方的多党制是民主最有效的形式吗?世界上存在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吗?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必然要付出代价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否与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关?等等。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庄聪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房宁。
  西方的多党制并非最有效的民主形式
  问:一些人一谈到民主就提西方的多党制,认为西方这种竞争式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请问民主与竞选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只有竞选才能产生民主?西方多党制是民主最有效的形式吗?
  庄聪生:这个问题需要从民主的源头和本质来分析。“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本意是“人民的统治”。当时的雅典所实行的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通过选举与抽签相结合的方式,由公民轮流参与城邦的管理。民主与竞选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出现后,由于公民直接管理庞大的国家已经不可能,必须实行代议制,这样在西方国家就出现了竞争式的政党政治。但是,竞选只是民主的一种形式,不能说只有竞选才是民主。竞选确实能够体现民主,但除竞选以外,民主还有多种实现形式,如协商民主。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西方实行多党或两党竞选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体现绝大多数选民的意愿。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某一个政党通过竞选执掌政权,只是以相对多数的微弱优势获胜,有时甚至出现民意被操纵的情况。这说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有明显的缺陷,不能说是最有效的民主形式。
  房宁:首先,我们并不否认竞争性制度安排的一般价值。应当说,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竞选有利于选举人对被选举人的了解,对于被选举人也是一种约束与监督,同时在一定条件下由于竞选引起的政治轮换更替,有利于保持政体的正当性。但这里面的重点在于“条件”。谈到民主政治特别是谈到一种政治制度的选择,首要的问题是社会历史条件,我们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谈论政治。事实上,西方一些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些原则并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加以实行。比如,人们经常谈到的甚至被奉为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及其民主制度的建立,就不是这样的。法国自18世纪末的大革命至今,从政体上看经历了五个共和国,而前四个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始终处于变动和不稳定状态,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亦即现在实行的这种政体。德国在19世纪的政体也不是现在这种竞争型和政党轮替的政体。这种情况,在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更为普遍。
  这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是带有规律性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常常伴随着非常多的社会矛盾,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社会冲突。在这一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党竞争和选举,往往会使社会矛盾集中于政治领域,把一个需要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通过以发展为主要手段解决矛盾来满足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需要的社会,转变为通过权力、通过改变资源和财富分配方式来满足需要的社会。这显然会造成严重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导致“民主的失败”。许多国家多次中断民主政治的原因就在于此。概括起来说,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比较不适合处于工业化社会转型阶段的社会。这应当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
  世界上不存在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
  问:世界上存在着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吗?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判断一种政党制度的好坏最主要的依据又是什么?
  房宁:我对有没有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这一问题的态度十分明确:没有。
  近代以来的民主政治最早发源于欧洲中世纪后期贵族与王室的政治斗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遍采取的一种政治制度形式。但在不同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民主制度虽然总体类型都属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范畴,但各个国家具体的民主形式与模式又有许多区别。不仅如此,同一个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其民主的形式也不同,有一个逐步发展演变的过程。
  民主政治是人的选择,民主模式由人来创建,但这种选择和创建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的。人们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进行选择和创造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模式,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有差别。抛开民主政治的性质、类型不讲,仅就民主政治的形式而言,一个国家能够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模式,主要取决于四个具体的因素。
  一是基本国情。包括国家幅员、自然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等。这些基本国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其政治制度有着深刻和久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贯穿这个国家形成、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一个国家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政治制度形式,自然都会不同程度地打上其基本国情的烙印。
  二是国民性。广义上讲,这包括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狭义上讲,主要指民族性格等因素。如果仔细观察一下不同国家的政治历史以及社会转型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民族的传统、习俗和人民的心理对于一个国家最终能够建立和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是民族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这一因素在一个国家民主模式选择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从现实角度看,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形式,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总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具有功能性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手段。手段要适应目的,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当然要适合于特定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任务的要求,否则制度就是无效的,即使建立起来也难以持久。
  四是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也是从古至今影响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必然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也必然要考虑国际因素的影响,即人们在选择和建立民主模式的时候往往会考虑到对外部干预的防范。
  主要是受上述四个方面的条件与环境因素的影响,各国的民主模式乃至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民主模式都会有各自特点,无法形成普遍适用的单一模式。
  庄聪生:人类文明就如同一个大花园,没有哪种文明是一枝独秀、唯我独尊的。世界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存在所谓“普世性”的民主模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由该国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决定的。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与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分不开的,同时在具体模式上也是“千姿百态”。之所以会有差别,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社会、传统文化、特定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都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强调国情标准和实践标准,并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在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吴邦国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断推进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
  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为代价
  问:有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时确实扩大了社会分歧,造成了社会动荡,但这是发展民主的必然代价,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请问,怎样看待这样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必然要付出代价吗?
  庄聪生:实现民主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为代价。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这并不表明发展民主必然要付出代价,而是这些国家没有选择正确的民主发展道路、不顾国情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保证了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又保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事实有力地表明,发展中国家只要始终立足本国国情来发展民主,所谓的“民主的代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房宁: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有的代价付得起,有的代价付不起。政治是一个极重要又极特殊的领域,它关乎全局、关乎根本、关乎未来。在政治问题上,许多局部经验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许多推理产生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事关全局的政治选择上一旦出现失误,往往就要造成历史性灾难,由此付出的代价可能要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这样的经验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政治改革一旦出现失误,就很难挽回。
  看看20年来的俄罗斯。20年前,由于一系列的错误与失误,苏联的改革失败了,由此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解体。苏联解体后的10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陷入了大衰退。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几年内就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急剧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降低。这一衰退背后所反映的生活艰辛,恐怕只有俄罗斯人民自己最清楚。这样的代价究竟换来了什么呢?其中,的确包括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还能不能继续付出这样的代价?俄罗斯人民已经作出了回答。这就是近10年来俄罗斯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重大调整、走上一条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主权民主”政治发展新道路的深刻原因。
  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广泛关注,这是好事。但由于这一问题的严肃性、重要性,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不能停留在主观感受和愿望上面。特别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舆论与学术关注不能仅仅凭借思辨和推理,特别是不能跟在某些西方学说和舆论后面亦步亦趋。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在了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思考其未来。
  我国的政党制度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问:我国各民主党派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中,在事关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庄聪生: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广泛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等。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每年都要主持召开5至6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并认真研究、及时反馈。同时,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还经常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通过调研报告、提案等形式向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建议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国防、外交等领域,许多意见建议得到重视和采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这与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关吗?
  庄聪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政治上形成广泛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证了我国政治格局的稳定。这一制度以发展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制度是广泛民主与集中领导的统一,有利于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统一意志,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现高效率发展。这一制度既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照顾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可以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能够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得到妥善化解,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