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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我去香港及返沪的经过和感受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许多关口是很重要的。值此祖国现代化建设形势大好之际,回想起我在解放前夕被迫由上海去香港,后来由于受周恩来总理的感召,又从香港返回上海的这段经历,感受很深,应该写下来公诸于世。

  被迫出走香港

  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遭到惨败,上海军政当局表面上故作镇静,实际上各自有“撤退”的打算,社会上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因在国民党当局发行金圆券期间遭到威胁,于1948年下半年去香港。随后不久,周作民从香港来函嘱咐我负责金城总处和沪行的工作。我感到金城已工作了十多年,对该行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对周作民有知遇之恩,不愿辜负他的期望,也不愿眼看金城沦落到无人负责的局面。同时我想,我在国民党政府中从未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即或共产党来了,也没什么可怕。因此,向周表示愿意留守上海,负责金城工作。

  这时上海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我原来坚持不走,留下来负责金城工作的想法开始动摇。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挚友郑宝南(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团总务处长)从遥远的美国纽约专程给我打来电话,催促我尽快离开上海。经朋友的多次劝告、催促,我对金城银行的事作了安排,把行务的担子交给了沪行副经理殷纪常。他知道我的意思,也理解我的处境和难处,但他怕整个行务的担子压到他的身上,挑不起来,感到十分为难。我再三告诉他说,我的离开,只是暂时的,待上海局势安定下来,即时就回来。最后,殷接受了我的嘱托,但希望我履行诺言,一定要回来。于是,1949年4月底,我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上海,悄悄然到了香港。

  在香港的活动

  我单独地突然出走香港,除殷纪常外,包括周作民在内,事先谁也不知道。到了香港后,我住在九龙塘司达福道姨妹家中。第二天早上,我到香港金城银行看望周作民。周见了我大吃一惊,以为上海的金城出了什么事情。我即原原本本地向他作了解释。周作民听了我的陈述后,理解我的处境,非但没有责怪我,反而宽慰我,并作了安排。

  1949年七八月间,世界基督教青年会亚洲地区会议在曼谷召开。该会曾致函在香港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希望中国青年会能有代表参加。梁知道我和另一位董事洪士豪都在香港。有一天他来看我们,说:“大陆现在解放了,不可能派员参加,但是这个会议中国不能不参加,我看还是由滞留在香港的几位董事代表中国参加为好。”所以,由我和梁小初、洪士豪组成代表团,参加了曼谷会议。

  几天后,我们从曼谷回到香港。我原以为在香港可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但是香港也不太平,不断有人打电话来找我。我从曼谷一回来,赵志走就从台湾来香港找我,对我说,他这次来港,是奉了辞修(陈诚)先生之命,辞修先生希望我去台湾玩玩,换换环境。我对台湾没有兴趣,便托辞说,在港我有许多事要做,还要处理大陆的业务,抽不出身,暂时没有时间赴台湾,对于辞修先生的好意,请赵先生代我致谢。

  上海解放后,第一艘从上海到香港的轮船抵达香港,我听说这艘船上有两个我熟识的人。一个是刘念义,他这次来港是向其父刘鸿生介绍上海解放后的情况,并动员其父回上海,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因惦记上海金城银行,便找到刘念义,向他了解解放后的上海有关的情况。刘念义对新政府的工商政策颇有好感,赞不绝口地向我介绍了解放后上海的许多新气象。另一个是英国人迈克(英国安利美洋行总经理),早在抗战之前我和他在汉口时,就有业务往来,后来在上海也有交往。他到了香港后,我去看他,一见面,他就直夸他见到的共产党军队纪律严明,作风优良。

  没有多久,在上海的浦心雅(曾任交通银行协理)受黄炎培之托来香港,李仲楚(曾任交通银行经理)也来到香港,他们都是来劝说钱新之、周作民等人回大陆,为解放后的新中国金融事业做些工作。浦心雅和李仲楚向我们介绍了解放后大陆的新变化和共产党的政策,并一再坚请周作民和我回去看看。

  当时我虽然萌发过回上海看看的想法,但是,顾虑也很多,特别是我的家眷都已从上海到了香港。到底回不回上海?确实引起我激烈的思想斗争。可是没有几个月,我却又产生了要回大陆的相法,他们纷纷劝我打消这个想法。

  正在这时,章士钊、黄绍蛇来到香港。他们是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前来香港联系解放前由沪赴香港的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动员他们向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章、黄在香港召开了几次小型座谈会,转达了周总理的期望,阐明党的政策。我和刘鸿生、吴蕴初、荣尔仁、傅汝霖、陶桂林、戴立庵等都参加了。我觉得章、黄的讲话亲切感人,对我触动很大。这时金城银行在香港召开董事会,认为在大陆各地的金城银行需要有人料理,周作民一再动员我先回内地主持金城的工作,并表示他以后有可能也要回去。而我始终记着我离开上海时对殷纪常的承诺,现在既然上海平静了,我必须遵守信用,回到上海金城银行去。我的事业在国内,我应该返回上海把金城的工作挑起来。1949年秋,我乘坐英国“太古”号轮船,由香港至塘沽,转道天津,直上北京,回到了解放后的祖国。

  在北京受周恩来总理接见

  一到塘沽,我第一次看到了五星红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第一次和解放后的政府官员接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和国民党军队大不一样。

  我一到北京,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章士钊,他听说我回来了,很高兴,他说马上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并嘱我明天早上等他的回音。果然,第二天一早,章士钊就兴冲冲地给我来了电话,他说,总理听说我回来了,很高兴,要和我谈谈,并约定翌日晚上7时在怀仁堂见面。那天早上,我正想出门,不想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询问我,晚上和总理见面,要不要派车子来接。我说我有车子,不必麻烦了。他就告诉我,我的车子可以直接开进中南

  海,他会通知门卫。从这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总理对人的体贴,处理事情的细致人微,使我十分敬佩。

  当天晚上,我驱车准时前往,顺利通过新华门,到了怀仁堂。总理的秘书迎了上来,把我让进一间小会客室,他沏上茶后,歉意地对我说:“总理正在和别人谈话,过几分钟即接见您,请稍等。”我环顾四周,这间小会客室陈设简单,整洁宁静。没待上几分钟,总理进来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总理握着我的手说:“徐先生,你从香港回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你。章士钊先生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我们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来,我们坐下来谈谈。”这次谈话,只有总理和我,外加他的秘书,共三个人。接着,总理问:“徐先生府上哪里?”我回答说:“江苏镇江。”总理说:“啊,镇江,镇江有个赵棣华你认识吗?”我回答说:“不但认识,还很熟悉,他是我的朋友。我们有三重关系,既同是镇江人,又是金陵大学的先后同学,还是金融界的同行,赵棣华任交通银行总经理,我任金城银行总经理。”总理说:“我和赵棣华也有一面之交。有一次同乘一艘长江轮,一起晤谈,还谈得十分投机呢!”接着,总理又说:“赵棣华是陈立夫、陈果夫身边的人,是CC的人,很得二陈的信任,他当过我们江苏省的财政厅长。最近,我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各党各派都有人参加,我看,他可以代表CC嘛!”总理风趣的话,把我引笑了。

  接着,总理换了一个话题,说:“你刚才说你是金陵大学毕业的,你们金陵的同学魏文翰、施奎龄,你认识吗?”我回答说:“认识,他们比我高几班,但我们都很熟悉。”总理说:“他们在天津南开的时候和我是同学,不但是同学,我和他们还是好朋友。我的这几个朋友和你也是朋友,那么,我们也是朋友了,哈哈!”总理又说:“我们既然有不少的共同朋友,那么,我们可以随便谈谈。”总理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使本来一直拘谨的我,一下子感到如释重负,轻松起来。早在重庆时,我就风闻周总理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善于结交朋友,从上面的一席话看来,确实是这样。后来,总理向我问了在香港的几位银行界朋友的情况,问了吴鼎昌、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周作民、李铭等人在香港的生活和事业的一些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我谈到周作民的时候,总理说:“对于周作民先生的情况,我是知道很多的,以前我们在重庆有过交往。”

  然后,总理还向我谈了当时的形势,他说:“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等土地改革结束后,国内经济就可以发展。这些银行界的先生们在金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并且希望他们早日回来,共同搞好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总理还说:“当前,我们是在搞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你们仍然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民族工商业也还是要发展的,还是有前途的,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信给在香港的朋友,争取他们早日回来。”

  临告别时,总理问我最近有些什么打算?我说:“我过几天就回上海去,仍旧办我的金城银行。”总理关心地说:“你回上海工作,这很好。回上海后,如果碰到什么难处,可以去找副市长潘汉年、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你回到上海就可以去看看他们,我会通知他们的,他们会给你一些照顾,会帮助你解决一些困难。”总理和我谈了约一个小时,自始至终没有外人或其他事情来干扰。临走时,总理还特地送我到怀仁堂门口,他站在台阶上,和我握手告别后,目送着我上了汽车,直至我的汽车发动了,他还没有进屋,微笑着频频挥手和我告别。

  随后,我将这次受总理接见的情况,详细地写信给急待我音讯的在香港的周作民。不久,即收到他的来信,说我的北京之行,也使他十分感动。

  在上海和潘汉年同志的交往

  1949年7月18日,在香港的金城银行董事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周作民不再兼任总经理,推荐我担任。董事会执行主席钱新之征询各位董事的意见,大家对于周作民先生荐聘我担任总经理,均无意见。最后,董事会决议通过。

  稍事休息了几天后,我即去市政府拜访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是我从香港回来后接触的第二位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他一见到我,就表示欢迎我回到上海,欢迎我为繁荣上海的金融事业出谋划策。并告诉我他已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通知,要他对我和金城银行的事加以照顾。

  潘汉年同志称周作民先生是他的老朋友,其中是有一段渊源的。解放前,潘汉年同志是中共香港地下负责人,他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善于做统战工作,尊重、关心在港的知名人士,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和拥护。当时周作民通过其他民主人士的介绍,和潘汉年结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决定定都北京,并积极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新中国。当时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响应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准备前往华北解放区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找到周作民,问他能否协助这批人北上。周作民表示可以由金城银行出资,在香港租一艘轮船开往天津,担负起这个任务。为了使这件事得以具体落实,周作民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联系,共同协商,进行周密的安排。1949年2月末,金城银行花了约四五十万元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运送柳亚子夫妇、叶圣陶夫妇、陈叔通、马寅初、张纲伯、包达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等27人悄悄离港,胜利到达天津。为了避人耳目,轮船挂了外商旗号,装载了一些华北解放区相当缺乏的西药和生活物资。周作民以金城银行董事长的名义,用这笔钱为祖国和人民做了这件好事,此后他和潘汉年的关系更密切了。

  前面说过,周恩来总理、潘汉年同志对周作民非常关心,一再嘱我写信请他回来。1950年七八月间,我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和我谈话,也叫我动员周作民先生回来。周作民先生在许多人的关心、敦促下,终于下了决心,在1950年秋由香港经天津、北京返回上海。他到达北京时,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等亲自到车站热烈欢迎,随后周恩来总理也亲切地接见了他,并特邀他为全国政协委员。

  潘汉年同志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对金城银行给予照顾,其中最主要的是帮助金城银行渡过难关。解放前夕,金城银行由于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特别是1948年底改用金圆券之后,营业不振,加之人事臃肿,开支庞大,月月亏损,实力大大削弱。这个后遗症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赤字日增,无法弥补。不但上海金城银行是这样,全国各地的金城银行也处于这种状况。为此,周作民心急如焚,想处理一部分资产来填补缺额。他决定将金城、中南两银行共同投资的新裕纱厂中的一个厂出售。当时刚刚解放,哪里还有买主?要卖,只有卖给人民政府。于是周作民叫我去找潘汉年副市长,陈述金城当前的困难和准备出售新裕纱厂的意图。我去市府见了潘汉年副市长,递交了周作民给他的信。他说,这件事我们可以考虑。过了几天,他让市财政局顾准局长来看周作民,共同协商。结果,拥有三万锭的新裕的一个纱厂,按时价每万锭100万元估算,卖给了国家,得款300万元,解决了金城银行的燃眉之急。

  几点感想

  从香港回来以后,我感受很深。我在旧社会生活了近50年,几乎年年都有大小内战,外国人诋毁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国家软弱,受人欺凌。解放后,我亲眼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腰杆硬了,实行独立自主外交,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所有的炎黄子孙,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感到自豪。国内政治稳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国家前途不可限量。

  我个人虽在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在“文革”后,党和政府不仅恢复了我的名誉,归还我的财物,而且政治上给以更高的安排,在生活上给以更多的照顾,更坚定了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共产党走的决心。我感受最深的是,“四人帮”被打倒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的形势确实大好,我个人的心情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舒畅。特别是现在讲话再不怕挨批挨斗。国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立足国内、面向海外的统战政策,导致祖国欣欣向荣、繁荣富强的局面,十分令人鼓舞。我虽年迈,但自信还有余力,应该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些有益的工作。

作者:徐国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