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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民革上海临时分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一九四八年元旦在陈铭枢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蔡廷锴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民革上海市地方组织在解放前就有四个独立组织:一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二为由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演变而来的民革上海分会,三为王葆真领导的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四为民革上海临时分会。今天的民革上海市委员会系由这四个单位合并而成。我所参加的是民革上海临时分会。现在根据档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几位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写成这份史料。

  一、机构的酝酿和建立

  一九四八年上半年,李济深同志的秘书叶尚文(原名叶敞)正在上海赋闲,听说李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想在上海海建立一个地方组织,特邀约李的旧部邓本殷和申报馆主笔方秋苇等人在西藏中路一品香旅社集会,商谈筹组上海市民革组织问题,当场推定叶尚文先赴香港请示。

  在香港,李济深同志接见了叶尚文,对于建立上海市地下组织表示同意,并写了手谕:“派叶尚文、廖尚果、邓本殷、方秋苇为民革上海分会筹备委员”,并指定由民革京沪杭区特派员吴惟乎就近领导。手谕是写在小小的黄绢上的,以便携带。叶尚文把手谕和几张空白的派令缝在棉袄里,由香港带回上海。这时已经十二月初了。叶尚文回沪后,开始筹备工作,在他家中召开过几次会议,推定叶尚文为常务委员,邓本殷为行动委员,方秋苇为宣传委员,秦光焯为联络委员,正式成立组织,定名为民革上海临时分会。因为民革京沪杭区特派员吴惟平(解放后,任民革浙江省委员会委员)住在杭州,叶特意前往,向他作了汇报,并取得了他的同意。

  在香港时,李济深同志曾指示叶尚文,要他在上海工商界中物色一个进步人士前往香港,准备将来作为上海中小企业的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方秋苇向叶尚文介绍了邵永生和姜豪两人,他们都是国民党上海市参议员。协商结果,决定派邵永生前往。同年十二月,邵搭飞机赴港,不幸因气候发生变化,飞机在九龙失事坠落,因而丧命。

  不久,邓本殷、廖尚果先后离沪他去,方秋苇、秦光焯和姜豪等人也因找寻中共的关系,无形中脱离了民革。至此,在委员和干部中,只剩下叶尚文一人,于是叶在成员中物色人选,再度组织领导和工作班子。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江宁路凯歌归饭店楼上,以吃饭为名,举行秘密会议,推定乐均(又名凤麟)为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陆一远为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康民为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原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工作,南京政府开始迁往广州时,因不愿随同逃亡,便留在上海,寓居于广元路云裳村肖作霖(现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家中,并经方秋苇介绍,参加了民革,因而被推为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所有各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除乐均外,其余一律暂缺,等候李济深同志另行指派。这些委员会统归叶尚文领导,设会址于新闸路六十号楼下叶尚文的住所。为了保密,大家称叶尚文为叶先生。

  四月间,解放战争逐渐逼近上海郊区,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据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友人说,我们中有好几个已被列入反动派的黑名单,于是将会址迁至武定西路一三七一弄六九支弄周宝书家中。经常在那里办公的有叶尚文、乐均、赵康民、陆一远、周宝书、杜耕(又名煜威)、梁志申和我。为了防止特务侦查,有些会议在江苏路大同戏院老板家中举行。

  二、开展宣传,扩大影响

  民革上海临时分会成立后,从宣传、组织、行动各方面展开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黄色工会头目陆京士等,为了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发动喽罗,组织“上海市各界自救救国协会”,并在报上大肆宣传。民革临时分会和他们针锋相对,及时发表了题为《为粉碎上海市各界自救救国会阴谋告市民书》的宣言,揭穿潘公展等人的阴谋,并明确提出我们的见解:赞成召开新政协,拥护中共“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主张。这个宣言后来在香港民革中央所办的《会讯》上发表过。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垮台已成定局,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并发表求和声明。临时分会立即响应李济深同志在香港的号召,发表宣言,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决没有中途妥协调和的可能,蒋介石的谋和是虚伪的,必须粉碎他虚伪的和乎攻势。”当时,上海有个名叫《新时代》的杂志,在它的创刊号中刊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上海》一加:(一)战争罪犯,(二)CC分子,(三)军统人员,(四)官僚豪门,(五)汉奸,(六)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员,(七)有贪污行为或其它劣迹的人,(八)有反动行为的人,(九)封建帮会习气太深的人。这个标准虽然定了,但在地下期间执行有困难,既不能填入党申请表,又不能缴自传,更无法进行调查了解,以致仍有少数汉奸、军统分子混入。就以这九条规定的本身而论,今天看来,也有不妥之处。

  说来可笑,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民主党派中有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等组织,只知道民主同盟这个党派。大家认为共产党以工人为吸收对象,民主同盟以大学教师为吸收对象,而民革就应该在其他方面发展。于是规定以工商业者、中小学教员和自由知识分子为发展对象,并规定工商业者应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中小学教员和自由知识分子为百分之六十。但实际上在发展工作中,并没有照这个规定去做,只要介绍人保证被介绍的对

  象能够保守机密,不出卖组织。所以发展的结果,各方面的人士都有。

  解放前,上海行政区划分为三十个区,除了浦东的高桥、洋泾、杨思三区和沪北的吴淞、江湾、市中心、真如等七区外,其余二十个区,即静安、江宁、法曹、普陀、新成、黄浦、蓬莱、邑庙、嵩山、卢湾、常熟、龙漕、徐汇、北站、新泾、大场、闸北、虹口等区,都有民革小组或成员,其中成员最多的为静安区。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静安区小组在百乐门饭店举行大会,叶尚文出席指导,决定由小组扩展为静安区会,推举乐均为区会常务委员。

  地下期间,临时分会到底有多少成员?当时各主要干部之间虽常有接触,但对成员则采取单线联系,彼此间没有横的联络,所以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初所编制的名册,为一白六十五人。当然,这个名册是不完备的。

  四、纠察总队的始末

  民革临时分会行动委员会的任务,在于组织地方武装,维持社会秩序。我们见到南京、杭州等地,解放前后都有一段真空期间存在,在此期间,散兵游勇到处骚扰,人民深受其害,因此极有组织队伍以维持治安的必要。起初,我们想与上海市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合作,建立一个全市性的维持治安的统一机构。但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毛森到处布置特务,大批逮捕进步人士,据说上海解放前夕共杀害了一千多人。在这恐怖的局势下,要建立庞大的地下机构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由民革临时分会单独组织一支维持真空期间治安的队伍,作为外围组织。这支队伍叫什么名称?有入主张称为“自卫队”,臂章上加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临时分会”钤记,因为国民党政府也有自卫队的组织,名称相同,可以鱼目混珠,不易暴露,而且已经印刷了一部分臂章。最后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地方武装有所区别,终于采用了“纠察总队”这个名称。总队长由常务委员叶尚文兼任,副总队长由行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乐均兼任。

  关于队员的来源,决定从下列三种人员中吸收:(一)民革青年成员,(二)地方进步青年,(三)国民党保甲人员、义务警察和自卫队队员,因为国民党义务警察和自卫队队员都是工商界职工,而且有武器,民革纠察总队本身没有一枪一弹,为了维持治安,暂时借用一下,也有方便之处。

  组织纠察总队,需要臂章、布告和宣言。叶尚文叫乐均设计臂章,叫我草拟《纠察总队布告》和《告全市同胞书》。布告内容是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约法八章草拟的,而约法八章则来源于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和上海《大公报》上的消息。这些印刷品交由江苏路的一家小印刷所印制。其时曾发生过一场虚惊。一天深夜,工人正在用圆板机印刷臂章,机声隆隆作响,被路上站岗的警察发觉,入內搜查。工人听见脚步声,就机智地把印好的自卫队臂章放在上面,警察搜查时,工人故作镇定地说:“是区公所交印的自卫队臂章。”警察翻了翻印好的臂章,上面果然有“自卫队”三个大字,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五月初,我也碰到过一场虚惊。一天早晨,我带着《告全市同胞书》从家中出发,准备到武定西路办公地点去,走到衡山路,突然遇到国民党的“飞行堡垒”(大型警备车)、骑兵和大批警察、特务的搜查,并已把几个行人拉上了警备车。我进退两难,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幸而我身穿警官便服,胸前别有“内政部警察总署”的徽章,没有被搜查就放行了。所有臂章和宣传品秘密印好后,于五月中旬分别运往东、南、西、北四个区的指挥部,待命使用。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上海西区首先解放。事实与我们原先所想象的适得其反,上海没有出现真空期间。但纠察总队多半已经组成,所以仍然出动,徒手服务,因为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已将义务警察和自卫队缴械解散,他们已经没有武器了。我们设总队部于江苏路工业试验所第二试验馆。

  因为没有出现真空期间,所以纠察总队的任务略有更改,除了宣传工作以外,主要做了向导和联络工作,如:

  (一)五月二十四日晚间,由卢公诚等率领纠察总队队员分三路出发,为解放大军先头部队第二十七军作向导,从虹桥路、延安西路、愚园路进入市中心区。

  (二)二十五日清晨,静安区钱家巷博爱新村窜到国民党残军数十人,一时秩序大乱,人心恐惶。纠察总队静安区队派员前往,劝告他们投诚,并将所获枪械全部交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点收。

  (三)同曰晨,迪化北路发现有国民党军队工兵营在骚动,纠察总队派员劝告他们向解放军投诚。

  (四)二十六日下午,纠察总队接到队员报告,说有国民党残军五百余人,占据北京路国华大楼、景云大楼和通易大楼,尚未放下武器,当地居民深感不安。于是由乐均到威海卫路解放军军部报告,该部即派员前往迫降。

  纠察总队原来是准备在上海真空期间维持地方治安而设立的,现在既无真空期间,自无继续成立的必要,所以只工作了三天,就于五月二十八日结束,所有队员全部解散。

  五、做好准备,迎接解放

  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国共两党代表在北平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定,这意味着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四月二十一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势如破竹,南京、镇江、无锡等城市相继解放,解放战争很快逼近上海郊区。

  民革临时分会为了迎接上海解放,除筹组纠察总.队以外,还草拟了《民革上海临时分会致国民党各警察局》的信件,油印三十多份,分别投入邮筒,寄给警察总局和各分局,劝他们保护武器和档案,严守岗位,迎接解放。同时,草拟并铅印《告本市同胞书》,内容要点为;(一)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二)歌颂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的美好社会;(三)全市同胞要协助解放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部队;(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这个文件曾由《解放日报》、《申报》、《时事新报》分别转载。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解放,临时分会由地下转为公开,设办公处于静安寺百乐门饭店。解放前夕,我们早就拟定了标语二十八条。解放那天’发动成员分头缮写,四出张贴,并在热闹街衢,悬挂横幅,散发宣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欢呼上海解放。

  五月二十六日,临时分会以常务委员叶尚文的名义,向毛泽东宅席、朱德总司令和陈毅将军分别发出了致敬电,其中说:“上海解放了。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已经崩溃,五百万人民日夜所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二十年来,上海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宰割之下,在反动政府的压榨之下,过着黑暗的奴隶生活,直到今天才得到了解放,见到了光明,内心是无限的喜悦,情绪是无限的兴奋。这次大上海的解放,实得力于您们诸位的英明领导和全体战士的英勇战斗,我们真诚地致以最高的敬意。”

  二十六日,苏州河以北地区尚未解放,成员吴大风留在该区,将其所了解的关于国民党军队驻扎的情况,以电话向临时分会作了汇报,临时分会当即转告人民解放军。二十七日解放军进入北四川路武进路时,吴大风为他们领路,向海宁路国际戏院、文化会堂、五洲大药房和国民党空军供应司令部等处进军,迫使残余蒋军放下了武器。

  迎接解放工作告一段落后,临时分会着手整理内部组织。六月初,叶尚文在百乐门饭店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成立执行委员会,作为分会的领导机构。除叶尚文为当然负责人外,票选赵康民、乐均、陆印泉、周宝书、刘晋暄、龚一飞、杜耕、赵锦华、梁志申等九人月执行委员,陆一远、金恒洪、吴大风、闵佛九等四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六、组织合并,统一领导

  一九四九年六月,民革中央已经由香港迁至北京,派组织部部长朱蕴山为特派员,来上海整理地下组织,寓居于南京路金门饭店,同来的有秘书周范文。朱蕴山抵沪后,当即向四个地下单位发出了通知,说:“所有以前民革中央指派之特派员、联络员、筹备委员、特派小组以及自行成立之一切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待命整理。”上海临时分会接到通知后,于六月十八日起停止一切活动,并遵照民革中央的命令,并入了上海的统一机构——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

  叶尚.文因反对合并,未被吸收参加民革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中断了与民革组织的联系。一九五○年四月,沪宁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奉民革中央指示,恢复了叶尚文的民革党籍。解放前,叶患有肺病,因为从事民革工作关系,未有其他职业;解放后生活困难。一九五○年民革中央给予他生活补助费数百元;一九五一年,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也给予补助费数百元,但已病入膏盲,不久故于上海。

  一九八三年五月

  

  
  

作者:陆印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