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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知劲草 拳拳报国情

——记民革党员徐国懋

  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任委员徐国懋,1906年6月出生于江苏镇江,父辈经营驳船行业为生,收入菲薄,家境清贫。徐国懋自幼刻苦学习,勤奋进取,从小学起就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从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凭着勤奋顽强的拼搏精神半工半读,完成了中学、大学以及出国留学的学业。192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士学位,并留校教课。一年后经申请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奖学金而赴美进入该校学习,攻读政治学,仅用三年时间便取得了博士学位.留美期间他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兼职,以工资所得弥补学习和生活费用的不足。1932年夏,徐国懋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带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先后任金陵女子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专员室主任。1936年,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为发展行务、繁荣国家经济延揽人才,经人推荐邀聘徐国懋参加银行工作,出任金城银行汉口分行副经理,从此徐国懋转业到了银行界,开始了他的金融业生涯。徐国懋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执着的敬业精神,很快熟悉了银行业务,由副经理、经理升至总经理,成为国内金融界的知名人士和企业家。抗战期间,他任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战胜利后,调任金城银行上海总行经理,直到解放前夕,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威胁和朋友的劝促,迫于形势,不得不暂时离沪赴港。徐国懋短期滞港,会晤周作民共商金城行务的整顿和发展,作了多方面的考虑和安排。上海解放后,章士钊、黄绍竑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前往香港联系解放前由沪赴港的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动员他们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召开了几次座谈会,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期望,阐明党的政策。章、黄的讲话亲切感人,对徐触动很大。同时金城银行在港召开董事会,认为在大陆各地的金城银行需要有人照管,周作民提出不再兼任总经理一职,升任徐国懋为金城银行总经理,获董事会一致通过,决定由徐回沪主持金城业务。

  1949年秋,徐国懋赴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南汉宸行长的亲切接见。抵达北京的翌日晚7时,周总理在怀仁堂约见徐国懋,欢迎徐从香港回来,说新中国非常需要金融家,并鼓励他为新中国的金融事业贡献力量。接着,总理询问了银行界的情况和一些朋友的近况,徐一一作了回答。然后,周总理谈了当时的形势,说“当前是在搞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们仍然可以发展,民族工商业还是要发展的,还是有前途的。”嘱徐把这些情况写信给在香港的朋友,争取他们早日回归。临走时。周总理送徐至怀仁堂门口上车,挥手告别。

  徐国懋回到上海,拜会了潘汉年等市府领导,潘副市长表示欢迎徐回上海来为繁荣上海的金融事业出谋划策,并请徐写信给尚滞留香港的周作民,转达问候,希望周也能早日回到上海来。徐国懋到上海后,接任金城银行总经理,作了人事上的安排,一边对金城银行进行整顿,一边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促成金城银行实现公私合营。公私合营银行成立后,徐国懋任副总经理兼董事会常务董事,旋又兼任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主任。在此期间,曾主持编写出版了几本金融史料的书籍,其中一本《上海钱庄史料》,出版后受到社会上的欢迎,认为是研究中国钱庄发展史的重要著作。又一本《金城银行史料》是金城银行前所未有的史料汇集,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两本书的出版,受到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195工年7月,徐国懋经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民革党员)的介绍,同赵祖康一起加入民革。1957年当选为民革上海市委常委、副主任委员。1979年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并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197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酷年代,尽管徐国懋出身贫寒,一介书生,自幼艰苦攻读。勤工俭学,凭籍个人奋斗完成学业报效国家,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开拓进取,克尽职守,业绩卓著,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无奈因其长期从事金融行业。身居银行高位,而被视为资产阶级,当资本家对待,以致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被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解放一年以后,上海金融银行业经历了公私合营与五行联营,不久,合营银行董事会及总管理处由上海移到北京,董事会下有个金融研究室留上海办公,徐国懋受命兼任金融研究室主任。自合营后总管理处设在金城大楼,徐以副总经理名义每日到行办公。

  1952年初“三反”运动开始,徐国懋自付从无贪污、浪费,又无官僚主义的作风和事实,认为运动与己无关。其实不然,这年3月1日,徐正在银行学习政治文件时,一位干部叫他去到一间办公室。命令他留在里面交代“反人民”的罪行。从那天起就不让他回家,并有专人看管,吃住都在这个房间里,不能在室外走动,不许同任何外界(包括家属)接触。每天从早到晚,轮流有两个“打虎队员”不断审询,徐就当然是“老虎”了。从3月1曰起,连续审问三四十个小时,不让休息和睡觉。并威胁说:“如不老实交代,坚持顽抗,就送你去劳改。”徐只得把过去在美国说过的“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以及其他对共产党不利的话一切都交代了,但还是不行.徐就自编自造自演“交代罪行”,承认得愈多,给的休息时间愈长,就这样换来每天6小时的休息。有几天,徐被拉出去参加全行职工大会,站在台上交代问题,徐是金城银行总经理,是“大老虎”,是揪斗重点,揪斗会后仍回房间继续禁闭。到3月21曰晚上,叫徐回家继续交代问题。打虎队员告诫说,凡在隔离期间的一切情况,都不准向任何人说,如把情况漏出,后果自负。回到家里,徐知道已经有不少资本家在这段时期内自杀身亡了。

  不久“三反”结束,开展“五反”运动,作为资本家当然在劫难逃。徐国懋把自己存在的所谓问题,又一一作了交代,直到运动结束。

  1957年6月份,党内整风转为“反右派斗争”的大运动。大家都已经历了“三反”、“五反”,知道利害关系,这次反右,来势凶猛,人人自危,徐国懋身为金融研究室主任,又曾在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留学,又先后担任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金城银行几处分行的经理,直至金城的总经理,理所当然成了众矢之的。徐在小组作了口头交代。在运动的结论阶段;人民银行的一位领导说:“徐某的问题是严重的,他许多言行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但他在解放后能响应周总理号召,从香港回来,说明他还有靠拢党的一面。”按党的政策办事,有幸未被定为“右派分子”。徐国懋也因此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徐国懋被派去嘉定外岗的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为期一年。第一批学员近四百人,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全部非党人士,许多人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外的任务是劳动,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学院没有一幢房屋,要学员自己动手去造,这就是劳动的内容。按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每天下午的劳动是做泥瓦匠的辅助工,如搬砖瓦、搅水泥、敲石子等等。

  1958年,徐国懋由社会主义学院回来后,市人民银行行长姚国桐派他脱产专任民主党派工作。从此,徐每天到民革上海市委会上班,处理有关民革组织、成员以及统战工作的事务,参与民革内外的各种会议,听报告,学文件,还参加市政协的各种活动。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是以“树红旗”、“拔白旗”的口号进行的。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三面红旗”,并要彻底检查过去有过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拔去“白旗”。徐国懋自认为能把过去的一切不利于党的言行坦白交代,“向党交心”,可以丢掉“资产阶级的思想包袱”。孰不知,正因为在“交心”中的彻底交代,给了群众作为批斗的武器。在民革市委中,也是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通过群众的批评“帮助”,在几十人的小组中检查,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接受了群众的批判,低头认罪,幸获通过。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又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徐国懋及其一家,蒙受了罄竹难书的苦难。甚至要把睡觉的床搬走,要把徐国懋一家赶出去。当时徐国懋的夫人鼓足勇气以人民教师身份给人民银行负责人打了电话,向人行领导央求,总算保留了二楼一间卧房,留下了床和书桌,其余房屋全部交公。

  一段时间后,徐国懋被转移到人民银行地下室的一间隔离室开始过着囚徒的生活。在被隔离的一年中,每月有一次规定的日期.家属可给被隔离人送衣服,但不准见面。转眼一年快到,徐国懋也被“解放”了,但没有回单位上班,而是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定期二年。编入金融行业单位,分住在几个草棚里。资本家另组成一个小组,由人民银行一位工人党员领导,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结合自己的思想,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武器,提高认识。当时徐国懋已年过六十,在各种农业劳动中,都能抢先去做,不怕脏,不怕臭,不怕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改变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收到一定效果。

  徐国懋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运动,被作为“资本家”、“专政对象”,不仅其本人挨整被斗、隔离关押、颠沛流离、动荡不安,而且也牵连到他的妻子和儿女。徐国懋的元配夫人张淑洵,在初期的“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中,因每次徐懋都是重点对象,隔离审查,下放劳动,大会批斗,大字报围攻等等,对这些从未见过,不知所措,每一举动都使她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几年的日夜忧虑,精神和身体终于支持不住,高血压加上心脏病,医治无效。1959年10月,突发脑溢血,卧床不醒,昏迷三天后与世长辞,年仅52岁。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徐国懋被隔离交代和下放劳动,长达数年之久,存款冻结,工资冻结,每月发给生活费21元。幸得他的继配夫人常仲慈老师在文治中学每月的八十元工资,维持家中生活。常仲慈老师在“文革”后期类风湿关节炎症日趋严重,病情日益恶化。徐国懋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能回家。病中无人照料,也没人陪她就医诊病,造成手脚变型,失去功能,下肢无法行动,从此终日卧床,不能走动了。1987年5月27日,常仲慈在卧床14年后,不幸逝世。徐国懋的两个儿子都是医生,“文革”开始,说他们是资本家的儿子,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也被造反派揪斗隔离,交代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反动言行。他们经受不了长期的精神打击和肉体折磨,曾先后企图自杀未遂。造反派定他们是“畏罪自杀”,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刑劳改五年和十年。

  近三十年来,由于“运动”连续不断,徐国懋屡遭冲击,历尽磨难,可贵的是,处逆境而不移,涉风浪而不惊,面对现实,乐观向上,始终挺得住,顽强地活了下来。因为徐国懋心中装着的不只是他自己,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事业,热爱生活,坚信共产党的政策。正是祖国、人民、事业、理想……,充实人生而富有热情地期待、憧憬和信念,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与死神对立的是生命在召唤!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十年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形势完全改观。徐国懋过去在“运动”中,被作为“专政对象”的“资本家”,而今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是一位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政府给了他较高的安排。在“文革”隔离时,被冻结的存款,连本带息全部归还,被冻结的工资,全部照发。抄家时被抄去的物资,凡能提供证件者,都予发还,或作价偿还。被占用的住房,也都退还。经济物质方面的补偿,反映了人权的重新受到尊重。他的儿子在“文革”中的“反革命”错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原职。

  自1981年至1989年,徐国懋三次出国探亲访友。他的儿女和亲友们,大部分在国外定居,他完全有条件到异国他乡去享受优裕的物质生活。然而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心系祖国,情牵故土,无法离开为之奋斗一生,倾注了全部情感的大地.他感到回上海家中安享晚年,生活安定,心情舒畅。他常常想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他优厚待遇,自己却为国家报效太少,而深自愧疚。徐老晚年,自感报国之日不多,但其报国之情不减,他每次出访,都热忱向亲友介绍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激励大家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往。他勉励儿孙们努力成才,各尽所能,为繁荣祖国,振兴中华,多作贡献!

  徐国懋是民革的好同志,是祖国的好儿子.1994年8月不幸病逝于上海,走完了他坎坷而平凡的一生,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一切。

作者:刘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