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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回忆

一、缘起

  自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以副总统登台,就有了求和的消息,还听说要我同颜惠庆、章士钊到北京定一趟,去探听共产党的意见,是否可以再讲和平。

  卅一日上午得到通知,说李宗仁已來上海,邀请我们三人于上午十一时在中国银行四楼谈话。我面见李宗仁还是头一次,有邵力子、孙科、甘介侯、张君劢诸人在座。李表示要我们三人同赴北京一叩和平之门。我说:我素来反对内战,从前老蒋的“讨伐命令”我就讲不要送到国民参政会来,送来是通不过的(那时我当主席团主席)。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反对内战,副总统有诚意讲和平,我极力赞成,愿意到北京去。但是我们三人既非国民党党员,又不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名义上以代表民意为恰当,李亦以为然,遂决定于二月十三日晨九时乘飞机与颜、章、邵三人北上。潘伯鹰是我和章的秘书,颜的秘书是龚安庆,同行尚有金山等人。此行附带的任务是邮政管理局视察戴孝忠托我与北京接洽通邮事宜,又因京沪邮递不通,上海居民接济在京亲属为难,亲友中托带款者不少,如梅兰芳、陈长桐等均有嘱托,因附记之。

二、北上

  我们从上海飞到青岛,飞机加油时发现右翼损坏,若不是为加油停下,再飞半小时一定会发生危险,可见当时蒋管区航空公司管理腐败。在青岛与北京联系,才知北上诸人除我与颜、章、邵之外,其余随行十余人为谁,北京都不知道,接回电说,先要开一名单去,俟同意后方可起飞,因此耽搁一天。

  次日十四号午后二时起飞,四时半到达北京机场,副市长徐冰来迓。徐旧识也,寓六国饭店。十五日午前,叶剑英市长过访,谈话一小时,招待午餐,董必武、聂荣臻、林彪、傅作义诸人在座,董、傅二公系熟人,聂、林两位则初晤也。谈及我们奔走愿望,林彪表示极怀疑李宗仁无诚意,且亦无此能力。据我所见,李宗仁确有诚意,但由他出面和谈是有些不量力耳,不过只要和平尚有一线希望,也应尽力。

  十六日,访问叶剑英、董必武诸君。十七日,叶剑英市长约单独谈话。这次谈话是受毛主席指派询问我们意见后作报告的,四人分别谈话,我与颜、邵、章三位事前彼此并未商量,事后也未问过他们。我对叶市长说,和平是合乎全国心理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既然蒋介石下台,李宗仁有希望和平的意愿,尽管他份量不够,共产党也不宜拒绝。这些话叶市长也为代达。十八日午后,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等设筵于北京饭店。十九日,叶市长来告我们,希望重谈和平的事,毛主席已允许了,我们三人大为快慰,深幸不虚此行。廿日,董、叶、聂、薄等宴请文化界人士,晤张奚若、许德珩、蓝志先诸君。

三、谒见毛主席

  我们到京呼吁和平之愿既达,就想谒见毛主席,表示敬意,亦蒙俯允。我们四人遂于廿二日偕同傅作义、邓宝珊等五人飞往石家庄。那时石家庄市长是柯庆施,抵石方知毛主席不在市内,而是住在离市近百里的一个小村子里。毛主席已派杨尚昆同志来接,因沿途都是土马路,小轿车不好开,要坐小吉普车才能去。我们午饭后出发,晚七时才到招待所,周恩来总理已在那里等我们了。周总理陪同晚饭后,毛主席出见,谈了一小时许。第二天早饭后,又由周总理陪同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告别了。一九四五年我虽在重庆见过毛主席,但并未谈话,这次才亲睹丰采,畅聆伟论。

  毛主席一见面就说:“你们为寻求和平途径,远道前来,共产党是爱和平的,可以商量,只是地点、时间、人选尚须考虑。”所以我们也就不必重复表示来意了。

  这两次谈话,毛主席并未说到当时的政治军事方面,只是随意漫谈,毫无拘束。但从谈话中就很可窥见毛主席的胸襟抱负和学问品格。我见毛主席之后,就联想起一件故事:东汉马援自隗嚣处来谒汉光武,一见便佩服投地,回去对隗说:前到朝廷,每接宴语,自夕达旦,才明勇略,非人所能敌也。且开诚相见,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祖同,经学文辩政事,前世无比。我那时两见毛主席确有此同一感想。单讲恢廓大度一端,光武不计杀兄之仇而宥朱鲔,求访萧王推赤诚于天下。毛主席不杀俘获的蒋介石手下反共将领甚至特务头子,对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位无不重用,愿为新中国服务的国民党旧人今居要职者多不胜指,更扩大统一战线,设政协会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规模恢廓更非光武之可比。我不是以马伏波自况,不过我见毛主席后的当时,心理的确是有些相同。而且马援劝隗嚣归附光武,隗嚣当时虽听了他的话遣子入质,但后又翻悔,复与汉军交锋,终于自取灭亡,南京政府之反复无常不顾信誓,亦与隗嚣如出一辙。

四、南京见闻

  廿四日下午三时由石家庄启飞,四时一刻到北京。留二日,廿七日午前十一时飞南京,叶市长亲至机场送别。

  下午二时一刻抵南京,国民党党政要员来机场欢迎,住首都饭店。李宗仁过访,晚宴于“总统府”,国民党党政要人皆在座。廿八日晨,白崇禧、黄绍蛇来访,张治中、朱家骅、吴铁城、张岳军继至。三月二日晨飞返上海。

  留南京两、三日中,所接见党政要人对重谈和平并不感觉高兴,也未听到承认失败的话。只吴铁城在公宴时昌言,“我们国民党人把人心都早已失掉,最后王云五的金圆券更使全国切齿痛心,还是赶快收场的好。”大家听了还是面不改色。我料到将来谈判必无成就之可能,不愿再次赴北京,遂向李宗仁坚决表示应另行选派足以代表党政两面之重要人士前往,自己不敢担任。李宗仁只说。“再商量吧!”所以第二次和谈我就未参加,后来失败了。我虽是空白奔走一次,但也总算是叩了和平之门,并且又晋见了毛主席,自己个人还是觉得光荣的。  

  [此文作于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当时香港《大公报》曾来约稿,经作者口授大意录去刊载。该文家中已散失,此系发现原稿后整理,与《大公报》所载可能文字及细节上有出入。江靖附记,一九八〇年一月。]

作者:江庸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