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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活动

  中国国民党自从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由于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争夺领导权,发生了多次内讧,其间尤以汪精卫、蒋介石的争夺为烈,导致了多次内战。例如一九二七年十月间,汪精卫和唐生智互相策应,在武汉发动反蒋战争;同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又和张发奎在广州发动反蒋战争;一九三〇年五月,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联合几方面军人,发动反蒋战争。

  一九二四年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当时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是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廖先生被害后,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首领自居,取得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校长起家,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掌握军权,拥军自大。在北伐战争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大工农群众配合军事行动,促使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进展。但当北伐军到达长江下游时,蒋介石背叛三大政策,于一九二七年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破坏了国共合作。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权,也跟着于同年七月以“分共”为名,同样地采取反共行动。但蒋介石独揽大权,终于把武汉的国民政府压垮,建都南京。不久汪精卫因反蒋军事失败,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国。

  汪精卫出国后,反蒋运动继续进行,由陈公博、顾孟余主持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这个组织的成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褚民谊、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励斋、朱霁青、柳亚子、潘云超、唐生智、张发奎、彭学沛、曾仲鸣、郭春涛等,领导中央组织。其他成员,一部分是各省市的党、政、军人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上海尤以学生为中心力量。嗣后改组派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基地,就我亲身经历,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生运动

  改组派在上海所搞的学生运动,是利用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掀起的反日运动而得到迅速发展。这年五月间当北伐军推进到山东济南时,日本人为了阻止革命力量向北方发展,在济南杀害了国民党政府的交涉员蔡公时,造成“五·三”惨案,在全国形成反日运动。这时改组派的政治路线是“以知识分子和小市民领导中国革命”,这条路线是符合一部分青年学生的政治愿望的,因之改组派在上海各大学取得了迅速发展,控制了一些大学的学生会,渗入了上海学联及全国学联的领导层。

  汪精卫出国后,改组派的全国性活动都集中在上海,因为那时上海的租界还存在,在租界里从事反蒋秘密活动比较方便。当时改组派在法租界设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秘密组织,在霞飞路(现在的淮海中路)霞飞坊安置了几个秘密机关,主要负贡人是陈公博和顾孟余。陈公博抓宣传和群众运动,和肖淑宇主编《革命评论》以宣传反蒋为主。他们对蒋政府的抨击相当尖锐,如谩骂蒋政府是“生殖器政府”,痛斥包庇蒋介石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苍髯老贼,皓首匹夫”,言辞泼辣,受到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赞赏。加之汪精卫素有文名,而且巧言令色,尤其年轻时有谋刺摄政王的那段历史,获得一些青年学生的同情,所以改组派在上海学生中占有相当市场,上海的学生运动成为改组派在上海活动的主要社会基础。

  从一九二八年“五·三”渗案开始,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东北事变发生后汪蒋合流为止,在这一段时间内上海学生会组织,控制在改组派手里,当时各大学出席上海市学联会的代表,都是改组派的成员。这些入主要的有交大的首席代表吴其钰,复旦的陇体要,光华的王志圣,暨南的汪竹一,法政学院的季始元,国立商学院的张国干,劳动大学的王非,大夏大学的夏天,持志大学的王健民,大陆大学的温广彝等。由于大多数大学的学生代表都是改组派分子,从而由改组派控制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学生运动中,交大历来居于领导地位,因之交大的学生首席代表吴其钰当了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在全国学联中,上海学联历来又居于领导地位,因之吴其钰又当上全国学联的主席。加之其他各省市的学联代表中也有改组派分子,因此改组派控制了全国学联,以之作为宣传反蒋的一个重要阵地。

  改组派在上海的学生运动由陈公博直接指挥,他在上海办了一所大陆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和各大学的改组派分子都有直接联系,经常在家里接待来访学生。其时他住在辣斐德路(现在的复兴中路)金神父路(现在的瑞金南路)附近,座上客常满,其中很多是学生,我也去过几次。同时他亲至各校活动,曾在交大国民党区分部党员大会上演讲多次,宣传反蒋。当时我是交大国民党区分部的常务委员,还有几个委员是吴其钰、朱荫桐、朱世通、周参,都是参加改组派组织的。在交大内发展改组派的是黄惠平,北伐军到上海后,他原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在改组派内也是上海市委员,在交大他当预科主任,经常接近学生,发展了不少成员。我们交大的几个改组派学生和改组派的一些中央委员时有来往,到学校里国民党区分部党员大会上讲过话的,除了陈公博以外,还有潘云超和郭春涛。我们也常到改组派的秘密机关去联系工作,同我们见面的有顾孟余、朱霁青、王法勤等。当时我对这些人的印象,认为他们对青年人比较热情,态度谦和,生活朴素,分析问题深刻,所以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们摇旗呐喊。

  “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成立反日会,主要工作是抵制日货。上海反日会是由市总工会、市商会、市学生联合会等各大团体联合组织起来的,学联方面除有代表参加反日会担任委员外,还负责反日会的检查处(检查日货)和调查科(调查日货)的工作。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我由学联提名担任反日会调查科主任约一年。

  对于反蒋活动,在改组派掌握学生会的学校内,都是公开进行的。如公开张贴反蒋宣传品,由改组派中央委员到学校演讲反蒋,每次发生军事上、政治上的反蒋运动时,各学校配合起来开展反蒋宣传,并以种种借口,发动罢考罢课。当时蒋系国民党人员,看到改组派在学校里声势大,在社会上影响也大,也无可奈伺,只好听之任之。如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交大国民党区分部都被改组派控制,在校内公开进行反蒋活动,差不多每年要策动罢考罢课,由于我们在学生群众中的影响大,学校当局及国民党上海蒋系党政人员都无可奈何,直到一九三〇年才利用暑假期间,把校内国民党区分部的委员朱荫桐、朱世通、周参和我四人开除,吴其钰因系本届毕业生,仍旧发给毕业文凭,区分部却被解散。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内以“共赴国难”为名,实行“汪蒋合流”,实质上是汪蒋政治分赃,从此改组派的中上层人员弹冠相庆,纷纷到南京政府里去做官,别的什么都不谈,改组派的组织也无形解体,学生运动当然终止。此后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会都取消,过了些日子另行成立学生自治会,由CC特务组织“力社”控制。

  二、工人运动

  改组派搞工人运动,最初是通过王亚樵的关系。他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搞过工团活动,参加改组派后,主要搞政治暗杀等活动,没有直接参加工人运动,不过有几个原来和他有关系的人参加改组派的工人运动。

  一九二八年间,我在上海市反日会当调查科主任时,科内有几个调查员原来是在工会工作或和工会有关系的,我发展他们参加了改组派,并发动他们从事工会活动。一九二九年间,改组派设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指定我当主任委员,由改组派上海市委张铁君当指导员。张铁君原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王亚樵友好,在工作上得到王的支持。

  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中,还有旷运文(上海兵工厂总务科长)、程德源(原是中共杨树浦区委负责人,主持码头和纱厂工人运动)、葛鹤才、冯积芳(二人都是商务印书馆工会负责人)、刘劲草、柏坚(二人原是店员)、陈香泉(广东帮某工会负责人)、汤文泉(渡船工会书记)、邢琬(国民党南市区区委)、何征平(原在南市某工会工作)、陈光炎(原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孙琢斋(法政学院学生)等。通过这些人的关系,发展了一批原来搞工会工作的人参加改组派,并在工人群众中开展反蒋活动。

  为了扩大反蒋宣传,我们不定期地出版《革命工人》小报,发行人用的是《革命工人大同盟》名义。这种小报通过我们组织中的成员在工人中散发,一方面邮寄工会团体。每遇“五·一”、“五·三”、“五·九”、“五·卅”、“双十节”等纪念日,我们印刷节日传单,向工人散发,同时到大世界、天韻楼、先施乐园等娱乐场所的屋顶抛到马路上去,吸引大批群众抢阅传单。

  为了配合军事反蒋,一方面宣布蒋介石的罪状(称作“蒋介石十大罪状”),揭露南京政府的丑闻,一方面以争取增加工资为名,发动工潮,制造社会混乱。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我主持工人运动委员会期间,在码头和纱厂工人中发动过几次罢工,得到一些胜利。有次在吴淞永安纱厂发动罢工,资方买通国民党市、区两级经办调解工潮人员和警察局人员进行破坏,他们行贿数千元的证据被工会抓住,凭证据向法院起诉,在事实面前法院不得不受理,结果把国民党市党部的一个执行委员撤职,又处分了一个总干事了事,工人增加工资的目的也达到。可是资本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其后在另一次工潮中,凭借以前种种关系,把工潮镇压下去,把厂工会负责人王云程、蔡洪妹等几个人开除出厂。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政治分赃中,汪精卫分到国民党副总裁兼行政院长等党政领导职务,陈公博当了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实业部长,顾孟余当了铁道部长,等而下之的几个人当了秘书长、副部长、次长等职务,从此改组派的组织解体,什么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都没人再提了,过去那种迷人耳目的革命词藻也听不到了,追求的只是个人名利。如陈公博在宣传反蒋时痛骂过蒋政府是“生殖器政府”,可是他一当部长,过去骂人的话却活生生地在他自己身上充分地显露出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当了什么“长”,紧跟着,哥哥、弟弟、家舅子、野舅子也都当起大大小小的“长”来了。

  三、选举中央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未发一枪一弹,侵占了我国东北的锦绣河山,全国人心大愤,汪蒋重又合流。其第一步是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中央委员,改组中央机构,第二步是改组南京政府。

  国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一年十一、十二月间召开的,当时议定在南京和广州两地同时开会,中央执监委员若干名,由两地各自产生半数,选出后两地中委再行集中开会。南京方面由蒋系人员开会,广州方面由非常会议和改组派人员联合开会(非常会议人员主要是粤、桂两系)。

  会议名称既然是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然应由全国各地产当我们回到上海后,汪精卫也到了上海。有一天我得到改组派通知,说是次日汪精卫约好在大世界的共和厅跟大家谈话。我很诧异,因为大世界是游乐场,共和厅是妓女群芳会唱之处,前次汪精卫从国外回来,曾约我们几个学生在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何东爵士(香港大绅士)住宅谈话,这次怎么会在黄金荣开设的肮脏地方见客?

  大世界平常是下午开门的,这一天谈话约在上午。我到了那里,一看气氛和平常不同,门禁森严,有好多彪形大汉守卫着大门,凭通知进门,走到共和厅看情况不是谈话而是开会。大概九点钟,有人宣布开会,到会的一百几十人,都是从广州集中到上海来的四全大会的代表。开会后首先由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共赴国难”的高调,又说因为广州发生变化,所以到上海继续开会。最后宣布选举中央委员,当时选举的办法是南京和广州两地各选中央委员中的半数,改组派从广州分裂出来,又从广州的名额中选举半数,这样改组派分摊到的名额就是全数中的四分之一。

  选举时几个办事人员宣布一份候选人名单,其中老的改组派中委都在内,又增加了一些新人。谷正纲叫我们上海方面的人照单填写选票,我们都照填了。选举结果,除了老的中委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褚民谊、甘乃光、柳亚子、陈树人、彭学沛、王法勤、潘云超、朱霁青、郭春涛等外,新当选的有谷正纲、谷正鼎、肖忠贞、范予遂等。

  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后,十二月底开了四届一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时修改国民党政府的组织法,改组南京政府,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本来“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已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通电下野,四届一中全会后,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蒋汪在杭州会晤,后同赴南京。至一月二十五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由汪精卫接任。他原以“共赴国难”为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首长,可是在他任职期间,却先后和日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条约,干了不少卖国勾当,最后堕落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这都不是偶然的。

作者:姜 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