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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贵堂在上海立功

  自鸦片战争之后,旧中国的海关,逐步被帝国主义夺走了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关税收支权。因此,海关总税务司向来是外国人,最后一任为美国人李度,第二把手副总税务司是中国人丁贵堂。丁于1916年毕业于北京税专后即进了海关。他是个爱国主义者,知道中国海关是帝国主义国家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一直等待着中国出现一个为人民办事的开明政府,收回海关主权,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由于他在海关有较高职位,国民党总想拉他下水入伙,都被他婉言谢绝。他看到国民党政府把他的家乡东北拱手送给日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几乎有官皆贪,无吏不污,对人民实行特务统治,政治制度极端腐败,特别是蒋介石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同美国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使他对国民党深恶痛绝。他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是他对共产党又不了解,只是把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当作真正的抗日军队。他出于爱国抗日,曾把海关同仁爱国基金二万元,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刘少文同志捐献给新四军。

  1941年7月,我从重庆经香港,到“孤岛”上海搞地下工作。临行前,阎宝航同志介绍我到上海后找丁贵堂(曾经与阎共同在经济上帮助过东北义勇军),请丁帮助做些爱国工作。同年9月,我到达上海不久,通过大学时同学许家骏同志(现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会)认识了丁贵堂的挚友兼同事、海关高级职员孙恩元。从此以后,丁贵堂通过孙恩元这个媒介,同我发生了密切关系。丁在“孤岛”上海的社会地位很高,日伪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都在密切监视他,他不便于同身份不明的人来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直接同丁接触,就会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我的身上,这既不利于丁,也不利于党组织。于是,孙恩元就成了我和丁贵堂的最合适的联络员。在这期间,丁不断地向我提供了他所获得的很有价值的敌伪情报。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同时发动突然袭击,美英对日宜战,上海公共租界旋即被日军占领,美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署也就落入日本军阀之手。丁贵堂不愿为敌寇所用,出卖自己的灵魂去当汉奸,想立即逃到内地参加抗日活动。我曾对孙恩元说,抗日的爱國工作到内地去可以做,留在敌占区也同样可以做,比如利用自己在海关的地位和权力,既可以制造理由对敌伪进行破坏或设置障碍,也可以提供有利于抗战的情报,还可以掩护一些抗日爱国分子活动等等。对于我这个意见,丁贵堂想不通,孙恩元也想不通。他们觉得戴着“汉奸”帽子干爱国活动,在内心感情上接受不了,认为与其当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有实无名的爱国者,不如到内地做一个名实一致的爱国者。他们就下决心找机会去内地。

  1942年3月底,丁贵堂以反日爱国的情报工作者的罪名,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孙恩元和我都很着急,但都相信他为人正直,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决不会背叛祖国,不会牵连他人,改变反日爱国的初衷。经过一个月的审讯,日本宪兵队在丁贵堂身上既没有查到什么证据,也没逼出什么口供,只得释放出狱,但受到严密的监视。这时,丁贵堂去内地之心更加坚决,但是在走的问题上,却更加困难了,他费尽脑筋,天天研究走的问题。他知道,即使蒙混了敌伪头目,准许他离开上海海关,但逃出日军的封锁线也需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能否成功,仍然是未知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凭着一颗赤热的爱国之心,和孙恩元一道,毅然决然秘密离沪。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丁贵堂从重庆回到上海,接收海关总署。1946年,孙恩元也回到上海,经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孙恩元同志严格遵守地下党的组织原则,不会把入党的事情告诉丁,但丁却心照不宣地意识到孙可能是党员了。因为孙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能不有所表现。对于那些违反国民党海关制度而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孙就干,而对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不利的事,即使蒋介石政府下令要办的,孙也经常找理由不办。丁在孙的潜移默化下,也逐步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为爱国民主运动租全国解放事业所做贡献越来越大。他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做工作,伹自己并不一定知道,而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爱国行动。

  当时,阎宝航同志也从重庆来到上海,曾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我随阎几次去丁贵堂家串门,丁也曾用东北老家捎来的高梁米,以家乡风味宴请过我们。在座的往往还有宁武同志,他已同中共上海尽策反工作委员会发生了工作关系。但阎和宁在丁的面前都没暴露我的政治面目,只说我是“东北老乡”(我小学、中学、大学都在东北读的)和大夏大学教授(我的掩护职业)。丁对我的了解仅此而已。丁和我的革命工作关系,只有我的上级张执一同志(中

  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孙恩元同志知道。

  当时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进出上海港口,可以逃避国民党宪警特的联合检查组检查。如1949年1月,张执一、王曦(张执一同志爱人)、方行(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我和我爱人陈惠瑛等,从香港回上海时,就是由孙恩元和陈凤平(党员、海关工作人员,现任外贸部研究所研究员)两同志到码头迎接,保护我们过关的,我们的行李没受到搜查,身份职业也没受到盘问。1946年秋,阎宝航同志赴任辽北省主席时,是由陈凤平同志从大沽找了条小船,偷偷把阎送往大连的。这只不过是我还记得的两个例子。从1948年开始,大批民主人士先后离开上海,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对此,孙恩元和陈凤平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我清楚地记得,黄炎培先生离开上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就是由孙恩元同意亲自安排送上船的。自然,这类大量的送往迎来,孙恩元同志不一定一一都告诉丁贵堂,可是这一项工作,是得到了贵堂同意和支持的。

  1948年下半年,根据上海局的决定,我和孙恩元同志商量,请孙正式向丁提出党组织对丁的希望,直接参加解放金中国的伟大事业,请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设置障碍,或制造理由,阻挠蒋介石从大陆向台湾运输军队和物资,特别是在船只调拨、让开航路、码头装卸等方面,制造麻烦,不要让我们国家的贵重物资(早巳被蒋介石从各地运来上海堆积如山)被国民党政府出卖给外国。1949年3月,我又通过孙向丁提示,希望他不仅自己不去台湾,还要宣传海关工作人员都不去台湾,坚守岗位,坚决保护海关财物,在解放军到来时全部完整地献给中国人民。

  丁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全中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振兴,顺应人民革命事业,这一切确是应该做的。但要冒很大的危险。他必须和中共取得真正的联系,他向孙提出,“共产党能派一个正式代表租我谈谈么?”孙立即答应下来,经张执一同志批准,我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由孙恩元同志陪同,在仁济医院的一间高级病房里,和丁贵堂见了面,谈了话。过去我们尽管也见过面,也认识,但这次见面却不同。过去,他把我当作“东北老乡”,这次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过去我把他当作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主义者,这次却把他看作为参加革命的起义者了。这对他来说,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飞跃。在蒋管区,他同一个共产党员见面,特别是自己宣誓要起义,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爱国行动。当时,他非常慎重而高兴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他表示,愿尽最大的努力,利用自己的职权和社会关系,对中华民族的统一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1948年春,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李度逃离上海后,海关的大权就掌握在丁贵堂的手里。他利用这个权力,可向所有的海关工作人员发号施令。同时,上海局通过地下党海关总支,发动群众,保护关产,上下默契配合,于是,海关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回到了人民手中。当时国民党政府曾从台湾先后三次严令丁(兼上海浚補局局长)把最好最大的“建设号”挖泥船调往台湾,丁假称该船急待修理而留了下来.他同蒋介石的物资抢夺战是相当激烈的,也可以说是解放上海战役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丁贵堂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功劳的。上海解放后一个月左右,我亲自听到陈毅和夏衍两同志在不同的场合表扬了丁贵堂。用陈毅同志的原话说,“丁贵堂同志立了大功”。在丁贵堂的功劳中,也凝结着孙恩元同志的心血。

  丁贵堂非常珍惜他和我的上述那一段革命历史。解放后,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也不论是我为党工作顺利的时期,还是处于“靠边站”的逆境时期,他总是逢年过节,一次不拉地来我家,话说过去的战斗友谊。在他身上没有那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小市民”习气。他的这一特点,也使我十分怀念。

作者:李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