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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把我们家属组织起来

  (一)走出家门踏上社会

  1950年冬,有一天,一位公安同志到我家访问,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接待了他。叙谈之下,才知道是里弄要成立冬防队组织,希望我参加工作。我这样一个在旧社会生活了四十五年的家庭妇女,得到党的重视,一方面使我深为感动,另一方面又有些犹豫。正在这时,我丈夫赵祖康和两个女儿都高兴地动员我参加。他们说,在旧社会你常说,十年窗下,一事无成,囿于家庭,虚度此生。现在到了新社会,妇女得到解放,这是多少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胜利果实,你应该响应党的号召,学习革命道理,通过工作实践,为人民做些好事。于是,我下决心走出家门,踏上社会。

  我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尽管刚出家门,第一次参加高安路冬防筹备会,但敢于发言,放手工作。1951年1月,东平街道所属十一个人民冬防队成立,我被推选为高安路冬防队宣传委员.从此我从家庭妇女成为里弄干部,开始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1951年3月1曰,为筹备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组织一次全市家庭妇女大游行,市妇联成立了游行筹备总指挥部,各区妇联成立筹备分会,街道成立筹备支会。在那天会上,宣布我为东平路街道“三八”节示威游行筹备支会的负责人,我兴奋地接受了任务。在派出所和街道、里弄同志协助下,我积极参加宣传动员。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个口号引起妇女姊妹们回忆被曰伪统治八年的苦难生活,也促使我勇气倍增,日夜进行工作。

  3月3日,安排好各路宣传队伍的活动,活动方式有座谈会、控诉会、个别访问、街头宣传等等,其中以座谈控诉收效较大。每次宣传活动结束时,都动员妇女姊妹签名参加游行,她们热情很高,纷纷报名.记得在高安路的一次宣传会上,到会的不少是上层人士的家属,我说,我十六岁时参加过“五四”游行,今年已四十七岁,也要拿出当年的劲头,参加我们妇女自己节日的游行,坚决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在座的姊妹们大都三、四十岁,对日伪暴行有切身体会,不禁满腔怒火,有近半数的人报名参加。通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我们支会报名的有二百多人。3月7日一天,又发动很多姊妹动手制小旗,写标语。为解除姊妹们的后顾之忧,我们联系两个地方,准备在游行时开办临时托儿站,指定专人负责。这样,参加游行的年轻妈妈可以放下心来。

  3月8日晨,姊妹们集合在高安路建国西路口,排队到衡山路编入区队。九时正听到市里一声炮响,游行开始,人民警察带队,红旗前导,迎风飘扬,声势浩大,显示了解放后新中国家庭妇女的革命风貌。我们队伍中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自始至终坚持走完全程,当经过一个鼓动站时,小学生给老人献花,她非常高兴。游行队伍结束,老小平安,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通过这次活动,我体会到,广大家庭妇女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家庭情况也有一定差异,但在党的教育下,都有从旧社会重男轻女的风俗习惯中解放出来的愿望,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就能发挥“半边天”的作用,为克服困难、建设祖国作出贡献。

  这次家庭妇女万人示威游行,为后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号召捐献飞机大炮作了思想准备.我们街道范围内通过宣传教育,捐献数字近万元,而且通过游行和捐献活动,家庭妇女普遍受到一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对提高她们的政治觉悟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在这些活动中,涌现了很多积极分子,为以后的里弄妇女工作培养了骨干力量。

  (三)家庭妇女组织起来

  1951年三四月间,区家庭妇女联合会以街道为单位,成立工作队,队员大都是职工家属。她们经东平路派出所介绍,前来看我,要我协助进行宣传,把里弄各阶层家庭妇女组织起来。这是普及妇女解放运动,把党的统战政策落实到里弄妇女的一项重要措施.我欣然同意,并约定一般街面及劳动人民居住集中里弄,主要由她们负责访问,了解情况;公寓及上层居住里弄,由我多负责。我当时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单枪匹马,“挨门进,自端凳”,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一开始人家往往感到突然,交谈之后,人家看到我是旧社会的一套穿着,再了解到我家庭情况,顾虑逐步消除,说话比较热络了,就交上了朋友。另一种是依靠冬防队队员,由他们带领我到他们的邻居家进行访问,介绍来意,这种方式容易打开局面,交朋友也比较容易。最后动员这些家庭主妇出来开碰头会,每十户到二十户成立一个妇女代表小组,由她们自己推选一位代表,称“小代表”,再召开一次约有十个小代表的小组会,推选出一位总代表。小代表的任务是关心本组妇女的切身问题,向总代表反映情况,总代表的任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并下达街道家庭妇女委员会布置的工作。

  在开展镇反运动时,我负责在大中型会上进行宣传。通过宣传,广大家庭妇女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认识到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政府为民除害,为群众谋利益,大大发挥了积极性,进一步把家庭妇女组织起来。

  后来,我被推选为高安路总代表,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完成了东平街道地区的组织任务。妇女代表中,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家属约占百分之四十,一般有中等文化,也有大学程度的,由于旧社会毕业即失业,成了家庭妇女。这些姊妹向往妇女解放,也有参加社会活动的要求,工作认真、负责。

  到1951年夏,区家庭妇女联合会在东平、湖南两个街道首先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那天代表们穿着整齐,喜形于色,兴高采烈地出席解放以后家庭妇女自己组织的第一次大会。大会由市家庭妇女联合会主任胡绣枫主持,宣传部长胡毓秀做了访苏报告,最后通过两个街道的家庭妇女联合会委员名单,地区家庭妇女联合会宣告成立。我被选为东平路地区委员,心想自己只做了很少工作,区妇联这样重视培养,感愧之情,难以言语形容。后来委员分工,我任宣教委员,不久继任主任委员。

  同年,里弄冬防队改组,成立居民委员会,妇女组织相应地成立妇女代表会,并由妇委会根据形势需要,推荐妇女代表中有一定工作能力,而又积极工作的为居民委员会干部,我就担任妇女代表会主任兼任居民委员会副主任。从此,在居民委员会与妇女代表会这两个并行的组织中,我不仅做妇女家属工作,同时兼做整个居民工作。

  (四)参加民革健全组织

  1957年3月,我参加了民革组织,并担任了民革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因为我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年就参加妇女工作,多年来对妇女工作接触较多,在后来民革市委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时,我就担任了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从这时起,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妇女工作。

  民革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的职责是,研究和提出本会妇女工作规划;审核基层组织有关妇女工作计划和方案;研究和规划去台湾军政人员在沪家属的联系工作;总结和交流妇女工作的经验以及其他有关本党的妇女工作。

  1960年,民革上海市委又成立家属工作组,帮助党员及联系人士家属认清形势,提高认识,推动家属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鼓励家属积极参加所在街道里弄的生产、生活、服务及社会福利等活动。

  我们所联系的这些家属,有相当数量是旧社会中属于军政官僚家庭的“太太”,年龄较大,身体较差,文化程度不高。她们在解放后几乎没有参加过系统学习和社会活动,对国内外的形势很不关心,要把她们组织起来要花不少力量。我们针对家属们的普遍思想情况,进行一系列的活动。如个别访问,举行小型座谈会,组织听报告,看电影、参观各种展览会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家属们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对民革市委的工作表示满意,有些70多岁的老大姐也主动要求参加学习,家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1961年10月,原家属工作组又扩大为民革上海市委家属工作委员会,家属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提高.联系的面也有了扩大,联系对象增至300余人,按照个人自愿原则,其中有80余人编成7个学习小组。定期学习。其余则保持正常联系,不定期上门访问。通过学习,妇女家属们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在动员城市青年参加边疆建设时,不少家长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奔赴边疆。在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家庭主妇精打细算,勤俭治家,节约用粮,节约用布,努力克服暂时困难。

  家属工作的正常开展,家属们思想觉悟都有提高。原来习惯于在家里过生活的妇女,决心放下“太太架子”投身社会。参加实际活动,有的参加里弄生产组从事手工劳动,也有的义务在里弄搞卫生工作。有位家属深有体会地说:“妇女只有跳出家庭小圈子,放下太太架子,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妇女家属工作是一项琐碎又细致的工作,我担任这项工作多年,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但我有信心把这项工作做好。记得有一次参加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举办的干部轮训班,会上听到市妇联主任章蕴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话是:“为党工作,为人民谋利益,做一桩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做下去,那么共产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人民也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一直把这段话铭记在心,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洪光祥根据档案资料补充整理)

  


  

  

作者:张家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