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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心报国浑忘老——记母亲陈文瑛

  如果母亲还健在,今年应该是九十二岁。然而无情的癌症在十七年前就夺去了她的生命,她未能亲眼目睹九十年代中国大地改革的巨变。十七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我脑海中闪现。

  母亲陈文瑛,浙江绍兴东浦人。是国民党时期曾任军政部次长、福建省省主席、台湾行政长官、浙江省主席等重要职务的陈仪将军的继女。因陈仪无子女,母亲过继给他,生父是陈仪的兄长陈威,母亲改称他为“大伯父”。母亲出生在北京,自幼便与我外公(我们自小称外公为“公公”,而称母亲的生父为“大外公”)生活在一起。外公第二次去日本留学时就把她带去,其时母亲方六岁。后来外公到徐州,赴福建,入重庆,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奉侍在侧。我父亲是留德医学博士,曾为外公访德做翻译,外公亲自择为东床。

  1948年,外公陈仪在浙江省主席任上,策反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料被汤贼出卖。1949年2月底,外公陈仪被捕,始囚于浙江衢州,后被解往台湾,终被杀害于台北。1980年,中共中央经过长期的调查,为外公作了历史结论:“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母亲受外公的教育,影响很深,半个多世纪内,连年内战,八年抗战,新旧两个社会的交替,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风风雨雨几十年。然而,母亲始终达观,坦荡,随遇而安,热爱生活。她似乎永远中气十足,走到哪儿,就留下一串清脆的话音和爽朗的笑声。记得1985年10月,母亲已重病在身,虽然尚未确诊,但体力已很差,回家走上三楼都要歇上两次。然而,只要收到政协或民革的会议通知她都会忘却病痛欣然前往。我曾经与母亲开玩笑:“你比我们上班的还要忙。”母亲笑着答道:“你不知道,我忙得开心。”母亲在世时出席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是上海各界人士纪念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座谈会,那天她抱病在会上发言,呼吁“台湾当局不可再违背人民愿望,不能再贻误时机,再拖下去会铸成更大的历史错误。”会后不几天,母亲就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病榻。我一直钦佩母亲达观和坦荡的精神。后来我在整理外公材料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外公的思想,我才霍然大悟:外公和母亲的思想中有一条贯穿两代人的主线,那就是“爱国”。

  二十年代外公笔记:我以为我们对于人民与国家,先要有一种确切的意志,就要使人民有做人的生趣,国际上有国家的尊荣,这个意志确定了,我们就向着这方向走。

  三十年代,外公写下:寸心报国浑忘老,不忍偷安了此生。

  四十年代,外公诗云: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我想,这是外公心声的写照,也是母亲的精神支柱。

  解放后,母亲积极报名参加工作。从一名“太太”,到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很大的变化,母亲欣然接受了这个变化。她后来在一次纪念“三·八”妇女节的会上回忆说:“上海解放后社会秩序安定,物价稳定,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更感到新社会真正好。我父亲叫我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这最后的嘱咐是对的,给了我幸福和新生。从那时起,我在家里呆不住了,也要走出家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一份力,我的爱人积极支持我。记得1951年我得到工作机会后,第一次穿着列宁装去上班时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新奇和兴奋。就这样我踏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作为独立自主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份子。说一句笑话,我不再被称为‘项太太’了,而被称为‘陈文瑛同志’,这也是值得骄傲的。妇女地位的提高,首先就从称号上体现出来。”

  起初母亲在居委会工作,后来到解放军卫生队当仪器管理员,1952年到第一人民医院担任病史保管员,一直到退休。母亲从事的都是最平凡的工作,但是她热爱工作,认真负责,踏实细致,无论是业务工作,还是参加政治学习,下乡劳动,母亲总是以最大的热情投入,从不拒绝或退缩。来了新同志,她总是认真地带教,甘为人梯。医院的病史管理工作有困难,她与同志们一起克服,作出成绩,她与同志们一起分享,她真诚地融合在病史室的集体中。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在卫生队和医院里,不管是主任、专家,还是开电梯的工人,挂号处的职工,母亲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助人为乐,被亲切地称为“陈同志”、“陈大姐”、“陈老师”。在她病重住院期间,好几位没有与她共事过的青年同志,还慕名前去探望地。

  母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培养是终生难忘的。她对我们的要求是,诚实、俭朴、努力、与人为善;做一个有用的人。而在学习和工作、爱好和志向等方面,任由子女发展。所以我们姐弟四人都得到良好的教育,在校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中都能认真努力。我们四人都在20岁左右就离开父母,或者去外地求学,或者被分配到外地工作。1965年我毕业后,家中只剩下年过六旬的父亲和年过五旬的母亲。作为母亲,看着子女一个个离家,心情是不会好受的,但是母亲考虑得更多的是国家的需要,从来没有干涉过子女的选择。也从未将“照顾父母”作为理由要求组织分配时照顾。我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且最小,1965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东北工作。母亲心中虽然舍不得,但她一言未发,她不愿以家庭来拴住儿女。直到1970年,父亲病重,母亲打电报召我回家,我才明白家中缺了年青人困难有多大。然而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的“造反派”头头,后来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之一王洪文就在全市造反大会上耸人听闻地宣称上海“隐藏着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其中就点了我母亲的名字。从此母亲就遭到了抄家、批斗和种种不公正待遇。尽管母亲已经退休,但仍被揪回医院到洗衣房劳动改造,写不完的检查,认不完的罪。父亲也因此被隔离审查,隔离期间担惊受怕而突发脑溢血,半身不遂,后患结肠癌,于1971年含冤而逝。粉碎“四人帮”后,母亲又焕发了青春。退休了的她积极参加里弄工作,在学习的时候读报,参加治安值班,收水电费,陪其他年老体弱的同志去医院治病等等。她还担任了“校外辅导员”,组织小学生课余学习和活动。

  1980年,母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月10日,香港《文汇报》为此发了消息。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母亲的工作更忙了,也更有劲了。虽然年事已高,仍不辞辛苦,往来于京沪之间,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讨,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即使此时,她还和以往一样积极参加里弄工作。她自己说:“我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但是只要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总要努力做好。”我家住的里弄小组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集体,我母亲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对这个称号的珍惜不亚于她对政协委员身份的重视。

  母亲最关心的是祖国统一大业。外公曾担任台湾光复后的首任行政长官,后来在台湾被杀害,至今外公的墓仍在台湾。1948年母亲曾带我去过台湾,台北风光和丰富的物产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许多亲朋好友仍生活在台湾。凡此种种,使母亲对台湾充满深厚的感情。母亲思念台湾,思念在台亲友,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盼望亲手祭扫父亲的墓,亲身跪拜祭祀。可是咫尺天涯无通途,母亲只能翘首南天,遥寄哀思。当年一张亲戚们在外公墓前的合影辗转传到母亲手中,母亲面对照片,泪如雨下。多少年来,母亲积极投身于祖国统一大业,致信张群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写对台宣传稿,接待回大陆省亲的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爱国不分先后。每当有亲友从台湾或国外归来,她都要关切地询问岛内的情况,亲戚的情况。她为出版《陈仪生平与被害经过》一书化费了极大的心血,这本书全面地回顾了外公的一生,以第一手史料纠正了许多以讹传讹的“回忆录”。这本书的出版在岛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台湾《传记文学》转载了其中许多重要文章,另有“二·二八”文集第二卷收录了此书的全部文章。遗憾的是,直到母亲病重时,台湾尚未开放赴大陆探亲。母亲见到的最后一位海外归来的亲戚是我的表姊和表姊夫,他们从台湾移居美国后,得知母亲病重特地赶来上海探望,可惜那时,母亲的精力已在与病魔斗争中消耗殆尽,难以深谈。我只能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她的欣慰和盼望。如果母亲活到今天,看到海峡两岸人员往来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加强,她将会何等兴奋和激动啊。她曾说过:“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祖国统一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亲眼见到这一天的到来,并为自己曾为此尽过一些微薄的力量而感到欣慰。”母亲终究未能活到这一天,但是我确信祖国统一的一天终将会到来,那时以此告慰母亲,母亲必含笑于九泉。

  “寸心报国浑忘老,不忍偷安了此身。”外公的诗句,激励了母亲一生,也必将永远激励我们后辈。  

作者:项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