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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父亲的五天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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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初,赵祖康与当年中共地下党的联系人王月英在上海重逢

  

  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已往苏州河以北撤退,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凌晨1点,长乐路516弄庆祥里7号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携两个女儿借住在大学校友梁伯高家中的父亲赵祖康接到了国民政府上海市长陈良让社会局长陈宝泰打来的电话,说是要见我父亲,让父亲马上去。

  父亲不知道陈良叫他去干什么,他甚至想到自己与地下党有过接触的事可能暴露了。

  不多时,父亲被车接走了。

  在陈良家,陈良对父亲说,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给他来了封信,说南京撤退的时候非常混乱,社会治安也很不好,在国际上影响很坏,所以上海撤退的时候,要把秩序维护好。陈良自己马上要离沪,考虑要找个人来维持,最后想到了我父亲,让他来做两件事:一是持何应钦手令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二是共产党入沪后办理市政府的交接事项。

  第一时间,父亲当然是推辞,学工程的他把“交通救国”、“工程救国”作为自己的志向,虽时任上海工务局局长,其实纯粹是搞技术的。但最后他还是答应了,让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最关键因素,是他想尽力让上海的市政设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少受破坏。1949年3月间,作为工程界代表,父亲与茅以升等就曾赴南京请愿,呼吁停止内战、保护城市设施和人民财产安全。

  其实早在父亲担任代理市长前三个多月,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便化名李敏通过我们老家的一个亲戚与他相识。此后,在王月英的指导下,父亲不仅参与营救进步学生,而且为解放上海提供过市政设施情报。5月24日凌晨,因为担忧和地下党的秘密接触关系暴露,父亲在去见陈良之前,还托付梁伯高以备不测。而出乎父亲意料的是,自己居然要以国民党政府代理市长的身份与共产党解放军打交道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5月,上海这个伟大的转折点上,父亲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愿意充当这样一个历史角色———把上海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5月24日凌晨3点父亲回庆祥里。到上班的时候,他用梁家那个号码为“68210”的电话打了第一个以代理市长身份发命令的办公电话:“我是代理市长赵祖康,把武器弹药都锁起来,维护好社会秩序。”

  5月24日白天,陈良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正式宣布父亲上任。

  5月24日深夜,解放军发起进攻。父亲立即命令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插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他命令警察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强调警察只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职责。

  5月25日一大早,父亲检查了列放在市政府大门口的枪支,布置了抢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事宜。下午,父亲在知名人士李思浩的寓所拜见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很快达成有关移交资料、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保管档案、恢复交通、厂点银行复业、补发工资等多项共识。晚上,父亲向一直保持联系的中共地下党介绍了情况,并得到党的进一步指示。而后又忙于次日全市电车、公交汽车恢复运行之事。

  5月26日上午,父亲在市社会局大楼主持最后一次处局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向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移交的决定。中午,他与解放军军事联络员会晤,参与处理劝说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的工作。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反复的谈话,26日下午4点钟,在四川路邮电大厦内的200多名国民党官兵缴械了。接着,父亲又协助解放军与各方面联系,相继说服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

  27日,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苏州河北面,宣告上海解放的军事行动完全结束。

  从5月24日开始到5月28日,父亲忙得连睡觉和吃饭的时候都非常少。对当时的上海而言,头等大事就是社会的安定。那几天,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水、电、煤供应正常;电话从没中断过;地痞流氓恶棍也没有出来打砸抢……

  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3时,父亲赵祖康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那间80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

  正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这一天,父亲也完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和转变。早在1948年底就决定不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父亲,此时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作者:赵国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