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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议政的"热心老板"

  上海市政协委员、民革党员朱建国参政议政记

  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网络电视公司董事长……光看他名片上的头衔,你肯定就能知道,朱建国是位名副其实的“老板”。然而这位老板,却非常热心于研究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身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和民革党员的他,几乎每年都会提出一些现实性、针对性、政策性、理论性俱强的提案,每每引起众多媒体的“追捧”。

  朱建国的提案内容非常广泛,从民生问题到文化问题,从行业发展到城市规划,都会成为他的选题;他的提案内容又非常具体——切入口小而独特,按他自己的说法叫做“以点带面”;加之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专业性意见建议,于是,他的提案几乎每年都有被评为“优秀提案”者。

  面对采访,朱建国不愿过多去谈自己。他说,“要讲,就把我参政议政的经历梳理一遍吧。如果能理出一点成绩的话,也算是我这个政协委员、民革党员没有白做。”我们遵从了他的意见。

  而他的参政议政经历,真的不乏精彩之处——

  “小事情”中看出“大问题”

  交通安全、食品安全,这是常见的城市安全问题,也是大事情,年年都会有人提;“花花草草”也会造成“安全问题”吗?很多人对此可能不以为然。朱建国却看到了这个被人忽略的“角落”。

  在2006年的一份提案中,朱建国表示,本市绿化安全隐患已经开始显现。“绿化、景观环境建设中少有安全评估及管理制度;绿地灯光建设缺乏安全措施;大树无限疯长接近高压线或遇大风吹刮可能导电……”而与此同时,我国有关绿化安全的法规并不健全,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和上海的植树造林绿化管理条例中都没有安全方面的规定。

  “绿化安全应纳入市、区安全防范体系;要明确职责、建立机制、完善制度,加强对绿化安全的研究,对绿化行业、绿地作严格有效的监督管理;应有计划地对现有绿地、景观及居住小区进行绿化安全普查,发现问题及早解决;在增加绿化投入时应明确绿化安全的维护补偿费用,绿地管理人员经安全培训后才能上岗……”这一系列的建议,在行业内都是一些新鲜的提法,对促进本市绿化行业规范化意义非凡。

  同样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还有手机电池的问题。朱建国发现,小小的手机电池,危害却甚大。他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城市中的每个家庭都至少使用过四五部手机,而且大多是“双电双充”(两块电池,两个充电器)。这样一来,每个家庭大约会有手机电池10块。以全国4亿部手机拥有量(2007年)计算,手机电池的存量更是庞大。

  朱建国将手机电池“疯长”的原因归咎于手机电池的标准不统一,兼容性极差。“不同品牌的手机使用的电池尺寸、形状都各不相同,甚至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也会采用不同的电池”。如此一来,消费者只有购买同品牌同型号的手机,原有电池才能继续保持“生命力”。一旦换用其他品牌或型号,就只能将老电池打入“冷宫”了。

  朱建国认为,从技术上看,要统一手机电池标准并非难事。在手机内部设置统一标准的电池不会影响手机外观,就像各种电器产品尽管使用相同的普通电池,仍可设计出各具特色的产品外观形态。那么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电池标准不统一,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也给企业提供了诱人的利润空间。”他说。

  在2007年的这份提案中,朱建国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手机电池的统一标准,让它像普通电池一样具有通用性。“可以设定数种规格,让手机制造商根据自身产品的需要来选择。如此既可减少手机电池对环境的危害和资源的浪费,也可减轻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他还认为,上海拥有发达的手机市场,也拥有具备较高水平的电池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完全有条件在实行手机电池统一标准方面先行一步。

  如今,虽然手机电池标准化的具体政策还没有出台,但呼声却是越来越高,这不能不归功于“朱建国们”从小事情中看出大问题的智慧和努力。

  为的哥“振臂一呼”

  2008年、2009年,朱建国连续两年为改善出租车行业状况以及的哥生存状况呼吁。2008年,他提出要解决出租车司机没有加班费的问题。他称此为“权益盲点”。朱建国认为,正是由于出租车公司与驾驶员签订的是定额承包合同,双方形成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出租车公司只要求驾驶员完成承包指标,并不关心驾驶员工作时间的长短。于是,为了完成高额承包指标,出租车司机不得不常年累月地加班加点。“出租车公司的做法规避了国家对劳动合同关系中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规定,其实也违反了我国劳动法的规定。”

  为了替出租车司机讨个说法,他一调查就是整整六个月。六个月调查下来,他发现出租车司机们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没有加班费。他为“的哥”们详详细细地算了一笔帐,发现他们的钱赚得实在是太辛苦。原因何在?调查还得继续。

  于是,2009年,他的提案还是关于出租车行业的。一两年的持续关注,使他在这一领域的“功力”更加深厚,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发现,“的哥”收入低的根源在于目前的出租车经营模式。“目前政府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的是类似‘特许经营’的政策,总量要控制,个体出租车行业更是受到限制。这样一来,司机们的执业选择极其有限,不得不接受‘份子钱’的模式。”正是由于“份子钱”负担沉重,造成“的哥”们工作辛苦而收入又不高,甚至大量有驾照的司机转行开黑车,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

  他提出,应该引进出租车拍照自由拍卖制度,用出租车“转让税”取代现在出租车司机要向公司缴纳的“份子钱”。换句话说,也就是开放车牌自由买卖,让司机为自己“打工”。为此,他把功课做到了海外,提出要借鉴香港模式……这个提案很快登上了《人民政协报》的专版。

  意犹未尽的他,不久又在该报上专门撰写了一篇专业性极强的《突破出租车行业发展瓶颈的一个战略性契口》,对出租车拍照拍卖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了详详细细的阐述。在文章中,他提出一个出租车行业的“新模式”,即“两头放开,中间管好”:在制定最基本的标准条件下,所有通过资格考试者在进入和退出出租车行业市场这两头,完全放开,实

  行自由进出。“我们可以在当中这一块严格加强科学规范,从从业者的服务标准和行为的监督、从业者的资质和培训、出租车费价格听证,以及经营权的转让、经营者的组织模式中,发展出一种中国式的出租车行业的‘善治’模式。”

  在文章最后,他充满期待地写道:“公共资源如此惠国惠民,实现多方共赢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何乐而不为?”参政议政如此执着,热情可谓高矣!

  “一箭双雕”的提案

  2010年“两会”,他“刁钻”的目光又集中在了闲置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创造性地提出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中起来开发廉租房,更是引起广泛关注,不止一次地上了报纸的头条。

  朱建国调查发现,目前上海廉租房的数量很少,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应该建造一些大型的租赁住宅区。他对此作出了如下的构想:“应该是小高层为主,套型面积以40、60平方米为主,适合两三人的小家庭居住,这样可以尽可能降低成本,从而确保其低租金水平。”

  然而在寸土寸金的市区建造这样的住房,似乎有些困难。“建造低成本的租赁房,关键是土地成本。”他说,从上海的土地资源看,国有建设土地资源十分紧张,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存量却非常可观。为此他建议,鼓励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本市建造若干个建造成本低、设施完备、配套齐全的大型公共租赁住宅区,如同“工人新村”。

  他建议,通过采取土地入股、合并、置换等方式,把分散、零星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集中起来,把不符合上海产业发展的工业园区、乡镇企业等用地腾出来,转变为符合城市规划的、适合建造大型公共租赁住宅区的土地资源。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办法。不但为廉租房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还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建造的租赁住宅,确保了农民获得长期租赁的稳定收益,这可用于补充农村社保资金,改善农民生活。赁房住宅区配套的商业用房,还能获得相对较高的租金收益。物业管理、社区服务、商业招工,可吸纳更多的农村就业人员。”据了解,这个提案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部分内容已经开始实施。

  朱建国说,他喜欢为政府“查缺补漏”,喜欢关注那些重要而又被忽视的问题和角度。也许正是这种“爱好”,让他的提案总是那么与人不同。“然而光与众不同不行,你还得有用。这就要靠一个认真的态度。”他总结道,“自己平时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比较多,就有了获取各种信息的机会。我喜欢动脑子,把各种信息整合在一起,再经过资料和理论研究,就会得出一些有益的想法。”他的每个提案都要花费很长时间,光是最后的文本写作,就要花去两三周。“慢工出细活”,他说。

作者:吉朋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