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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人生的“三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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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接触过葛剑雄的人,都会觉得他近乎“异人”。那么,他究竟有哪些特异之处呢?如果把他的人生视为一个“三维”空间,“三维”者,“三度”也,我们不妨从三个“度”对他进行一番粗粗的观察,或许会挺有意思。

  罕见的浓度

  葛剑雄50多年的人生经历已经酿成一杯浓浓的醇酒。
  浓度,集中反映在一系列的“多”字上。
  从普通的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从硕士、博士到博士生导师,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已成了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有了众多的身份和头衔。葛剑雄到过的地方也是非常之多的:从祖国各地到世界七大洲,特别是南极的探险和非洲之行,已经通过荧屏走进了千家万户。
  同样,他的论文和著作也可以问心无愧地用一个“多”字来计算:从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20多年来,他共出版各类著作近20种,计400多万字。其中,《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西汉人口地理》、《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等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多”还表现在他永无休止的社会活动和所获得的种种荣誉上:从先进教师到“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从电台电视台的特邀佳宾主持到有关报刊的专栏作家,他还担任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如今是市政协常委、民革市委副主委。
  但就是这么一个大忙人,却又常常会干一些不起眼的寻常事情。在南极,葛剑雄和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的正式队员一样,过着同样的生活,参加同样的活动。如敲冰除雪开路,铲锈,刷油漆,清油罐,整理食品,清除垃圾等,他都体验过。一次帮厨时,正好有一批来访的德国科学家留下用餐,葛剑雄给他们指点用自助餐,一位德国客人惊奇地问:“你们的cook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英文?”这使他意外地成为长城站的首席翻译,充分展示了外语能力。正因为他经常在外面“闯荡”,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也都能不期而遇。如:台湾大选、韩离散家属团聚、两德统一等,他都成了目击者。
  游泳也是葛剑雄人生“浓酒”中的一“味”。1968年他第一次带领学生横渡黄浦江时,换气水平还很差,游速也很慢,只是因为当时要排成队形,簇拥着红旗与标语牌,还要高唱语录歌,这才使他顺利地“滥竽充数”。就这样,凭着他那初学的水平,居然也带着学生参加了好几次横渡黄浦江。而真正使他对游泳有深刻认识的则是198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的一次。那是9月的一个周末,葛剑雄应邀去一位学者的山地小屋渡假。期间曾去一个水库游泳,水冷刺骨,同去的两个比他年轻的中国学者都受不了,而且几乎出事,葛剑雄因为有过几年冬天洗冷水澡的经历,还总算能够适应。但几位美国学者,包括一些长者,却都能够在水中舒展自如。美国人的体育锻炼热情深深感染了他,也促使他把游泳作为锻炼身体的一个重要环节。
  回国后,他对自己规定了硬指标:每周游泳两次,每次40分钟,中间不能停顿、不能休息。近20年来,他基本上都能坚持下来,55岁时,还能轻松地完成指标。葛剑雄游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泳池,独特的游泳经历换来了他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

  可贵的难度
  
  其实,葛剑雄的人生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他的求学之路、治学之路以及探索之路上,都曾经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而他却又总是能以沉着的心态和坚韧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地越过道道难关——
  葛剑雄出生于浙江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小镇。尽管这个江南名镇以藏书数十万卷的刘氏嘉业堂闻名,又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蛟黄狗”(不同等级的豪富)称雄,但他的家庭却与书籍和财富无缘,一直到上小学时,葛剑雄从来没有在家里见过什么“书”之类的东西。唯一可以看的便是“假钞票”(贬值或作废的旧币)和印着不同图画的“香烟牌子”。上小学后,因为家境窘困,每学期都要担心父母有没有交学费;有一次,直到正式上课的那天早上,舅父才替他交了学费。在这样的条件下,葛剑雄也自然不敢再有买书的奢望。
  1964年,葛剑雄高中毕业时,因病未痊愈而不能参加高考,于是,经过培训,他站到了中学的讲台上,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磨难,直至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研究生。
  在他读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导师谭其骧给他们讲《汉书·地理志》,提到志中户口数字的价值,他觉得很有意义,也就特别想读一些前人的论著。但查找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这也促使他坚定了研究西汉人口的念头,1980年9月,他终于在谭师的指导下写成了《西汉人口考》一文,对西汉人口数量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篇文章第二年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并成为他的硕士论文。文章发表后,有人曾撰文就汉武帝时“户口减半”等问题对葛剑雄驳难。但深入发掘和研究史料的结果,不仅使他能够很有把握地否定那人的批评,而且更证实了他原来的正确估计,果然,他的反批评文章发表后没有再听到类似的反对意见。
  在生活中,葛剑雄也有许多尴尬的故事和艰险的经历。
  1978年结婚时,他凭着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的证明,分配到了一间不到11平方米的小屋,饱尝了夜半之后才能占据一张小桌的滋味,以后虽几经搬迁,可直至1998年他53岁时,才总算通过学校补助和住房公积金贷款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愿望。
  有一次,西班牙召开世界历史大会,中国组团要葛剑雄参加,但因为历史学会经费紧张,便要他自己解决一些费用。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最省钱的办法——坐火车去。他从上海坐1天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坐5天火车到莫斯科,再专车至柏林、至巴黎、至马德里。前后一共换乘了5辆火车,花费了整整10天时间。当时,会上的同仁们说他是当代的马可·波罗,可他却认为比马可·波罗更有收获。回来时也是一路火车,他还把睡觉的时间安排在火车上,这样,既可以省去旅馆费,也不影响白天的游览。
  一次在西藏阿里,一行人将车停在山路上休息,可车子竟突然下滑,周围光秃秃的,连石头都没有,大家几乎以为都“完了”,幸而车滑行一段时间后停下来了。还有一次,两车前后过河,相差没有几分钟,可后面的车子就是被淹没了。但这一切都未能阻止葛剑雄的步伐。

  无止境的高度

  从普通中学教师到中国史学界的名人,葛剑雄不但攀上了事业的颠峰,而且也实现了人格的升华。他人生道路上与时俱进的高度用无直径,留给人们的启示也耐人寻味。
  1986年春,葛剑雄在美国参加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听来自纽约的B教授报告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B教授的报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却相当狂妄自大,竟大言不惭地声称从来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尽管他所用的历史政区图和分地区的人口数据分明是取自中国人的著作,但在回答葛剑雄等中国学者的批评时,却竟然说:“或许我的学生可以与你们一起讨论”。这次遭遇,使葛剑雄更深地沉入到他的“中国人口史”研究中,他发誓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国的历史地理能走向世界、为全人类服务贡献绵力。
  作为著作等身的人文学者,葛剑雄在启蒙群众、普及科学方面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他的一本小册子《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和历史小书《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两本书的印数甚至还远在他的学术专著之上。他的读书随笔集《往事和近事》、《天地玄黄》和《看得见的沧桑》等也为读者所喜爱。
  先师谭其骧在逆境中始终坚持求真求实、锲而不舍研究学术的精神,激励葛剑雄不断地修正错误、精益求精。而谭师善于批判自己、超越前人的境界更使葛剑雄读到了超越学问本身的精神内涵。上世纪90年代初,一项名为“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有一本论文集拟收谭其骧教授的论文,但谭先生已在此前逝世,于是有关人员便致函葛剑雄。葛很认真地处理了这件事,并且写了一段附记。不仅如此,他还帮着提交定稿、联系家属、商谈翻译费用问题等等,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除了做研究,葛教授还有更多、更深的思考。多少个日日夜夜,葛剑雄以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本能,从光盘中纵览古今,在电脑上写下自己的感受,他要寻求的答案有很多很多: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近600年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既没有导致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也没有给中国留下什么遗产?为什么实力远不如明朝的西班牙、船队规模远不如郑和的哥伦布和麦哲伦却能发现新大陆或完成环球航行?为什么到16世纪明朝人还不知道台湾比琉球大而将它称之为“小琉球”?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的发现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这些问题使葛剑雄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因而,他时时感到有一种压力,也有一种动力,使他形成越来越强烈的愿望、越来越高的目标。

作者:过传忠 李玮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