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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修订《刑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从快从重惩处事故责任人,遏制事故频发势头
2008年01月16日

  

  民革党员李楠君反映,当前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虽然总体稳定,趋向好转,但是依然严峻,事故频发的势头未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仅在4月中旬——5月8日的近一个月内,全国即发生3起特别重大事故(一次死亡30人以上),4月份,全国重大事故死亡人数上升38.3%,煤矿重大事故死亡数上升90%。经调研分析,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造成事故的责任人未能及时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给予应得的惩罚,例如:
  2005年12月7日,河北省唐山市原刘官庄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煤尘爆炸,死亡108人的特大事故,拖至2007年5月才处理结案(该矿矿主在押期间竟然外逃出境)对事故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仅有3人受到党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4人全部缓刑,其中对“矿主外逃出境”负有直接责任的当事者也是“获刑3年,缓刑3年”。
  2004年10月4日广西钦州市浦白县白水镇长岭炮竹厂发生爆炸事故,造成37人死亡、52人受伤,该镇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镇长对此事故负有长期检查、监管不力的责任,直至2007年4月才由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以“玩忽职守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006年5月山西省左云县发生死亡56人的煤矿特大透水事故,事隔一年之后才处理结束,12名责任人当中,9人被判处缓刑,3人被免于刑事处分,12名失职渎职者无一人受到实刑处罚。(以上据《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报道)
  近年来全国先后发生的数十起一次死亡数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特大事故,很少看到、听到酿成事故、致人死亡的黑心煤老板及负有相关责任的地方官员被判重刑或受到重处的报道。这些惊动中央、全国皆知的特大事故的处理尚且如此“不痛不痒”,其他事故的处理结果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严肃处理”,对于责任人、事故单位、当地政府以及全国其它地区、单位有何教训和儆戒作用?
  正因为这些特大事故的责任人未能受到及时、严肃、应得的惩处,从而在一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心目中,“安全第一”只是在会上、文件上说说而已,GDP的增长才是真正的“政绩”和“硬道理”。在一些黑心煤老板的头脑里,更是利润第一,不发生事故我赚钱,置豪华住宅、购顶级轿车,甚至将资产转移境外。万一发生事故,能瞒则瞒,瞒不住就逃,逃不掉就花钱疏通关系,减轻处罚……
  因此形成“事故突发,全国震惊;抢救赔偿,政府埋单;拖延处理,重责轻罚。无以儆戒,事故频发”的怪圈,国家安监总局李毅中、赵铁锤等领导似乎成了奔波在全国各地、忙于抢救、调查事故、且又防不胜防的“救灾队长”。人们对他们的辛劳、焦虑及无奈,感到由衷的敬佩、理解和同情。
  笔者分析:产生这种“拖延处理、重责轻罚”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现行的《刑法》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年6月1日起实施)下文简称《条例》)对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对事故责任人的惩处的规定有不完善、不适应形势及“漏洞”之处。
  一、《刑法》对于事故责任人的惩罚规定过于宽松
  1、《刑法》第134条、135条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安全生产设施或者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按安全事故的分类规定:“死亡10人——30人为重大事故,死亡30人以上为特别重大事故”,也就是说:造成夺去10条人命的事故也判不了一年徒刑;死亡再多的事故(哪怕是造成数十人、数百人死亡的事故),责任人最多只能判处七年徒刑。
  2、《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按此规定,黑心煤矿主只顾赚钱,明知井下瓦斯浓度超标将会爆炸或其它危险状态,仍然强令工人下井作业(等于将鲜活的人命往死亡路上驱赶),造成10-30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其性质近似于“故意杀人”),最多只判刑7年;死亡数十人、几百人、“情节特别恶劣”的事故责任人至多也只判刑20年。这样的量刑标准明显太“宽松”了。
  3、《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近年来,一些政府官员玩忽职守,放松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甚至入股小煤矿,或者明里暗里纵容、庇护一些无证及安全存在严重隐患的工矿企业违章冒险作业,已成为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宽松”的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应形势的需求。
  二、《条例》的规定有不够完善和“漏洞”之处
  1、关于事故调查、处理的期限规定过长。
  《条例》第29条规定:“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发生之日起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特殊情况下,经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的期限不超过60日。”(未区分一般、较大、重大、特大事故的不同调查期限)。
  第32条规定: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负责调查事故的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复;特别重大事故,30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下,批复延长时间最长不超过30日。有关机关、事故发生单位再按照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责任人及单位进行处分、处理、处罚以及追究刑事责任。按此规定,对重大、较大、一般事故的调查处理可以拖延135天以上,特大事故的处理则可拖延180天以上。
  2、事故技术鉴定及对事故责任人、单位的处分、处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两项程序未规定时限。《条例》第27条规定:“事故调查中需要进行技术鉴定的……技术鉴定所需时间不计入事故调查期限”。《条例》第32条第2、3、4款关于对事故责任人及单位按照政府“批复”及法律、法规进行处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这两项程序均未明确规定时间限制。这两处“漏洞”极有可能使事故的调查、处理成为一个无限期、只拖不决的漫长过程。老的事故尚未处理终结,新的事故又再次发生,事故频发的势头难以遏制。为此建议:
  1、修订《刑法》第134、135、397条,提高对事故责任人的量刑标准。
  “治乱用重典”,在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事故频发势头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提高对那些只顾赚钱、漠视生命安全及草菅人命的事故责任人的量刑额度。是否可以按照事故死亡人数计算,每造成3-5人死亡的,即判处主要责任人1年有期徒刑,余类推,量刑时不设上限;同时规定对造成安全事故的责任人不得判处缓刑。
  2、修订《条例》第27、29、32条,压缩事故“调查期限”,一般事故、较大事故必须在30天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重、特大事故必须在60天内提交报告,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30天。规定事故技术鉴定期限不得超过15天,特殊情况不得超过30天。有关机关、单位对事故责任人的处分、处罚、处理以及追究刑事责任人的期限不得超过15天和90天,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事故处理结果,教育、儆戒他人,遏制事故频发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