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革党员建言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董波（市人大常委、民革市委副主委）：激发郊区文化自信，促进郊区全面发展。上海郊区曾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如保留至今的多处古文化遗址，曾为江南八府之一的松江有过的发达与富庶，万舟待发的青龙港。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工业城市的兴起，才导致了郊区农村的落伍和尴尬。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更是使郊区在发展道路上踉跄蹉跎，尽管跟着中心城市亦步亦趋，却总是步履艰难。随着上海向卓越国际城市目标迈进，本土文化建设的加强和壮大不可或缺。海派文化不全然是近代以来创造的城市工商业文化，其成长过程中也曾将其根系深扎于郊区大地，汲取无穷养分，沪语中的不少词汇和表达方式就脱胎于郊区土白。近年来本市文化事业的发展，使郊区文化宝库开始得以发现，建议以此契机，挖掘郊区乡土文化对于当代城市化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使郊区成为海派文化不断光大的坚实腹地。结合郊野公园的建设，让郊区成为国际城市的诗意栖居地。

　　王慧敏（市政协委员、民革市委副主委、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创意经济研究室主任）上海应立足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把创新发展的重点工作与国家创新战略紧密结合，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重大战略中发挥先行者和排头兵的作用。上海处于全面创新的系统推进阶段，报告提出“系统集成”的新举措，如何“集成”需要进一步研究、细化和设计。建议加强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工作，把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列入市政府重点工作。

　　金可可（市人大代表，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实施“一处违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要注意两方面法律问题：一是在“自由裁量”是否予以联合惩戒时，需注意比例原则的考量，尽量“合理裁量”；二是在信息共享时，需关注适当性问题，保障有关主体的信息自决权。

　　可联合惩戒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如《律师法》第49条规定，对有特定违法犯罪行为的律师，可吊销律师执业证书，该等情形依法实施即可，无需“裁量”。二是法律虽未作明确规定，但有关信用信息事项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范畴的情形；在这种情形，自由裁量时要注意比例原则的考量，尤其是要考虑违信事件和行政行为的关联度问题，比如申请人有打架被行政处罚的记录，原则上不能因此拒绝其从事经济活动的审批或许可，又如企业有逃税现象的，不应影响商标专用权的授予。就此，各行政机关应制订并公布每一类行政行为所需要考量的具体社会信用信息事项。

　　各部门、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互通，是实施“一处违信、处处受限”联动机制的前提，但要注意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等主体的信息自决权的保护。首先，各部门、机关不宜将自己因职权而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与市场经营主体共享。其次，各部门、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互通，也应该有适当性的考量，不能是所有部门都可以掌握公民的全部信用信息。就此应借鉴有些国家将政府部门区分信息层级的做法，高层级部门可以掌握的信息完整度要高于低层级部门。层级的划分和确定，要制订相应的标准和程序。就每一部门内部而言，也应设专人专岗负责信息查询，并建立部门内的查询记录制度。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

　　吴铭忠（市人大代表,民革金山区委主委,上海市金山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局长）：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一是优化结构调整，提升产业发展能级。对产品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群众投诉集中、治理无望的企业，坚决实施关停调整；实施重点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对易产生恶臭、异味的，以及长期服役的生产装置，坚决进行升级改造。二是完善监管体系，注重污染源头控制。要建立环保信息化监控平台，通过物联网手段，对重点区域、重点排放单元或企业进行在线监测，加强污染源、风险源的实时监控，提升科技治污能力；实施项目准入清单制度，把好建设项目环评评估和审批关，完善建设项目负面清单。三是推进绿色发展，提升市域生态质量。要完善政策体系，大力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将整个市域范围甚至周边，都纳入上海生态空间格局通盘考虑，努力构建本市“环、楔、廊、园、林”绿色生态体系，提升环境整体质量。

　　杨逢珉（市人大代表，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我认为整治的目标和要求是：以水环境整治为重点，开展对工业污染、环境污染、控制和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增强环境监测和执法能力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只有确定一个具体的目标，才能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基本得到控制。例如：规范工业企业排污口和下水系统排放口设置，完善清污分流，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管理，改善水源水。坚决关闭未经工商登记、环保部门审批的污染企业。按照垃圾处理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的要求，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强化城市大气和噪声污染防治，巩固和扩大“烟尘控制区”、“噪声达标区”和“禁燃（煤）区”。加强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监控，定期发布环境信息。

　　于雪梅（市政协委员、民革同济大学委员会主委、同济大学外事办公室主任）：关于学生减负，主要还是要抓考试的问题。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补课，甚至会自己“团”一个班，所以光“堵”是不行的，必须将考试的方法改革掉。现在很多中学自主招生试题都已经达到高考水平，而所有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进好学校，进好学校仅靠“裸考”几乎是不可能的，势必要从小学开始“补课”，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陆军（市人大代表、民革宝山区委主委、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曙光医院宝山分院副院长）：建议建设上海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智库，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并以此形成整体优势，以进一步提升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质量，深化政党协商成果，提高协商实效，为推进政党协商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建议中共市委统战部建立人才名单，组建专家队伍，设计活动载体，搭建联系平台，开展主题研究。针对我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确定研究方向，选好研究项目。发挥智库可根据需要集中各党派同一专业或相同业务方向的专家共同研究的优势，壮大研究队伍，增进相互交流，提高咨政实效。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智库还可通过举办法制、医疗、助教等各类社会服务活动，为民献智，并扩大统战智库的社会影响。

　　方奇钟（市政协委员、上海奇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产业配置要合理精准。要思考如何利用好第三产业目前强劲的发展势头带动和配置第二产业发展。目前上海产业布局呈现核心区域较强、郊外区域较弱的特点，要充分利用上海外围产业布局，促进各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袁立（市人大代表，上海富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上海生活垃圾减量化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落实相关政策，推进“规划”与“方案”，并在“十三五”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指导相关地区因地制宜制定本地区垃圾减量化发展规划，促进上下游联动，建立合理预期，避免技术低水平重复和设备低效益的雷同。二是尽快突破生化设备规模化生产的关键技术和成套装备，建议市科委、市经信委将生化设备规模化研发与产业化生产列入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专项，每年给予支持，形成系统化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产业规模，为城市垃圾减量做出贡献。三是沿着生态链，探索“一条龙”的生活垃圾减量化市场化服务模式，开展多领域的示范，推动源头垃圾减量化应用发展。建议市绿化市容局做好湿垃圾源头处理的顶层设计，2017年推进200个湿垃圾源头小型处理示范应用，同时，选择2-3个区进行规模化成套装备生化处理的示范应用。四是完善标准体系，建立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数据平台。

　　曾铮（市人大代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执行经理）：建议尽快全面实施上海市公交车、出租车电动化。针对机动车污染控制问题，前期上海市已实施提高油品质量、控制汽车增量、加快超标车淘汰等应对手段。建议：一是明确指定存量和新增车辆的全面电动化目标。明确公交车、出租车的新增车辆必须满足电动化要求，此类存量车辆按照一定比例分批实施替换，在3-5年完成全面替换。二是做好财政资金支出安排，鼓励民营资金投入，对于涉及到财政资金支出的公共交通，统筹考虑，落实好资金支出的具体安排；对于涉及到企业资本的投入事项，从低息政策性贷款、鼓励民营资金投入、税收优惠、税收返还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三是加大政府对于电动车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提供相关政策支持，在近年公交车电动化试点中，使用中故障较多是制约电动化措施快速推行的一个因素。建议认真梳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多方借鉴其他地区的有益经验，并加大对此类技术的研发支持，做好政策安排，并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确定明确的技术攻坚课题，早日解决技术瓶颈。四是规划好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电动车使用过程中需要充电，且一旦出现故障坏在路上，不像普通柴油车用救援车拖走就行。纯电动车一般都要等厂家过来检测后，才能拖去修理，耗时耗力。这些配套问题也需要及早规划解决，做好相关安排。

　　韩娜（市人大代表、上海文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快递产业持续快速掘进，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在连年增长，分别占据全国第四和第二，5个全球快递品牌、11个国内品牌在上海设立全国总部，形成了“外资在东、国有在中、民营在西”的快递总部格局。“速度经济”已成为衡量区域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快递业所提供的快捷、便利、高效的服务，直接优化上海经济投资环境、大幅提升上海对于世界资本的吸引力，为此建议上海建设世界级快递航运枢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