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始终不懈地英勇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段。谨以此文深切缅怀孙中山及其民族独立奋斗精神[①]。

　　一

　　孙中山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要结束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在中国的黑暗统治。1924年国共合作，孙中山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精神更为坚决。他面对国内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更为强烈，因此当10月下旬传来直系将领冯玉祥反戈，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吴佩孚逃至湖北的消息，孙中山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实现自己救国夙愿的好机会。对冯玉祥，孙中山并不陌生。据冯玉祥后来记述，北京政变之前，他与国民党人就有来往，孙中山还曾托人将自己手书的建国大纲赠予冯玉祥。[②]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进一步表现出进步倾向。他将所部改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并电请孙中山北上指导。孙中山很快作了积极的响应。10月27日，他复电冯玉祥等，祝贺政变成功，表示：“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③]

　　10月30日，孙中山由韶关返回广州。次日在大元帅府主持会议，讨论应对北方时局的方针。11月1日，冯玉祥又电请孙中山早日赴京。次日，孙中山决定北上。有一些国民党人担心孙中山北上的安全，劝他取消此行。但孙中山向来以民族利益为重，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既然觉得北上对革命事业有利，就不管有多大的风险，也决定成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久治安之策得以实施。本大元帅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④]他坚定地表示：“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⑤]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明确表达了他这次北上的目标，一是努力扫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通过召开国民会议，依靠民众的力量，迫使奉、皖等反直各军，接受他的救国主张，变军阀政权为民主政权，实现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他强调：“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并指出：“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⑥]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粤北上。

　　二

　　在北上途中，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说、谈话，强调要铲除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他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⑦]孙中山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各阶层民众的响应。

　　孙中山的主张和各地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使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势力十分仇视。孙中山抵沪前夕，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公然扬言要阻止孙中山在上海登岸。在他抵沪后，法租界的巡捕竟阻挠结队前去欢迎的群众通过法租界。针对这些挑衅，孙中山给予有力的回击。11月19日他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指出：“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个领土的主人，他们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职权，在这个领土之内，想要怎么样便可以怎么样。”重申：“我这次到北京去，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⑧]

　　孙中山的主张，亦受到奉系、皖系军阀的极力抵制。北京政变后不久，冯玉祥即遭排挤，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在孙中山抵京前，于11月24日就任。他向列强保证遵守一切中外条约，以对抗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奉系、皖系军阀的上述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孙中山的坚决反对。如前所述，他在决定北上时，就对将要遭遇的困难有思想准备。北上途中，冯玉祥被排挤，北京政局逆转，孙中山对未来的阻力，又作了足够的估计。他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险。”[⑨]这里的他们，虽未点名，但当时的北方已是奉系和皖系军阀控制的地盘，所指是很清楚的。在这同时，孙中山又对说服段祺瑞、张作霖等接受他的主张，抱有一丝希望，认为“这次我到北方去，能够做成和平统一，也未可知”。但他接着又强调：“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⑩]表明孙中山虽然对段、张等人尚抱一丝希望，但他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这就决定了他与奉系、皖系军阀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12月4日，孙中山经日本抵达天津，因肝病发作病倒。18日，他抱病会见段祺瑞的代表，直言斥责：“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11]为了民族的利益，孙中山于12月31日抱病入京，与段祺瑞等开展斗争。他对随同入京的汪精卫说：“我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国之独立、自由、平等。”[12]并在《入京宣言》中表示：“十三年前，余负推倒满洲政府，使国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责任。惟满清虽倒，而国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与各国，故吾人今日仍处帝国主义各国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国之责，尤不容缓。”[13]次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宣言，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中国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乃实行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于国民会议，任何诬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14]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民众，给孙中山以有力的声援。

　　激烈的斗争，加之随行人员中的一些人不成器，加重了孙中山的病情。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陪侍孙中山的李仙根致函告知在广东的谷应芬：“先生之病，察视结果为肝痈（指肝癌――引者），颇重，现在世界上尚无特效之药及治法”；但“行辕及随员中，因无一位强有力的管理人，汪先生（指汪精卫――原编者注）太客气，以故摇招过市者有人，浪用无度者多人，携眷充随员者有人，汽车用至二十余辆，在危笃之夜，开明戏院大包厢看戏。夫人闻之大怒，先生微闻要解散。此虽琐琐，然于先生之肝病有关系也。”[15]当时尚有一种用镭疗医治癌症的方法，但疗效甚微，只有约千分之一的希望。自2月份开始，孙中山“分日用镭疗治”。当时的治疗经验，用镭疗医治肝癌，“过了五十点钟还没有效果，那就是完全绝望了”。到2月15、16日，孙中山“用镭疗治已经有了四十四、五点钟了，对于病症除稍为减少痛苦而外，根本上没有一点功效”。[16]

　　精通医术的孙中山，深知自己已走到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分别口授《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在《国事遗嘱》中，他特别嘱咐：“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17]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对多年来陪伴他在革命的征途上患难与共、出生入死的妻子宋庆龄予以深情的关怀：“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同时要求子女自立自爱，“以继余志”。[18]《致苏俄遗书》则表示：“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19]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始终不懈地在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坚定的民族独立奋斗精神永远光照千秋。

　　[①]以往孙中山研究的成果，可参阅如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等编：《‘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高峰论坛纪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0页。

　　[③]孙中山：《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2页。

　　[④]孙中山：《肃清余孽绥靖地方通令》（1924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78页。

　　[⑤]孙中山：《与蒋中正的谈话》（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12页。

　　[⑥]孙中山：《北上宣言》（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96、297页。

　　[⑦]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8页。

　　[⑧]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6、337页。

　　[⑨]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

　　[⑩]孙中山：《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9页。

　　[11]孙中山：《与叶恭绰许世英的谈话》（1924年12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00―501页。

　　[12]《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1926年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13]孙中山：《入京宣言》（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33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369页。

　　[15]李穗梅主编：《古应芬家藏未刊函电文稿辑释》，广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16]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0页。

　　[17]孙中山：《国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43页。

　　[18]孙中山：《家事遗嘱》（1925年3月11日），《孙文选集》下册，第644页。

　　[19]孙中山：《致苏俄遗书》（1925年3月11日），《孙文选集》下册，第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