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爱国志士群中，孙中山先生堪称最为耀眼的人物，关键在于他处于中国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高举革命排满，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的旗帜，勇于推陈出新，终于将皇权专制的中国推倒了实现民主共和的历史新阶段。

　　中山先生的推陈出新，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推陈”不是盲目、简单地否定“陈”，而是在因“陈”的基础上“开新”，使他开出的“新”，更具有切合中国实际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关于这一点，学术界都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索与阐述。笔者精力和水平有限，仅从中山先生的谱牒观着眼，做一些粗浅探求。

　　前几年，笔者有幸参与了上海图书馆发起并组织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的工作，具体承担中国家谱序跋卷的编纂整理。在编纂过程中，发现了中山先生生前为战友写就的家谱序言及有关资料，从中体会到中山先生独具特色的谱牒观，颇受教益。

　　中山先生谱牒观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我认为在于给中国传统的家谱赋予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意。众所周知，家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天下出现后，逐步形成的以记载家族血脉传承的历史文献，在正常状态下，二、三十年纂修一次，旨在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使子孙后代不忘本源，更好地继往开来，光宗耀祖。中山先生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一的家谱纂修及其功能，在思想上是认同的，并在行动上予以支持。比如，1920年4月上旬，他接到“从余治军有年”的革命同志阚兰溪为其阚氏家谱作序的恳请，“欣然”首肯。首先将其“新纂谱稿”认真阅读一遍，方才书写下《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一文掷还。在这篇谱序中，中山先生首先回顾了合肥阚氏的家族历史，指出他家乃“古蚩尤之后裔”，充分肯定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首创开矿铸械之法”；而且阚氏子孙，“历代多好义尚武之士”、“修文讲武”、“皆能不失其远祖蚩尤氏雄迈忠实之流风”。对于阚兰溪偕其族人“新纂谱稿”的举措，中山先生也“欣然嘉许”，并明确对他们说：“励志合群二事，吾民族首要之方针也。今诸君一心以改良风俗为任，注意教育，组合群力，皆为民治最优秀根柢，又能守其祖先发愤自雄百折不挠之心志，以出而效力于国家，则将来阚氏之立功业于宇内，著勋绩于史册，必能接踵而起，为世钦仰。余不禁�然望之，而愿有所助力尔！”①在这篇序文中，中山先生尊崇中国民间纂修家谱的传统，认为这是“励志合群”的举措，闪现了中华民族的“自治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值得大力弘扬。

　　如果说，这篇《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主要显现中山先生谱牒观中尊崇传统的一面，那么，他在1923年初应邀为革命战友詹大悲家族纂写的《五修詹氏宗谱序》中，则将家谱的纂修的意义和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体现出中山先生谱牒观开新的一面。在这篇谱序中，中山先生从“欧政使国与民相系而不离”的原则着眼，明确指出：“吾党主义三，民族主义冠焉。民族惟独立并存，各贡其工作之值于世界，然后可使进化同存，以共趋于极治之域。今欲甲乙或丙无强弱不更为敌，异昔之人相食，则必先使之各去敌意而互谋亲爱。是故积民族之亲，则一人类之非敌也；积家族之亲，则一国一民族之非敌也。余稽詹氏先代时，有人能为天下之人尽瘁，今兹家谱之作，其将于是萃族人谋所以光大先烈者，而姑以亲亲之事为熵矢也。其进而革民族相食之陋也，将惟是；其益进而树天下一家之基也，将益惟是。若是，固亦吾同志无尽之责也，愿共勉之。余尤愿贵族诸君子闻余言而皆有所以共勉也。”②

　　显而易见，中山先生不愧为高举三民主义旗帜改造中国的伟大革命先行者，他将家谱之功能和意义提升到实现民族主义的高度。在他看来，倘若每个家族皆能修纂“光大先烈”之谱牒，那么，“以亲亲之事”入手，不仅能“革民族相食之陋”，而且能实现“树天下一家之基”的远大理想，并将这一理想视为“吾同志无尽之责”。

　　中山先生将纂修家谱视为实现民族主义理想之重要环节的谱乘新义，具有很强烈的启迪性和感召力，为民国时期的众多有识之士所传承，并得到进一步阐扬。比如，1936年春，奉命“出巡百粤”的程潜，在其《沈氏四修族谱赠叙词》中，明确指出：“人相群而成社会，社会相群而成国，故国以民为本。先总理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厘定学说，手创三民主义，亦先决民族。原以观察姓族上固定之习惯性，有最好之观念点、亲近性、团结力，相信民本无乖，基本是肇，以而合乎族。族麋至，则是类。以类聚群，策群力，建筑良好之民族国家，理势必然……况革命尚未成功，当抑可以从斯谱而更加团结。其不愧为建树民族精神，党国之幸有可必也。”③又比如，民国政府主政湖北的方本仁，于1932年在《周氏创修宗谱序》中提出：“余三十年来，两续家谱。诚以谱者，吾国家族制度精神之所寄，虽义在敬宗收族，序昭穆而别尊卑长幼，敦于一家之孝友，而兴让兴仁，效可及于全国，有未可随专制政体以俱废者。”他在将家谱同专制政体严加切割的同时，还依据自家的修谱实践体悟到：谱乘可以“挽回一世之颓风，使一族倡之，百族和之，则举世之人，将咸知以爱一家一族之心推而爱国，治平可以立致，孰谓家族制度之无补于民族主义哉？！”④再比如，民国要员张继在其《武进梅里张氏续修家谱序》中，也明确指出：“立国于天地之间，其能维系久远，虽遘变故而卒能使其民追维先烈，起而光复，以自保其族类；而不同野蛮生番�然不自知其先世之历史，而受人宰割，不知所以振兴，日沦于奴隶，万劫而不能复者；无他，文与野之分，有史与无史之别也。惟家亦然……中山先生揭橥民族主义，特谆谆赞誉我人民之宗族观念，使发扬为国家观念，以恢廓我民族精神者，亦良由于是也。”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更将中山先生的谱乘新义注入增强民族团结、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新命题。比如，抗战前夕，牛公勋在其《牛氏族谱修序》中，大声疾呼：“迩者外患日亟，谋国者盛唱国族团结以之御侮。家族者，国族单位也。国家之富强基于斯，民族之精神寓于斯。弱肉强食天演公例，岁不我与，稍纵即逝。此时此事，不但吾牛氏亟宜联合一致，四万万同胞盍兴乎来！”基于此，他依据“国族团结以之御侮”的原则，强调“此吾谱之所以叙修，而不容稍缓也。”⑥又比如，刘名隅在其1932年书写的《序大�刘氏族谱》⑦中，目睹“我国日受列强之侵略，岌岌乎有种族灭亡之忧”的严酷情势，提出“何以图民族之生存乎？”他思考的答案是：“中华民族之繁殖宜为世界冠，然人心离散，幸有家族以团结之。黄炎帝胄一脉流传，渊源有自，精神不隔，则更赖有家乘以纪载之……然则所修之谱牒，视为中国民族自救之唯一要素，恶乎不可？！”�直将修谱与“民族自救”划上了等号。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就在抗日烽火弥漫之际，山东绅士路星海在其1937年书写的《重修族谱序》中，发出强烈呼喊：“嗟嗟！吾中华民族岂尽亡国之奴？特无道以联属之”；“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之讥诮，宁无因而至耶？我路氏今因族谱之修，推家族之爱而施于氏族，推氏族之爱而施于种族，更推种族之爱而施于民族，联个人之私成为天下之公，俾总理民族主义实现于中国，安见黄帝之子孙不可称为世界强族耶？！”⑧这一铿锵有力的呐喊，不仅凸现出中华民族子孙不屈于外来侵略的坚毅决心，更将中山先生的谱乘新义注入了时代特定的新内涵。

　　如今，历史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举国上下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直前。然而，现实是历史的继续与传承，在国家与社会仍以无数个家庭所组成的现实状态下，如何正确理解与阐扬中山先生的谱牒新义，将家庭的教育与功能同民族的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似乎也是难以回避的时代课题。

（作者：上海中山学社理事、《解放日报》高级编辑）

　　注：

　　①丁凤麟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序跋卷（下）》第92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②同上，第922―923页。

　　③同上，第998―999页。

　　④同上，第966―967页。

　　⑤同上，第1031―1032页。

　　⑥同上，第978页。

　　⑦同上，第967页。

　　⑧同上，第8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