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孙中山的民族主内涵和外延是随着历史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孙中山认识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演进的。它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发动革命的主要思想武器，而且对以后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抗外国侵略、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以及在国际上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有现实意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还包含了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国民修身等问题，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在国内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为构建和谐国际关系而不懈努力。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的途径。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发扬、并努力超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梦。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思想、现实意义。

　　一、与时具进的民族复兴梦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跨越各历史阶段，虽然内容上多有变化，其核心任务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民族复兴梦。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从历史发展和理论认识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1894年到1911年为孙中山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时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这也是动员革命的口号。孙中山以“推翻清王朝”为职志。当时孙中山能够将满人中压迫汉人的贵族和一般平民区别对待，所反对的是前者。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还不大理解，而“推翻满人的统治”是大多数中国人容易接受的政治主张。“反满”是最明确而有效的动员口号。所以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宣传是辛亥革命中首要的宣传。这是当时革命党人非常正确的选择。

　　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为孙中山民族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本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当推翻了清朝满人的统治之后，孙中山曾经认为民族主义任务已经完成了，建立了中华民国，他认为民权主义任务也完成了，剩下的只有民生主义认务了。1912年4月16日，他《在上海同盟会机关之演说》中说：“今满洲政府已去，共和国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是。”[1]以至在1912年公布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都没有民族主义，宣布今后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2]后来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他才认识到三民主义的任务一概没有完成。袁世凯的卖国的“二十一条”的刺激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危险性，他不得不看到民族主义的革命任务不能局限于：“反满”。不久之后，孙中山认识到，所恢复的“中华”还不是他梦想的中华，还是假共和，真专制的“中华”。所以孙中山仍然为恢复梦想中的“中华”奋斗不息；一直到他晚年，他还嘱咐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还要经过艰难曲折而漫长的路途。

　　当时民族主义主要是面临两大任务，一是解决中国国内的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二是处理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一个问题，孙中山仍然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3]这就是孙中山“五族共和”的主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放弃了“夷夏之防”的传统，承认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事实。这是对中国国情认识上的巨大飞跃，是有利于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大事，这是对中国的多民族构建成一个整体的认识，既中华民族这一整体认识的重要的一步。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出于想争取列强的支持，对列强比较温和。但辛亥革命后，列强各国在中国支持各派军阀作为他们在华势力的代表，造成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使孙中山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本质，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道路。

　　从1919年10月至孙中山逝世，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19年10月，孙中山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在党纲中宣布要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4]重新高举起民族主义旗帜。由于孙中山认识到帝国主义支持中国的各派军阀压迫中国人民，他说：“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5]在《国民党之政纲》对外政策部分，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国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6]“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7]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1921年，外国使团将250万两白银划归北洋政府，孙中山决定不顾英国出兵的威胁，立即收回海关管理权。如此宣布收回国家主权的表示在当时是很有民族独立精神的。孙中山认识到，要实现民族复兴就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规定：“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8]1924年4月23日，孙中山在《对于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中指出：“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9]

　　当今要实现民族复兴梦，也应当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与时具进的精神，针对南海和东海的紧张形势、尚待解决的台湾问题等，我们仍然要反对外国的侵略政策，维护国家的主权。

　　孙中山了解中华民族的某些特点，他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家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10]这一问题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法家长制形成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 ，它影响到民族性格，也关系到民族团结。孙中山认为，各姓别家族，可以结成很大的宗族团体，最后结成个“国族团体”就有力量抵抗外国的侵略。[11]孙中山所说的这种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出现过。有不少宗族团体参加了抗日战争，最初是以宗族团体起家，以后发展成大的抗日团体。

　　孙中山指出，帝国主义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侵略、压迫中国。政治压迫，遭到中国革命力量的反抗，使其看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而经济侵略、压迫有一些更是无形的，孙中山指出中国保护关税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除了海关税以外还有外国银行。”[12]当前国际形势虽然有很大变化，但孙中山的这些言论，仍然有现实意义。当今有的国家还常常以“反倾销”为借口，给中国制造麻烦，还通过银行汇兑等手段从经济上压迫中国。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

　　二、民族平等思想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是个伟大创举。他的民族平等思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是指国际上，各国家、民族应当是一律平等。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他领导下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宣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13]这正是从国家大法的层面上，反映了国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这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

　　孙中山于1924年1月23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4]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国内各民族和平相处的必要前提。但是，以后无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实行的民族政策，都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都是和孙中山的民族主张相违背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继承、丰富、发展并超越了孙中山的民族平等的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受到各少数民族的拥护，少数民族大力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接受了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教训，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了多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结合，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共同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是自治权与自主权的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少数民族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绵延的需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求。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良好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是继承、发展和超越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同时，还应当看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国际方面。孙中山说：“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15]可见孙中山不仅主张国内各民族平等，而且主张国际间的民族平等。当今，中国还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争取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当前我国南海、东海等处，主权和领土安全以及边疆地区的领土主权还受到威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我们的职责。我们还必须在这方面，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民族思想，坚持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原则，努力创造和谐的国际环境。努力把国家建设的富强起来，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此才不辜负孙中山民族复兴的梦想。

　　三、批判西方的世界主义，区分两种世界主义

　　孙中山敏锐的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主义。他指出：列强害怕中国人具有民族主义，因此鼓吹世界主义来煽惑中国人，新青年派受到这种煽惑，也跟着西方提倡的世界主义，来反对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16]

　　孙中山说：中国欲提倡世界主义，“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17]

　　孙中山指出西方列强宣扬的世界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取消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想永远维持他们的霸权主义，孙中山揭露出：“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和变相的侵略主义”。[18]又指出，现在西方列强所宣传的世界主义，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19]。孙中山明确指出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他说：我们并不是不要真正的世界主义，而是中国目前还必须以民族主义维护民族利益，只有以公理代替强权之后，“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20]

　　中华民族自古形成了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民族性，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长期流亡国外，能够从中国看世界，又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其民族主义思想能够与时具进，他希望中国的发展尽可能与世界发展相符合，梦想找到一条和平发展的大同道路。孙中山指出“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主义。”他又指出：列强讲能“打”就是有道理，中国人“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21]“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22]他将两种世界主义区分得十分明确，并讲清楚了现在不讲世界主义的理由。孙中山不仅有远大目光，而且有广阔、豁达、开放的胸怀，梦想世界和平，“天下为公”，“社会大同”。他从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同时也反对盲目排外。希望国家之间，以“益增睦谊”为原则，致力于改变不公正的世界秩序。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争取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当今虽然事过境迁，但仍然需要牢记孙中山的这些教导。

　　四、主张“王道”反对“霸道”

　　孙中山说：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强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23]他认为中国固有的道德应当恢复起来。他例举了固有道德中“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24]他指出：现在君主没有了，不能不要“忠”字，忠于“国”、忠于“民”，还是需要“忠”的。[25]这些传统道德都是民族的瑰宝，都需要恢复。孙中山将以上八个字的传统道德，解释了一遍，主张都需要恢复这些固有道德。他又指出，中国古代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中国人“对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在公众场合行为缺乏检点，缺乏卫生习惯。总之，孙中山希望中国人重视“修身”。[26]“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27]

　　孙中山并不以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为满足，他又指出：“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28]这种不墨守成规 的精神，是可贵的。具有这种精神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孙中山说“我们学习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29]

　　孙中山又指出：“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30]他认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责任。”[31]显然，这些方面反映出孙中山的“大同之治”的广阔的梦想，高瞻远瞩的目光。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复合体，自古以来，是以和平方式处理民族大家庭内部关系而发展的，因而中华民族从历史上养成了追求和平，厌恶战争的选择趋向。孙中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道德立国，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提倡以儒家“王道”思想立国，主张中国应当尽大国主持世界公理的责任，反对西方以强权征伐弱小民族的行径。孙中山将古代中国爱好和平、讲“天下主义”、“王道”秩序的理想联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史命中，以人类公理的“王道”反对西方列强的“霸道”。当今我国尽管拥有核武器，但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宣布，我们主张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些足以说明，我们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追求世界和平的思想。

　　孙中山说：我们民族在强盛之前，“先要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到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32]我国当今对外政策，与孙中山当年关于民族复兴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孙中山的这番讲话虽然是九十多年前讲的，但当今仍然很有现实价值。

　　当时孙中山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可以“以俄为师”，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是当今“为世界人类打不平的”的榜样，他高度赞扬了俄国在抵抗西方强权、捍卫世界公理方面的贡献，他多次热情地赞扬了俄国的世界主义精神，他说：“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33]他主张中俄两国联合起来，打破西方在国际上的霸权。[34]孙中山在强调中国图生存、图发展的同时，还阐述了“天下主义”的“大同”理想。这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终极价值追求。孙中山将古代中国爱好和平，讲“天下主义”，“王道”秩序的理想注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史命中，以“王道”反对“强权”，成为中国民族复兴的特色。

　　孙中山所梦想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正是“和平共处”的国家关系。孙中山否定霸权主义，主张以中国的“王道”取代国际上的“霸权”，在当今很有现实意义。当前，建立国家间公平与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任重道远，孙中山的主张“王道”反对“霸权”的思想仍然需要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和新的条件下灵活应用。

　　五、和平统一思想，对解决台湾等问题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希望国家统一，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往往能够有国泰民安。国家统一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社会进步。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出现太平盛世；相反当国家分裂的多数情况下，总是战乱不止，民不聊生。人心思定，而“定”与国家统一大有关系。所以中国政治文化价值趋向也是在多数情况下，褒扬统一，谴责分裂。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往往受到赞扬，对于搞分裂的历史人物，大多数受到谴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对民族国家的发展统一，曾有过积极的宣传和推动作用，孙中山指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35]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始终将谋求国家统一作为民族革命的目标之一。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道： 他主张“南北统一，五族一家”[36]主张加强民族团结，形成“五大民族相爱如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37]1919年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提出组成民族国家的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建设“一大中华民族”来取代“五族共和”。他强调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共同抵抗外来民族侵略。[38]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根植于中国文明深厚的爱好和平的传统，是人道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相联系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据档案资料反映，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因素有所增长，北洋军阀的将领，大多数人把财富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社会经济没有显著发展，人民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不如过去。这正是因为国家不统一，社会不安定，战乱连年造成的。所以孙中山主张国家和平统一，是符合民众愿望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孙中山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盼望着国家早日统一。他主张尽可能避免采取战争方式达到国家统一。他在1923年1月26日的《和平统一宣言》中说，他于1922年年8月15日发表宣言“主张使护法问题完全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39]指出：“当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卒得导民国于法治之途”。[40]孙中山盼望国家的统一，尽可能避免战争方式来统一。避免生灵涂炭。他的这一和平统一思想又是和他一贯的以法治国主张相联系的。孙中山说：“谋国之道”，“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前者西南起义，特因护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41]“文今为救国危亡之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42]孙中山的这一和平统一计划，虽然在当时难以实现，但是，他的和平统一思想和以法治国思想，不仅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是我们当前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宝贵思想财富，也是我们通过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主体思想。当前，台湾海峡两岸同胞面临共同和平发展，共谋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同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孙中山主张国家统一最好采取和平方式，可以使人民避免战争灾难。正如孙中山在《和平统一宣言》中所说：“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当今重温孙中山的和平统一主张，联系到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体会到这一思想的可贵的现实价值。国家领导人已明确提出，对台湾采取“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式解决，这是最适合和有利于两岸人民的方式。望两岸人民在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上，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和平统一思想，这不仅是祖国统一问题，而且关系到民族复兴大业。

　　[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105页。

　　[2]《孙中山全集》，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0页。

　　[3]《孙中山全集》，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4]《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页。

　　[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页。

　　[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5页。

　　[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5页。

　　[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1页。

　　[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0页。

　　[10]《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

　　[1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1981年版，第676页。

　　[1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2---640页。

　　[13]《孙中山全集》，7，中华书局1985年。

　　[1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1页。

　　[1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人民981年版，第508页。

　　[16]《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

　　[1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页。

　　[18]《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3页。

　　[19]《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

　　[20]《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6页。

　　[2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7页。

　　[2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7页。

　　[2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页。

　　[24]《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页。

　　[2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1页。

　　[26]《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7页。

　　[27]〈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7页。

　　[2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9页。

　　[2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30]《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3页。

　　[3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32]〈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页。

　　[33]，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1页。

　　[34]《孙中山全集》，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页。

　　[35]《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4页。

　　[36]《孙中山全集》，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7页。

　　[37]《孙中山全集》，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0页。

　　[38]《孙中山全集》，6，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8---529页。

　　[39]《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40]《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9页。

　　[4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0页。

　　[42]同上，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