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的，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伟人。在近代中国仁人先进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进程中，孙中山占据着他人无可替代的崇高位置。虽然孙中山终其一生也未曾真正完全掌握过中国的国家领导权，或可谓壮志未酬，但是，仅凭他不畏艰险、不断追求，致力于发动和领导革命，在中国这样长期以来曾经人人顶礼膜拜皇帝绝对权威的国度，一举结束千年帝制，创立共和国家，就足以令孙中山的功业彪炳千秋、传之万世。更何况，孙中山卓有见识，创立三民主义，百折不回，躬身革命实践，他在诸多方面的功绩，确确实实走在时代的前列，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也正是因为如此，孙中山方成为多数国人尊崇的领袖人物，而无论其所处时代、地域、阵营和见解的差异如何，并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享有广泛的国际赞誉，至今犹然。

　　当然，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政治人物的行为做派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群中，以不同的角度观察，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乃至争议，孙中山亦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心的流变，对于孙中山的看法和评价也会有变化。过往所强调的，可能不再成为言说的中心，如孙中山早期有点偏狭的民族主义观；过往所忽略的，其意义又可能被重新凸显，如孙中山的现代化观及其建设规划。不过，如果抛开种种表像，而去深入了解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深入观察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仍然会发现孙中山人生历程中那些一以贯之的积极方面，那些并未随着时代变迁和人心流变而消逝的孙中山思想、精神与行动中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一、理想主义精神情怀

　　孙中山是世所公认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论著和谈话中，随处可见理想主义的精神情怀。然而，除了废除帝制、实现共和这样的理想在孙中山生前得以实现之外（何况共和制在中国相当程度上也不过是徒有其表而已），孙中山的理想大多数终其一生也只停留在理想的阶段，甚而从未有过付诸实践的可能，例如他的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因此，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不乏人批评孙中山的理想主义，认其过于“高远”，难于实现，甚而讽其为“孙大炮”。平心而论，孙中山的理想主义精神情怀，确实有些不切实际之处。例如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前后，孙中山的理想精神与袁世凯的现实功利相比较，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干练老辣、机变权谋、筹划布局与孙中山的包容宽厚、谦谦君子、应对失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推论理想主义的失败甚而鄙视理想主义的高远情怀。或者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光芒，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因之一。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无论是革命、进步、建设、发展，抑或是民众个体地位的提升、个人生活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理想主义精神情怀的推动和指引。20世纪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同样离不开理想主义者的献身，孙中山不过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而已。没有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哪里能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成功；而在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革命之际，我们相信推动他不顾个人安危而如此这般行动的内心世界中必有理想光芒的照耀。因此，就其理想情怀的表现而言，孙中山无可指责。再一个例证是孙中山与梁启超的比较。在袁世凯当政时期，梁启超一度拥袁反孙，而当袁世凯倒退称帝之时，梁启超毅然投身反袁护国战争，但是在护国战争获胜后，梁启超并未汲取早先的经验教训，又在后袁时期拥段（祺瑞）反孙，并一度与北洋军人集团结为政治盟友。梁启超如此做法，或有其政治考虑，也使他所领衔的研究系政派在北京政府中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究其思想理念和行为做派，梁启超与北洋军人集团本非同路，两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必然是短命的，不仅大不利于共和民主制度建设，最终也不利于其自身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发展，或多或少表现出他的机会主义政治权谋。从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可知，梁启超是非常人可及的绝顶聪明人，同时也是横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而又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人物，惜乎在政治上，梁的眼光不无短视与功利之处，与孙中山始终如一的理想主义恰成对比。梁启超与孙中山本可作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反清反军阀，贡献于中国的共和民主制度建设，但在事实上，梁却往往选择成为孙的政治对手而放过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结果，当孙中山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时，梁启超在政治上只能是“稍逊风骚”。在当下功利现实主义或“精致利己主义”（北大教授钱理群语）泛滥之际，重温理想主义的精神境界，理解孙中山的理想主义精神情怀，更有积极的正面的现实意义。

　　二、国际化视野

　　近代中国的历史，固然是中国倍受列强欺凌、饱受民族屈辱的历史，但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拥抱世界，先贤追求真理、学习先进，从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当年的仁人志士，感同身受西方的压迫，奋力追求民族的独立，但又深刻反思中国的不足与短板，不耻于学习西方的长处。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奋斗，逐渐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孙中山可谓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在其个人成长与政治生涯中，孙中山曾长期驻留于海外，耳濡目染于海外的文明与进步，包括海外各方面值得中国借鉴与学习之处。孙中山认为，“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欲“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孙中山视民主法治为建国目标，认为“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民国精神既在于斯，则拥护民国之志士仁人，更应以此为唯一之标帜。”[2]在民国法统遭到破坏、武人当政横行之际，孙中山坚持“护法”，坚持革命理想，虽屡屡受挫而坚不动摇，与其国际化视野大有关系。孙中山从来都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追求中国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之首要即为民族主义。但是，孙中山也从来都不反对学习西方的一切先进之处，从来都保持着开阔宏大的国际视野。孙中山长期游历欧美日各国，在东西世界都有广泛的交际网络，了解东西世界的长与短、新与旧，不保守、不泥古、不自大、不盲目。他曾袒露其心路历程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3]孙中山的奋斗道路，是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奋斗道路的缩影。20世纪的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卷入了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的潮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尽量消解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中对中国的不利因素，保持民族的独立自尊，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自外于世界，不能游离于全球化、国际化、世界化的潮流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融入世界、向世界开放的重要性，同时也充分说明了当年孙中山所具有的国际化视野的可贵。

　　三、与时俱进的品格

　　从创立兴中会、成立同盟会到改组国民党，从反对封建王朝帝制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侵略，从学习西方到学习苏俄，从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运动会党、依靠旧军到创立党军、联合工农，孙中山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品格，追求中国的独立民主文明富强，充满着革命激情与牺牲精神，锲而不舍，与时俱进，孜孜以求。孙中山早先注意到西方的长处，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他所创立的民国，在政治体制上便引进了全套的西方政体，三权分立，国会制，内阁制，等等。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日本的支持，倡导中日友好，推动东亚合作，联手抵御西方列强。但是，无论是学习西方，还是联合日本，孙中山的政治实践却往往不如其意。民国成立后，武人军阀操控政治，西式政体运作失范，日本不断对华扩张，孙中山因此而颇为失望，从而开始了新思考、新转变的心路历程。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孙中山注意到在西方政治体制外实行别种政治建设途径的可能性，从而也预示着他迈向政治道路转向的可能性。孙中山坚信，“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知辨利器，凡我同志，此时尤当艰贞蒙难，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最后之努力者”。[4]在经过一系列痛苦的失败之后，孙中山静心思索，主张借重苏俄力量，引进俄国革命以弱胜强的成功经验及其组织与方法，诸如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建立党军，实行党治，强调组织功用，加强政治宣传，等等，这些新的做法在孙中山脑海中逐渐成形并付诸实践。其实，这也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完全放弃过去的想法和做法，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而有相应的改变。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从实际的环境出发，体现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孙中山不拘泥旧制、不固守成规的特性，而我们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成功经验，同样说明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终孙中山的一生，或者可以说，他的失败经历远远多过成功体验。孙中山领导反清共和革命，十次起义，十次挫折，念同志之牺牲，独沧然而涕下，乃至长年流落海外，望国门而不得归，其间的个人心境，后人当力求理解。在领导辛亥革命、创立民国的大成功之后，孙中山于不旋踵之间面对的政治现实仍然是，“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其后，孙中山不断奋斗而不断遭遇失败。“二次革命”、反袁“护国”、南下“护法”，等等，失败的惨痛总是多过胜利的欢欣。有如孙中山在第一次南下广东“护法”失败后的言论：“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但孙中山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他并不为一时的失败所挫而放弃斗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他始终追求其服膺之理想与信念，愈挫愈奋，不屈不挠。所以，孙中山曾经明白声明，自己的“救国主旨，未尝或息。……近虽屡遭挫败，而得百折不挠”。[5]以孙中山的政治地位、革命资历、深厚人脉和内外影响，民国成立后，他本可以民国开创者或者政治元勋的身份安享生活，但他却不辞艰辛，奔走海内外，孜孜于民主革命事业，以此努力推动民国政治的进步，追求实现中国真正的独立、民主、自由、富强。孙中山的奋斗精神和奋斗历程，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体验，同时也充分体现并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屈的奋斗精神和奋斗历程。

　　综上所述，当我们多维度地认识和理解了孙中山及其所处的时代，我们才能鉴古知今，更好地从孙中山及其奋斗精神和奋斗历程中汲取有益的成功经验并记取那些宝贵的失败教训，从而以史为鉴，进一步推动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也是我们作为人文科学研究者应尽的职责。

　　[1]袁世凯在民初通过总统府军事参议处传谕下属军官：一、袁总统为北方各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二、大总统有统辖海陆军全权，凡我军人，只知有总统，不知其他；三、凡我军人当绝对的服从总统命令。（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上册第269页）相比之下，孙中山在南方革命派武装被裁撤时基本上采取了不闻不问、听之任之的态度。在当时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武装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及至袁孙交恶，武力相向，双方的高下立见。

　　[2]《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49－350、499－450、537页。

　　[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页。

　　[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5－556页。

　　[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2、143、147－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