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廖仲恺的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很亲密，它经过不断接触和相互了解的累积，是在革命实践和大浪淘沙的历史背景下逐渐造就和形成。人品、才华与努力让廖仲恺脱颖而出，受到重用，而最终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亲信之人还有他的认同、敬仰和坚定的忠诚。中国国民党复名后廖仲恺在党内地位明显提升，但孙中山真正大事相派，要职相委，深信不疑，引为自己，是在1923年廖仲恺被囚脱险后。

　　[关键词]廖仲恺、孙中山、关系

　　廖仲恺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也是促成国民党联俄战略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关于廖仲恺与孙中山的关系，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1]本文拟就两个具体问题试作探讨，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廖仲恺何时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

　　廖仲恺何时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这个问题涉及到孙、廖二人关系变化以及对廖仲恺的评价。陈锡祺教授说，廖仲恺“追随孙中山革命二十二年，由一个同盟会的普通干部，成为孙中山晚年最得力的助手”。[2]日本学者山田辰雄教授认为，廖仲恺“并非一开始就是孙中山最亲信的人，直到他晚年进入中国国民党时代，他才成为孙中山不可或缺的战友。此事意味着革命家廖仲恺有了一段成长的过程”。[3]应该说陈锡祺教授、山田辰雄教授表述严谨，观点正确，他们都肯定廖仲恺与孙中山关系非同一般，但又都强调为种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而是到了“晚年”才形成。那么廖仲恺究竟何时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成为孙中山“最亲信的人”和“不可或缺的战友”，这个“晚年”是否可以具体认定年份。另外所谓“最得力”、“最亲信”和“不可或缺”的表现何在，又为什么能够形成以及如何形成这种非一般的关系。

　　1903年廖仲恺于日本初次见到孙中山，[4]两年后由黎仲实、何香凝介绍加入了同盟会。[5]廖仲恺加入会时间虽不算晚，但不是初始会员。此后在会内担任过一些职务，大体属于中层干部。这段时期他一边留学，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忙于发表译文，回国参加科举考试以及参与幕府工作，同孙中山本人以及同盟会几次重大行动没有太多交集，相反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才离开吉林巡抚陈昭常幕府，粤省光复后返回了广州。有人说这段时期廖仲恺“游离于革命与改良之间”，[6]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确切。[7]应该说“游离”有点放大，但表现不那么积极突出也是事实，有时会为个人考虑，这多少分散了一些精力。显然，辛亥革命前孙廖二人关系一般，虽为同志和战友，还算不上是身边人。

　　回到广州以后，廖仲恺成了当地政坛比较耀眼的人物。期间几番佐政，竭力维持粤省财政，另外还数度北上南下，参与邀请和迎接孙中山，[8]与中央磋商税收划分问题，亲眼所见宋教仁被刺。[9]虽然任职几多变化，但他十分尽力，广东军政府“所有要政，多得廖君襄办”，[10]直到1913年8月广东讨袁失败后离开广州才告一个段落。可是尽管表现比较突出，贡献也不小，尤其维持广东财政，稳定金融市场，可谓殚精竭虑，效果可嘉，[11]但毕竟与主要活动在省外的孙中山接触不多，所以二人关系仍然没有多大进展。

　　二人较为频繁接触始于流亡日本起。1914年5月廖仲恺加入中华革命党，7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9月至12月孙中山主持召开了17次革命方略讨论会，廖仲恺出席了13次。[12]讨论会人数不多，大多为党的骨干，廖仲恺不仅出席较多，而且还被孙中山指定为审查有关条文、负责一些报告和起草海外委任章程的人选。[13]次年2月又被委任为中华革命党本部财政部副部长，实际负责党内财政事务。[14]袁世凯死后奉命回国内担任斡旋，有时直接代表孙中山，[15]不久被任命为“财务主任”。[16]1917年7月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接着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并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此间廖仲恺先是在沪积极筹款，以保证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费用，[17]随后应孙中山电召回粤，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又代理总长，担负起筹措经费以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斗争的重任。次年孙中山因七总栽制愤而离粤，廖仲恺为了协助解决援闽粤军经费，仍然留在广东，大约到了1919年才又返回上海，团聚在孙中山身边。

　　如上所述孙、廖关系有一个过程，成为孙中山“最亲信的人”、“最得力的助手”是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从二人相见开始，可以分成中华革命党成立前，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中国国民党复名，及1922年以后四个阶段，这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标志节点，而每个阶段又都是前后相承，层层加深的。

　　廖仲恺何时真正受到重视，在党内地位明显上升，应该是从1919年正式恢复中国国民党名称开始，标志就是1919年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成为国民党本部三主任之一。[18]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始受到重视，因为这个时候孙中山的身边的亲信和骨干已不复当年，有人长滞上海、北京，如蔡元培、于右任、吴稚晖，有人因中华革命党而产生意见，如黄兴、谭人凤、张继、熊克武等，有人被刺身亡，如宋教仁、陈其美，有人出国甚至不革命了，如汪精卫出国几年才回国，这时同孙中山比较贴心的还是他的同乡战友，如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廖仲恺等。另外此前，特别是1917年孙中山南下建立大元帅府，廖仲恺为党、府财政艰难度日，辛劳不已，为开创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表现出不凡的才能，所以孙中山开始很信任他，财政方面的事大多都交给他去处理。再者，这时廖仲恺与胡汉民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等，与孙中山接触变得频繁，登载孙中山《实业计划》，翻译《全民政治论》，并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出色宣传了三民主义，这也表现了他的才华。

　　然而真正成为“最亲信的人”，“最得力的助手，是从1922年陈炯明叛乱其被囚开始，标志是1923年受孙中山派遣赴日本同越飞会谈。此前孙中山已经将许多财政、交涉、动员等事交付予他，表现出极大的信任，而此时朱执信已被刺身亡，陈炯明也叛乱了，尤其被囚中和脱险后的廖仲恺表现得很坚决，这有很大关系，所以才有广东省长的任命，[19]所以会经常代表孙中山出席会议并讲话，所以被委任为国民党改组委员，所以成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等等。在这期间他坚决拥护国民党改组，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起最后酌定国民党一大的一些重大文件，先后担任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筹委会代理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最终成为了孙中山的“最亲信的人”和“最得力的助手”。

　　那么成为孙中山的“最亲信的人”和“最得力的助手”，廖仲恺凭借什么，有哪些特长与优点。应该说汪精卫说的不错，一是勤劳，“平日工作，至少十二三小时，至多十六七小时”，二是廉洁，管财政有操守，三是对孙中山和党的事业非常忠诚，既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能一旦形成决定，忠实服从与履行，所以“廖先生在中国国民党改组期间，担负责任最多”，[20]值得信任。当时有人就称赞他“平和而富于同情的性格，勤慎而忠于职务的节操”。[21]其实除了勤勉与忠诚，专业懂行有理论，也是廖仲恺特出的长处和难得的优点。另外就是客观与主观造成的人事变化，使得廖仲恺能够有机会脱颖而出。再者，同乡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因素。

　　其实根据现存孙中山与廖仲恺往返函电来统计，也能大概看出彼此关系发展的这般轨迹，可从一个侧面支撑上述观点。《孙中山全集》中孙中山给廖仲恺的函电主要晚年居多，[22]《廖仲恺集》中也是如此，也是这样地呈现。[23]另外桑兵主编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同样呈现廖仲恺致孙中山的函电主要集中在廖仲恺生命的最后五年。[24]

　　二、廖仲恺心目中的孙中山

　　与上一个问题相联系，廖仲恺心目中的孙中山是怎样的，有什么变化过程。

　　1903年廖仲恺初次与孙中山见面即表现赞成革命，后来加入同盟会，担任一些职务，参加一些活动，均说明他的表示是可信的。但根据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的《廖仲恺集》，他对孙中山的个人态度直到很晚才有呈现。1912年《在广东省议会讨论地税换契案时所作的说明》一文，表明他赞成和拥护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认为“土地国有”是正确。[25]1919年《三大民权》一文，表明他在紧跟孙中山，反映了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学习和理解。文中虽未提到孙中山，实际上是在宣传孙中山思想，普及和推动民权主义的学习。[26]同年《革命继续的工夫》一文，借武昌起义周年纪念，重提革命初衷，重新回顾同盟会纲领，阐发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强调继续革命精神。[27]1920年7月20日《致孙中山函》，他将自己所知所思无保留地报告给孙中山，表示“子荫见段，不妨切直言之也”，可见对孙中山已深信不疑，敬佩由衷。[28]1922年9月14日致蒋介石函说：“兄固当留此精神为中国、为先生、为吾党出力，不可消耗于不必消耗之事，以伤身体。”[29]足见在廖仲恺心目中，孙中山是必须跟随其奋斗的领袖，是与国家、政党同样重要的力量源泉和努力方向。

　　1923年以后，廖仲恺对孙中山的敬仰诚服达到了巅峰。他认为孙中山“在粤各方规划，辛苦勤劳”，胜过他自己十倍。[30]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是一个极具恒心和坚韧精神的伟人，他说孙中山“很少闲谈，且很不轻易下一断语。但是谈到国家社会的事情，虽连续谈数日久都无怠容。而他的断语，通常看透十年以后所需要做的事情”。[31]1924年底至逝世前，他再度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进行诠释，先后写下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论释》和《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试从孙文主义出发的一种新研究》。他1925年3月下旬《对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训话》中集中表达了对孙中山逝世的哀痛及高度评价。他说：“总理四十年来奋斗的精神如一日，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总理的奋斗精神，一年更增一年，就是青年，也远不如总理。在这革命四十年中间，落伍者不知凡几，淘汰者盈亏千累万，惟总理站在民众先头，大喊冲锋”。“总理是国民革命的首领，生了很多麻烦，以他所得的经验，所受的困苦，真是一言难尽。总理对于某事判断，其精确非吾辈所能及，所以他要怎样行，我们就怎样行，没有一点儿怀疑念头。这种信仰，是很要紧的。”我们党内的信仰，就是总理的命令，“现在总理逝世了”，但他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唯一指南”，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永远要继承。[32]

　　三、简单结语

　　廖仲恺能够成为孙中山“最亲信的人”和“最得力的助手”，凭借了他的信仰和忠诚，凭借了他的才能和勤奋，但同时也是革命过程大浪淘沙的结果。孙中山所以将廖仲恺引为自己，大事相派，出席相代，要职相委，同样也基于此。廖仲恺已经将对革命事业与对孙中山的忠诚与信仰合而为一，由此也证明了孙中山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

　　廖仲恺并非一开始就是孙中山“最亲信的人”和“最得力的助手”，这并不贬低他伟大的历史形象。历史更注重过程和结果，更赞誉那些认定目标而坚持到底的人。敌人为什么要谋害廖仲恺，就是因为他对孙中山主义、思想和事业的真拥护和真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是哀痛的，同时也是光荣的。历史不会忘记廖仲恺，因为他是个真君子，一旦目标认定，便万难难阻，百折不回。

　　[1]主要有朱星鹤《党军师褓――廖仲恺传》，（台北）近代中国杂志社1983年版；姜义华《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廖仲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福霖《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磊等编《廖仲恺研究》（廖仲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林玲玲《廖仲恺与广东革命政府(1911―1925)》，（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罗川山主编《廖仲恺研究》（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一辑之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吴少忠、周兴�主编《新论廖仲恺》（惠州文化建设丛书第二辑之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陈锡祺：《〈廖仲恺年谱〉序》，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3]（日）山田辰雄：《〈廖仲恺年谱〉序》，《廖仲恺年谱》第13页。

　　[4]《建国方略》（1917－191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6页。

　　[5]何香凝：《回忆孙中山与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6]陈福霖：《孙中山廖仲恺与中国革命》，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239页。

　　[7]周兴�：《廖仲恺和何香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8]《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8年版，第425-427页。

　　[9]《可骇之暗杀案》，《民立报》1913年3月21日。

　　[10]《新司长之履历》，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5月24日。

　　[11]周兴�：《廖仲恺对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贡献》，《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12]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第95页。

　　[13]《中华革命党史料》，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5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1-15页。

　　[14]部长张静江身体不佳。

　　[15]《复郭标函》（1916年9月2日）、《复黎元洪函》（1916年9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57页、第360页。

　　[16]《批居正函》（1916年10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9页。

　　[17]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第121页。

　　[18]见陈福霖、余炎光《廖仲恺年谱》，第133页。另两位是总务主任居正、党务主任谢持。

　　[19]《任命廖仲恺职务令》（1923年5月7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32页。

　　[20]《汪精卫先生哀辞》，《廖仲恺全集》，三民图书公司1929年版，第2-4页。

　　[21]黄昌谷：《哀悼廖仲恺先生》，《廖仲恺全集》，三民图书公司1929年版，第24页。

　　[22]参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版。

　　[23]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24]参见桑兵主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5]《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26]《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2页。

　　[27]《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63页。

　　[28]《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103页。

　　[29]《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

　　[30]《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31]《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5页。

　　[32]《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3-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