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和伟大的思想体系，其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经过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内容逐渐丰富，形成完整的理论，其核心是推翻封建帝制，抵制外国侵略，追求国内各民族团结，建立起国家独立自主、民族平等互存、人民生活幸福的民主共和国。在三民主义思想各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则略早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无疑是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和基石。学界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乃至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研究由来已久，著述和论文数量丰硕，可以称得上成果累累。本文仅为作者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重新温习而形成的一些浅陋认识，就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过程、特点等问题谈一些个人的浅见，仓促成文以求教于学界诸同仁。

　　一、从“反满”民族复仇到“反清”政治革命的转变

　　学界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通常总结为三次嬗变，或概括成“反满”、“反清”和“反帝”三个阶段，即以孙中山赴香港求学作为他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经1893年，孙中山与陆皓东等筹划武装起义事宜时，提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为宗旨建立革命团体，及翌年兴中会成立时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口号时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孙中山明显地表示出“反对满族统治，建立汉族政权”的“排满兴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明末清初普遍存在与汉族知识阶层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反清复明”思潮的一种翻版。他还多次在讲话中强调革命“志在驱逐满洲人”，民族革命的目标就是“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1]他的革命主张既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进步作用，又有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至尊观念，以“轩辕后裔”、“华夏子孙”和“鞑虏”、“野番异种”的民族“血统”来划分民族优劣，强化了满汉民族的对立，并将满族排除在中国之外，有渲染民族复仇的消极因素。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反满”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民族革命之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害我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是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时，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2]他甚至还提出了可以引满人为同志，一起参与民族革命的主张。他说：“满族政府腐败，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与我，亦可许入党。”[3]同时他还提出：“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洲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权那一方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两次去做”。[4]至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完成了第一次嬗变，由单纯的“排满”、“反满”民族革命跃升为“反清”“反帝制”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正是由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这一飞跃，他的主张受到了社会民众的普遍赞同和踊跃支持，使革命党人的声势迅速扩大，追随革命的队伍日益壮大，革命力量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可观的变化。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廖廖。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必要者”。[5]

　　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宣传“排满”革命，建立汉族政权，其思想渊源与传统国学的“贵华夏而贱夷荻”的“华夷之辨”的大汉族主义还是有相当的联系，带有一定“内中国而外四夷”的自我为尊的汉族中心论盲目性和非学理性。这种思想在革命党的先驱人物中间都曾经普通存在着。如国学大儒章太炎屡称满族为“异种，非我中夏神明之胄。”[6]邹容在《革命军》中更表现激烈，他蔑称满族为“贼满人”，痛斥“贼满人为我同胞之公敌，为我同胞之公仇。”[7]鼓吹要“诛绝五百万有奇之满洲种”之类的极端言论，他的极端性言论随着《革命军》一书广泛流传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种极端“排满”主张是把出于对满清贵族残暴统治的反抗，而把原本基于儒家文化领域思辨界别的“夷夏之辨”不恰当地演化成民族复仇主义。

　　相对章太炎、邹容等人极端的“排满”主张而言，孙中山则显示出一定的理性。他长期丰富的西学背景导致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更多源自于西学，同时他也接受过维新思想家如郑观应、王韬等人较深的影响，但维新党人自身的认识亦根植于西学，由此也意味着孙中山从维新党人那里再度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实际上维新党人的民族主义主张也蕴含着合理的认识。如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解释说：“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8]这种基于乡土、区域、宗教对民族主义的解释虽然有失偏颇，是受到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强调了民族平等的进步性。他认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也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9]他更进一步提出“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10]他在民族主义的阐述中了蕴含两个源自西方制度思想的内涵。一是民族独立的国家意识，谋求创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二是平等共处的国民意识，追求人格独立承担民族义务的国民地位。由此也可以看到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中也已经出现了包含民族国家概念的公民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理论影响。

　　孙中山虽然与康梁等维新党人的最终政见截然不同，但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渊源上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即两者都不同程度地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中吸取了有益的养分。孙中山推崇西方的进化论，并把进化认延伸到社会和国家的进化。他认为进化论的新陈代谢规律同样昭示了社会的革旧创新的发展趋势，文明程度的提升和政治制度的进步是社会除旧布新的进化结果，由此，他从民族主义到民权主义再到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诠释也正是体现了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在民族主义向民权主义的发展中，孙中山深受法国大革命中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他说：“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11]此后他又把西方启蒙时代的平等思想在民族领域内进一步延伸，吸收了民主建国和国家主权的理念。兴中会成立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逐渐改变了最初的“排满”主张，他这样解释民族主义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就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取我民族的政权”。[12]“以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13]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梁启超是比较接近的，他的“反满”主张已经转向了反对满州贵族统治的“反清”政治革命，也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提升到了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于一体的纲领性阶段，成为号召革命志士推翻满清腐朽统治的一面旗帜。

　　二、从“五族共和”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州贵族统治，民族压迫的政治制度和政权架构已经不再存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更多转向正面倡导各民族的平等，强调建立起汉、满、蒙、回、藏各民族之间平等的“五族共和”和谐局面。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提出了“五个统一”的内政方针，其中就包括了“民族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4]同时，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定“以五色旗为国旗定式”，并由临时参议院颁布各省，标示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主张的确立和在国家政务中的实践。

　　孙中山在诸多演讲、文章和他主持制定的政府文件中，屡次把“五族共和”、“五族一家”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他说：“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地球所未有，洵为美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受制于一部者，今得皆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得国家之参政权”。[15]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1912年4月他在《通告全国解职令》中期待“吾五族人民，亲爱团结，日益巩固，奋发有为，宣扬国光，俾吾艰难缔造之民国，以予天壤共立于不朽。”[16]他指出“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但愿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17]他还说：“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护世界之和平，俾五洲列国益敦亲睦，于我视为唇齿兄弟之邦。”[18]可见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思想已经完全超出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具备了新时代民族主义的精神品格，其核心是建立一个民族统一、人民平等、主权独立的世界文明国家。

　　清末是中国政局激烈动荡时期，辛亥革命前后国家政局动荡程度进一步加剧，外国侵略势力则利用中国的政治危机，公开挑唆民族分裂分子制造民族冲突，进行脱离中央政权的所谓“独立”活动。列强企图通过扶植傀垒政权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的边疆地区，甚至直接出动武力强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达到肢解中国领土的阴谋。沙俄炮制了“外蒙古独立”，并策划“内蒙古自治”，又唆使新疆阿尔泰蒙古亲王叛乱，同时还出兵外蒙古西北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和新疆边城地区。英国则怂恿西藏嘎夏政府中的亲英势力搞“独立”分裂活动，并借口“扩商”出兵拉萨。一时间，我国的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从历史上来看，上述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长时期都处在动荡局势中，是中国政权与外国侵略势力进行角力的前沿。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边疆危机频频出现，其背后总有外国侵略势力在活动，他们利用民族问题制造种种事端，以达到分裂中国领土和主权，扩张侵略势力的目的。自清中叶到民国初期，沙俄在中国西北的新疆地区利用民族叛乱分子制造分裂，鲸吞了新疆伊犁以西以北一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使伊犁成了边城，迫使新疆省会从伊犁内迁迪化，沙俄还在中国北方策划“大蒙古国”独立，染指内外蒙地区；英国在西藏地区利用宗族和民族冲突，屡生事端，甚至出兵亚东、江孜、拉萨，企图强占西藏；法国在滇黔边陲寻衅滋事，多次制造动乱；日本则与沙俄在东北地区进行争夺。因此，边疆地区的局势安定与否是与中国的整体国运紧密相关的，而解决边疆危机维护国家领土统一和主板完整又必然与民族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紧密相关的。这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所面临的一个急迫问题，必须对民族主义从理论上进行新的诠释，并在国家法制文件中等到充分体现。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推翻封建帝制创立民国方面，即主要体现在从“反满兴汉”向“反清革命”的理论宣传方面，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认识和阐述并不透彻，还“未曾计划革命成功以后怎样的继续进行，怎样的完全达到我们的目的和主义”。[19]因此，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如何建立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辛亥革命后，民族问题仍是一个相当复杂且至关重大的问题，即使想回避，也只能是一种徒劳。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态势并没有什么改观，国内民族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也未真正摆脱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因此，对外来讲，中华民族仍存在着一个独立的问题：对内来讲，则存在着一个统一的问题。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如何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仍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对他原来的民族主义主张进行了充实和发展，系统地提出了基于民族平等基础上的“五族共和”主张。

　　“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主张一方面带有如此多的现实需要与斗争策略，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具有某些局限性。如只强调汉、满、蒙古、回、藏五大民族的平等，而忽视五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甚至还具有主张以汉族为中心融合王族形成“国族”的新“大汉族主义”色彩。但是“五族共和”这一概念，在孙中山原来的民族思想基础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作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施政纲领，毕竟体现出民主共和的原则与精神。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经一度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目的已达，今后的任务只是致力于实现民生主义。二次革命后，他觉悟到民权主义还没有实现，所以在中华革命党章程中提出了“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20]而对民族主义则没有提及，显然他认为随着满清政府的垮台，民族主义的目标可以说是基本达到了。但是对西方国家抱有幻想的孙中山在经历了军阀陈炯明叛变之后，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扶植的军阀统治下，他提倡的民族主义目标远没有实现，军阀勾结列强出卖国家主权，列强扶植军阀攫夺中国利益。孙中山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人民“脱离满洲人的奴隶，还要作外国人的奴隶”。他在演说和文章中用“帝国主义”来指称他曾经抱有幻想的西方国家，他说“帝国主义”就是就是用政治力量去侵略别国的主义，这种侵略别国的政策，“现名为帝国主义”。[21]他重新评述国内形势，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民族压迫，呼吁革命党人继续坚持民族主义任务。他说：“辛亥革命，满清覆亡，民族主义，于此发轫。然而境土以内，租界厘然，政制科条，莫能容喙。民邻牛马，盗憎主人。治权割裂，于兹为甚。外人之于中国，则洋船蕃舶，江湖河海，无隙不穿。而吾民之往外国，则农工阶级，纤芥微疾，特干例禁。至于仿生之品，无形之资，吾民所欲拒者，外国则强迫以售之。内地之所产，农工之所资，吾民所欲保护者，外国则条约以阻之。吾民族于此，在政治上、经济上久以沦为外国蕃属之地位矣。满清鼎革，仅去一枷，而我族之独立自由，尚未除其束缚。解脱之责，有赖于吾党对于民族主义之励精猛进者，正未艾也”。[22]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就是我们的卖身契”，“讲到对外问题，一定要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23]他对废除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表示了坚定的决心，指出“要救中国，想中国永久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我们中国的地位，堕落到了这个地位，如果还不振作国民精神，同心协力，争取收回租界、海关和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24]

　　从1912年宣称民族主义目标已达，到此时重新呼吁革命党人继续以实行民族主义新目标为宗旨，把民族主义提高到反对帝国主义高度，中间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在此之后，孙中山民族主义作为他的一大目标，而且其时他的民族主义明确的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如1919年11月，孙中山在同即将赴法留学的青年谈话时说:“中国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事事都受世界列强的干涉和压迫。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大家齐心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又如，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其中说:“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这些言论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一大转折:从把民族主义排除于革命目标之外，到重新确立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从不谈反对帝国主义，到明确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转折，表明孙中山的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达到了充分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

　　（一）、倡导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

　　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孙中山最初从事民族革命时，处理和对待国内民族问题时虽然有过大汉族主义倾向和种族主义色彩，如他曾错误地把满族斥为“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并将“血缘”、“血统”作为民族优劣的首要依据，但这些并不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始终是承认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团结。革命排满曾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战斗旗帜，虽然继承了明末清初“反清复明”思想，但它同时又与传统的民族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孙中山来说，他当时之所以将“反满”作为民族主义的旗帜，并不是出于狭隘的种族复仇，而是因为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清封建王朝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形成“满洲一民族宰制于上”的局面。对此，孙中山在许多场合作过阐述。1894年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纲领时，他就强调成立兴中会的目的是旨在挽救民族危机。后来，孙中山也一再表示，之所以要革命排满，原因就在于满清政府不但不能克尽守土保民之责，而且甘为列强的“鹰犬”，出卖国家主权。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排满口号的背后，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便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作为民族主义的纲领，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孙中山还一再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由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二）、反对民族分裂、谋求国家统一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也出现过分裂的局面，但分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也一直是褒扬统一、谴责分裂。可以说，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孙中山在从事民族革命运动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又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除致力武力统一外，孙中山同时也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不但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还贯彻在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孙中山也把它与维护国家的统一密切联系起来。在所有的工矿交通事业中，他特别重视铁路建设，这除铁路在经济上的意义之外，对孙中山来说，修建铁路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对加强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统一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铁路能使人民交接日密，祛除省见，消弭一切地方观念之相嫉妒与反对，使不复阻碍吾人之共同进步，以达到吾人之最终目的。”[25]

　　（三）、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明确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很大程度也是从谋求国家统一这一目的出发的。在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孙中山在经历一次次的挫折后，最后认识到，中国不能统一，根本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支持军阀割据，指出：“中国革命以来，连年大乱，所以不能统一的原因，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完全是由于外国人的力量。”他们为维护在华所享的各种特权，“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扰乱中国，不许中国统一。”[26]“中国扰乱之原因，即在对华抱有野心的列国，迄今当有事之际，利用一部分武人使然耳。”[27]

　　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愤怒，孙中山坚持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进而对中国革命的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将民族主义旗帜的锋芒直逼西方列强，这标志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成为近代思想史上最有价值的理论体系。同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再次嬗变和跃升，也为他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奠定了基础。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5页，中华书局1981年。

　　[2]《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3]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195页，1928年。

　　[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2页。

　　[6]章太炎：《正仇满论》，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96页，三联书店1960年。

　　[7]《中国哲学史资料》近代部分下，第486页，中华书局1959年。

　　[8]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3册第4页，中华书局1936年。

　　[9]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之异同》，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册第20页。

　　[10]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4册第11页。

　　[11]《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8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页。

　　[13]《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226页。

　　[14]《孙中山选集》上册，第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1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0页。

　　[16]《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48页。

　　[17]《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页。

　　[1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05页。

　　[19]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三民主义历史文献选编》，第107页。

　　[20]《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7页。

　　[21]《孙中山选集》第656页。

　　[22]陈锡琪：《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48页。

　　[23]《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6页。

　　[24]《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87页。

　　[25]《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51页。

　　[2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3页。

　　[27]《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