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着独特的领袖气质、个人魅力与较为完备的革命理论，他对同时代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我们从黎照寰的身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一

　　黎照寰(1888--1968)，广东南海人。长兄从少年时期就独立经商，次兄是个贫穷的裁缝，两位都于1944年在广东去世。1907年，19岁的黎照寰在其三兄的少量资助下冒险选择自费赴美国留学。他回忆道，“经过难以尽述的困迫，先为苦工，不久幸得工读之路，由小学跳进中学，再跳进大学。”[1]通过不懈努力，黎照寰终于在美国安顿下来，进入大学深造。在美国东部各名校游学。他分别在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四所知名大学就读，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理学士、纽约大学商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硕士等四个学位。

　　1910年11月初，孙中山应邀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与黎照寰在学校的宿舍中有过两次长谈。初遇孙中山的黎照寰立刻被这位伟人所折服，“一见如故人，很自然地我起了敬爱之心，连日独与长谈后，我加入了同盟会。”[2]

　　黎照寰回忆说：“1910年9月初[3]，我和三个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见到孙博士。孙博士和我，可以这么说，一见倾心。我们在学校的宿舍里有过两次很长的谈话。后来，我同我的大哥和孙博士又有过一系列谈话。在谈话中，孙博士向我们阐明了他的政治哲学和革命计划。他相信列宁在俄国可能会早于他本人在中国取得革命成功，尽管我们将在未来两三年之后推翻清王朝。因经济、政治，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们必须且应该同列宁及其政党合作。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在20年以内取得革命胜利并建立新的中国，否则日本将图谋征服我们，但最终他们必将失败。”孙中山当时“希望每个学生都像我一样刻苦学习，不要尝试去参加军事方面的革命，除非是孙博士支持的。他指导我学习经济学，特别是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关的，要我订阅芝加哥出版的《国际评论》，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加州克罗斯(cross)教授撰写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直到1913至1914年我才去读这些书，读得很匆忙，理解得不透彻。)”[4]

　　在此前后，孙中山在纽约的寓所会见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顾维钧等人时也进行了长谈，“谈到有必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并强调中国具有成为强国的一切条件，他特别强调工业化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孙中山还“曾婉转地敦促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都加入革命党，以实现推翻满清，拯救中国；不过他没明说。”顾维钧对孙中山的初步印象与黎照寰相同，称孙中山“具有魅力的品格。他热情洋溢，友好可亲，令人倾心。”[5]

　　黎照寰受到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后，加入了同盟会。他的两个哥哥也各自加入了同盟会。

　　关于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黎照寰后来是这样认识的：“同盟会一开始是由(1)兴中会、(2)华兴会、(3)光复会组成，其中华兴会和光复会主要是由年轻男性和一些女性组成。”“同盟会从创建至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很薄弱和松散的组织。1912年，当所谓的南北议和举行时，孙博士和我都确信这一点。”[6]

　　黎照寰在论及1912年初孙中山向袁世凯的妥协时认为，“这种妥协不是出于孙中山的本意，也不是什么秘密。”[7]关于辛亥革命功败垂成，黎照寰晚年感恨党内人士叛变，赋诗一首：

　　美果将成枝破枝，仇人伪善占婴痴。

　　同群未决同心进，异族相联异计施；

　　阵退方迷忘血誓，途难队散失青旗。

　　叙怀此日谁无恨？应愧当年不自持。[8]

　　1919年，时年31岁的黎照寰到香港初入工商银行，担任经理职务，次年兼任副经理。该银行创办于1917年，资金基本由爱国华侨和国民党党员募集。“工商银行始终是带有政治意义的，主要是备作某些政治活动的后盾。初时几乎全部董事和实际业务领导人以之为孙中山先生与华侨联络之一种小机构。”[9]黎照寰在香港工商银行工作异常努力勤奋，“从扫地以上，无事不干，极力督促会计，随时清账，无论何时，亲自代理海内外汇款，因而工商银行与广州有特殊的关系。”他责任心强，亲自管理海内外华侨支持革命的汇款，并通过工商银行转入广州军政府，充实了军政府的财政,有力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业务往来和同志的身份，黎照寰和当时担任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等国民党政要相交甚密。

　　1919年4月下旬及5月上旬，黎照寰去孙中山宋庆龄上海莫利哀路寓所拜访过孙博士两三次。1962年7月30日黎照寰在致宋庆龄函中称，他与孙中山我们有过争辩，孙中山“命令我留在他身边，启动并开展青年运动，必要时协助党的改组，并访问苏联（应为苏俄---引者注）。我拒绝了：(1)因为银行派我回去且孙科催促过我；(2)因为我意识到我在语言和文学方面能力不足；(3)因为我记得孙博士本人及政党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穷困，我相信通过建立海外的金融服务应该可以予孙博士的政党以支持；(4)因为通过黄兴，他在美国时我常常见到他，我担心我与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相处不好。我现在明白那时我完全错了。(后来，我试图‘弥补’。但不幸的是，我患上了心悸病，同时孙科以政客之身份经常滥用我的建议或提议。)通过廖先生和孙科，我了解到廖本人，连同朱执信、陈友仁对孙博士同苏联、共产党的合作非常支持。”[10]

　　关于孙中山为什么同意与共产党合作，黎照寰是这样认为的：

　　首先，有历史渊源。“1896至1898年，他居住在伦敦，并走访了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和柏林。他知晓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第一国际、欧洲几个中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反对的声音，并听说了列宁和在苏俄（应为沙俄---引者注）进行的革命运动。”“1910年及更早的时候，他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拜访了美国社会党的领袖。”[11]

　　其次，有思想基础。“1912至1913年，孙博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访问了国内好几个城市，他在公共集会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大同世界的言论。新闻报纸拒绝引用他的演讲稿。他鼓励和建议我们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他被影射为‘大炮’。”[12]1919年以后“孙博士时而读《新青年》。”[13]

　　黎照寰说：“中山先生对于苏联十月革命，感动过人；一面领导并亲自加入护法战争，一面查询‘俄国革命’的进行情况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1918年秋，他回到上海之后，频告我们一些同志：‘列宁有知识、有办法、有能力、有思想，领导俄人如何革命，创开一个前所未闻的新局面，一定成功’。1919年有一次，唐绍仪到香山（莫利爱）路孙寓共谈，……先生笑谓：‘如果我们能够再生，真是青年，不会向西欧北美留学，反而要往东欧俄国就速成科学习，会见列宁，听听演讲》现在我们革命党员应即刻往俄肄业”。他插言：“俄语难学，俄人难交……’先生即言：‘未有听过我国前人所说么？’‘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14]

　　“1920年冬，粤军由闽节节胜利，回集广州，孙、唐会谈多次，有所商议，大都中山先生为主动。……中山先生屡言同事之间，永远应以诚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劝勉，不断努力。信服利用，择善而从。崇拜奴役都殆害无穷’。有时说明‘知难行易’的事实，有时纵论‘群策群力’、‘天下为公’的道理。”中山先生提出要“‘调查，研究，学习，批评英法美的政治历史，经济成果、军事经验，文教进程’”。[15]

　　“自从他个人决定与苏俄及列宁合作以来，他就决定和共产党合作。他决定这么做，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并坚信人类和世界的历史已在突然地或是逐步地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他预言本世纪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16]

　　第三，共产党对他革命哲学与计划的认可。黎照寰写道，“不像大部分第一分会的成员那样，那些来自第二和第三分会的同盟会员跟随孙先生并不是因为相信他的革命哲学，而是冲着他的闻名全球的声誉去的。在同盟会中，很少有成员相互分享孙博士的革命哲学，特别是在重建经济的问题上。列宁听说了孙博士的革命哲学和革命计划，并且认为孙博士领导的革命是作为全世界运动的一部分。李大钊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觉得正因为如此孙博士才愿意同共产党合作。”[17]

　　“自1912年革命发生以来，孙博士想要开始组织一场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运动。不幸的是，无论社会主义是作为一场运动还是一种哲学，只有他一个人坚持。自那时起，正如我反思的，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行难知易的迷信，因此我们拒绝按孙博士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学习。相反的是，共产党领袖特别是李大钊孜孜以求、努力学习，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习。这让孙博士很满意，因此热情欢迎他们。另外，他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从各个方面在帮助他们。”[18]

　　后来的事情在黎照寰看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了。“1919年夏，苏俄派来了一位代表，是位军人（路博―引者注），他到上海拜访了孙博士。孙博士让朱执信陪同这位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去漳州会见了陈（陈炯明―引者注）。之后，一位更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马林―引者注）在桂林拜访了孙博士。于1919至1922年同一时间，陈独秀、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开始和孙博士接触联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后登上永丰舰，在同叛军作战近两个月后，于8月9日赴上海。

　　对于这一事件，解放后黎照寰是这样描述的：“1922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叶举等部队围攻总统府，大总统孙中山脱险，孙夫人率卫士抗击突围。”[19]“总统夫人宋庆龄留在总统府，至16日上午九时后，府内外都起火，才冒险逃出，辗转艰辛，晚上始到岭南大学，休息一夜，17日得钟荣光、那文、马湘、黄惠龙等陪伴先到沙面少息，然后登上永丰舰和总统团叙。随后，由孙科、戴恩赛、马湘、黄惠龙为伴，现赴香港，再从香港回到上海住宅。”[20]

　　事变前夕，黎照寰正在广州与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进一步商谈华侨汇款事宜。6月14日，陈炯明谎称邀请廖仲恺赴惠州调停他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并协商鼓励当地华侨募捐。黎照寰当时陪同廖仲恺冒险前往惠州，“是日十时抵石龙，先赴第五路钟景棠，拟约钟秀南同赴惠州，而钟秀南已不见。陈氏则由东路来电话，立将廖氏扣留，即交第五路司令部看管。”[21]黎照寰与廖仲恺一起被扣留，生死未卜。陈炯明为掩人耳目,马上将他们转移押解东江方面。黎照寰回忆说“那天早上，当廖仲恺被陈炯明部下逮捕时，我也被捕了。我与廖仲恺被押解在开往石龙的火车上，但不能说话。”[22]“笔者亦是被捕的一人，亲自见到廖先生在车厢内及他先上车先下车的情形。”[23]钟景棠关押黎照寰,向他勒索赎金，后多亏宋庆龄好友陈已明夫人陈黄露丝叔叔的帮助，通过在香港的谈判，关押数日后，黎的华商银行东家以港洋五万元向钟景棠赎他出牢。[24]而廖仲恺被索要的赎金超出黎照寰十倍，被陈炯明关押了两个多月，在何香凝等人的积极营救下，后来也被释放。对于孙中山及其几位亲密同志在1921至1922年间发生的事情，黎照寰写过两首诗，一首是关于孙博士所遭受的经历，另一首是关于宋庆龄所遭受的经历。[25]

　　我们很遗憾没有找到后一首诗，只是查到黎照寰在悼念孙中山逝世三十七周年时感慨孙先生革命经历的艰辛，赋诗一首：

　　暴雨旋风不计年，斗争艰苦比谁先。

　　移山指路乌烟夜，见景提灯白雾天。

　　义愤人群齐应起，日新革命更趋前。

　　已成未及亲同庆，遗恨奔流四海边（指台湾）。[26]

　　对于陈炯明，黎照寰回忆说：“早在1919年夏我们几个就怀疑他不是可靠之人。陈想要钱，但不听孙博士的命令和指导，做事也不报告。在他1922年叛变前的1921年底，他拒绝参加孙博士召开的任何会议。他的阶级立场缺乏自我革新，决定了他一直反对孙博士所主张的彻底革命或者社会主义。来自各方军事同盟接受的支持促使他发动公开叛变，计划杀害孙博士及其亲密同伴。”[27]

　　1922年后，黎照寰请辞了香港工商银行的管理职位，游历欧洲，在德国住了将近一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黎照寰晚年写道：“1924年二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开始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宣言，总理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黄埔军校成立，工农运动从广州推展，一系列的工作引起革命形势大大变化，揭示了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28]无论在孙中山生前还是死后，黎照寰对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是基本拥护的。

　　二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邀请黎照寰在政府内任职。1926年，黎照寰辞去中国公学商科的教师工作，南下到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在广州国民政府再次开始北伐之后，黎照寰随同政府迁移到汉口，参加运输经济工作。“工作之余，曾将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编成小册子，销行三千余。”[29]所谓“将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编成小册子”就是他1927年编撰的《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

　　该书出自黎照寰跟随孙中山多年对其理论的感悟，“余每于假时，辄翻读总理遗著，于总理政策更有所悟，乃检阅所编而改订之。”[30]全书分为革命的意义及革命运动的政策、革命的破坏政策、革命的建设政策及革命进行指示图等章节。黎照寰详细阐述了孙中山对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各个阶段的理解，指出中国的革命必须有夯实的理论基础，首先进行革命动员、破坏封建势力的旧体制、完成革命过程即是新的建设的开始，之后需开展大规模全方位的建设，建设强大的国家。《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对于当时成立不久、即将再次北伐的国民政府，无疑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国民政府“宁汉合流”之后，南京中央党部禁止出版《中山先生革命之政策》[31]

　　1929年黎照寰又撰写了《中国国民党政策》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立意更高，影响更广泛。《中国国民党政策》 “小半部分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工行政人员讲习所演讲，……既有总理之所著及其演讲集，又有中国国民党之重要宣言及决议集。”[32]书中以自问自答形式提出了“本党的政策与党员的行动有何关系？何以党员要确知本党所定的政策？何以党员要实行本党的政策？”[33]等七个问题，并以孙中山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中国国民党历次大会所制定的政策、中国国民党对外、对内的各项政策为纲领做了集中解答。《中国国民党政策》的发行，既宣传了中国国民党成立多年来的各项政策，又提出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需继续遵循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对于当时名义上已统一全国，准备放手执政的国民政府具有督促的意义。

　　1927年《中山先生革命之政策》一书遭到禁止后，黎照寰极为失望，他辞官回到上海，与好友孙科的家人一起再赴海外游历，一年之后回到国内，以担任家庭教师等闲职度日。

　　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第一任铁道部长。孙科上任之初就启动了他的修筑铁路计划，提出在全国修建铁路“六年之内，除商营路线不计外，国有铁路，将增至八千九百三十一英里”[34]，建成以首都南京为中心的全国铁路网。为此孙科特地邀请了他的好友黎照寰出任铁道部参事。

　　黎照寰应邀赴铁道部任职是为了实现孙中山的遗愿。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就认为铁路建设是立国之本,是国家解决经济问题和快速发展的根本。1912年9月，他在山西同盟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吾国将来铁路尚不止此，在吾辈毅力何如耳。”[35]孙中山当时虽然有此雄心壮志，但北洋政府政治混乱，军阀之间战火不断，严重阻碍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和发展。

　　1929年1月，黎照寰担任铁道部参事。就职后在参事厅起草文件、出谋划策。同年铁道部令本部参事黎照寰为“中比庚款委员会委员，代表本部出席该会会议”[36]。此后黎照寰参与国民政府与比利时等国谈判，积极争取用其退还的庚子赔款修建陇海线等路线。他在报告谈判过程时说到“呈悉查中比庚款系按照从前协定提交第一条之规定，除以全部百分之二十五存由中比委员会支配于中比教育慈善事业外，其余百分之七十五按规定用途以百分之四十拨归陇海路局自行动用，百分之三十五由本部购买比料供给其他国有铁路建筑之用。”[37]这些经费对于陇海铁路的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至1934年，陇海铁路自连云港至宝鸡共1228.9公里铁路终于建成通车。也是在1929年，黎照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铁道部次长，主要负责对外协调，筹措各方经费支援路政建设，期间粤汉、陇海、杭江等线铁路计划陆续开工。

　　1930年6月，出任铁道部管辖的交通大学副校长。这年黎照寰将刚建造完成的学生宿舍命名为“执信西斋”，纪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朱执信。执信西斋是一座仿欧式的半月型建筑，面积约4300多平方米。该“建筑始建于1929年春，由孙科校长、黎照寰副校长筹建，耗银七万三百两。宿舍为三层楼房，美丽庄严，有房间一百六十六间，每房有钢丝床二，衣柜、书架各一。”[38]1930年3月执信西斋举行落成典礼，孙科、黎照寰、杨杏佛等名流都发表演讲。后来又在在执信西斋之前建设饮水思源喷泉，背景由松树衬托，前为草坪，表达了黎照寰对革命先烈的感恩之情。“饮水思源”如今已经成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训。

　　1931年，蒋介石囚禁政见不同的广东籍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孙科愤而离开铁道部南下广州,与汪精卫一道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任常务委员。而此时的黎照寰也决定辞去铁道部所有职务，接替孙科担任交通大学校长，直至194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黎照寰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当时，他正担任交大校长，特意将学校内一幢新建的学生宿舍提供给宋庆龄设置为伤兵医院，同时还负责主持庶务工作。同年底，宋庆龄在白色恐怖下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黎照寰也是发起人之一。

　　1937年，黎照寰计划在校内建设哲生馆，扩展学校的工程实验室，纪念孙科对交通大学的功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自题写了馆名，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哲生馆直到1946年才建设完成，解放后改名为科学馆沿用至今。1942年黎照寰离开交通大学后，转任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

　　1936年3月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后，黎照寰被推选为会长，潘公展、焦积华、李公朴、欧阳执无、方焕如、杜月笙、林柏生、王晓籁、褚民谊、张寿镛、欧元怀等十一人为理事，黄任之、陈瀚、周剑云、陆干臣、陈鹤琴、汪亚尘等六人为候补理事。总会代表张西曼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黎照寰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为分会募集需要的资金，与苏联驻沪领事馆联系事务，一直到1949年。[39]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照寰历任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副主席，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

　　晚年的黎照寰撰写过多篇与孙中山相关的历史回忆文章（如《(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一文的补订》，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对于(孙中山先生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关于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和永丰舰以后的活动)一些补订》，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l辑)；《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几起几落)的补充与订正》、《对(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的三点补正》，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二卷：政治军事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等等）。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补充和订正了大量史实。尽管年事已高，黎照寰仍一如既往地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十分敬仰孙中山，赞扬“中山先生出生于贫苦农家，……自幼小至壮，前者半工半读而成长，……幼年就不满于当时的社会，思有以改造之，矢志革命，勤劳简朴，努力前进。”[40]他说：“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经常教导大家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好好进行革命，号召人人勉力调查、研究、学习。他自己所提倡的政治主张、革命方略、知行学说、实业计划等，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41]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认为：“孙博士是一位真实而有进取心的人。他可以在必要时候去顺应变化。他所持有的观点和政策(基于合理的基础)是非常稳健的，从未盲目和鲁莽过。”[42]显然他是不同意给孙中山起“孙大炮”这一外号的。

　　黎照寰多次阐发孙中山有关革命与建设之关系的思想。他回顾说，“‘孙文学说’的想法，是孙中山在第一次讨袁失败后，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所体会的，……写下‘孙文学说’及‘实业计划’，则迟至护法运动为政学系所阻，回到上海后，决心重新革命与准备建设并行的时候。”[43]1920年孙中山在上海曾对唐绍仪说过：“我国非富强则不足以图存，非革命则不可以求富强，非建设则不能保证革命胜利，非力图团结统一，无从建设”[44]。由此看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就对革命与建设的辩证关系有所阐发，革命是为建设创造条件，打实基础的，是独立自主进行经济建设的先决条件，其理至明。20世纪80年代后的出现的“告别革命论”，指责救亡压倒启蒙是站不住脚的。

　　黎照寰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非常接近。他与宋庆龄相识于1919年后，此后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孙中山逝世后，黎照寰对宋庆龄从事的革命活动非常支持。对孙中山革命理想的信仰和对孙中山的共同回忆使得他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双方一直都保持着书信往来。

　　1962年7月30日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1898年（应为1905年――引者注），孙博士创立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后来，在欧洲时他希望马君武去学习这些理论并撰写相关文章；在美国时他希望王冠【宠】惠也能这样做，但他们两个人都没去尝试。”[45]

　　早在1930年，黎照寰在欢送曹丽顺、沈奏廷、赵祖康等11名交通大学毕业生赴美留学的宴会上，亲手送给每人一份特殊的礼物――孙中山的两本英文版著作《实业计划》和《三民主义》，说：“孙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和远景计划，中国还很落后，发展实业是唯一的振兴之路。赴美后要好好学习。”[46]

　　1962年8月26日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谈了自己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认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写的回忆录“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如何回忆孙博士坚决主张’平均地权’这一革命口号。但是，她并没有提到孙先生制定的这个革命口号包含在三民主义中，三民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为‘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意‘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意为‘民生主义’。”[47]

　　黎照寰在北京、上海、杭州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分别有过会面。他在给宋庆龄的信中称，“我和毛主席在这里第一次见面时，他非常谦虚而友好地问候我，或许他知道我在教育方面做出过贡献。之后，我和毛主席在这里的一次宴会上、在北京碰面时都热情问候。我在这里和在北京时都见到过周总理，但从未好好聊过。”[48]黎照寰在信中还向宋庆龄提及，共产党领导人对他和妻子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非常照顾。

　　1968年9月16日黎照寰逝世，终年80岁。

　　从黎照寰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是三民主义的笃信者与践行者，为中国近代的铁路、教育事业及民间外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能顺从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参政议政，并撰写了一批文史资料，将知识与经验留给后代。黎照寰是经历过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政治上的成长、从业道路的选择乃至亲朋好友的交往诸方面均有孙中山影响的因子在内。反过来，他的人生历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作者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1]黎照寰：《六十四岁自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1951年，第2页。

　　[2]黎照寰：《六十四岁自述》，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1951年，第2页。

　　[3]时间有误，孙中山是1909年11月8日孙中山由英国乘船到达美国纽约的。因此孙中山与黎照寰的谈话只能是在1909年11月8日至1910年1月中旬之间。1911年9月初也不对，那时他在美国巡回演讲，10月下旬才回到纽约。

　　[4]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9-16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5]《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67-68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黎照寰致宋庆龄函（约在1962年7月底8月初），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7]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193页。

　　[8]《文汇报》1961年10月22日第4版。

　　[9]黎照寰：《也谈解放前华侨在广州投资纪略》，《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经济金融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出版，第315页。

　　[10]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0-16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1]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9页、第16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2]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3]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4]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9页。

　　[15]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8-59页。

　　[16]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7]黎照寰致宋庆龄函（约在1962年7月底8月初），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8]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1-16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19]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3页。

　　[20]黎照寰等：《关于<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一些补订》,《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第196页。

　　[21]鲁直之,谢盛之,李睡仙,黄惠龙：《陈炯明叛国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5-166页。

　　[22]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23]黎照寰等：《关于<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一些补订》,《广东文史资料》第21辑，第197页。

　　[24]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黎照寰《六十四岁自述》（1951年），第2页。

　　[25]参见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7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26]《文汇报》1962年3月11日第4版。

　　[27]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28]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3页。

　　[29]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黎照寰《六十四岁自述》（1951年），第3页。

　　[30]黎照寰：《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1927年印行，第1页。

　　[31]参见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黎照寰《六十四岁自述》（1951年），第3页。

　　[32]黎照寰：《中国国民党政策》，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33]黎照寰：《中国国民党政策》，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页。

　　[34]《孙科文集》，商务印书馆1970年出版，第586页。

　　[3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3-474页。

　　[36]铁道部训令第六四二号：《令本部参事黎照寰为中比庚款委员会委员代表出席该会会议》。

　　[37]铁道部训令第一00五号：《令中比庚款委员会委员参事黎照寰呈报出席中比庚款委员会会议情形》。

　　[38]《交大三日刊》第三十一期刊登。

　　[39]参见黎照寰致宋庆龄函（约在1962年7月底8月初），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不过信中先有上海分会，后来才“办成全国性的范围”的说法有误。

　　[40]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8页。

　　[41]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4页。

　　[42]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43]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194页。

　　[44]黎照寰：《关于唐绍仪的生平及其与孙中山袁世凯容闳的关系》,《广东文史资料》第19辑，第59页。

　　[45]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46]《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三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0页。

　　[47]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8月26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6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

　　[48]黎照寰致宋庆龄函（1962年7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馆藏，转引自《20世纪中国人物传纪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第2辑，第158-15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