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明？文明与文化有何不同？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我国学术界谈论文明与文化的人和文章便越来越多，由于看法不一，还时有争论。这是好现象，但由于各家认识不一，也给人们带来不少困扰，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文明与文化，提高我国的文明程度，发展文化事业造成许多不利因素。 孙中山不是学者型的思想家，但他对于文明也有自己许多看法，理清孙中山对文明的解释，正确地了解他对文明认识的要义，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建设文明、和谐和幸福的理想社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启迪。 （一） 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当学生时，曾经读过我们的老师陈序经先生的《文化学概观》一书。[①]陈先生是我们历史学系的教授，兼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他的《文化学概观》一书，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联大开“文化学”课的课堂讲稿基础上写成的，是中国文化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由于我们当时的知识有限，读完陈先生的书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陈先生的《文化学概观》一书，我又重读了陈先生这部文化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觉得材料非常的丰富，使用了大量国内外著名学者关于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论证很深入，读后不仅增加了很多文化知识，也给我们提供许多思考文化问题的方法，获益匪浅。 陈序经先生说：“文化不外是人类为着适应这些自然现象或是自然环境，而努力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的结果。”它包括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要素[②]。他认为，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但又有不可分的关系，“文明可以说是文化的较高的阶段。”它是文化的一方面，但从其语源来看，“文明的意义，是比文化的意义为狭”，文化的意义较文明的意义为广。所以，他认为有学者“以文明为精神的，而以文化为物质的”。说法很不得当，事实上两者是不能分开的。[③]因为“文化与文明，至多也不外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而胡适先生则明够指出：“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co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法。”凡是文明都包括物质（Material）的和精神（spitritual）两个方面。他对于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文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不以为然。他指出：这种言论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是对文明只作文字上或表面上的争论，而不能有根本的了解。“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故东方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而西方近代文明则“是一种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④] 文明这个名词，在我国用得很早。《易经》里就有“天下文明”的词句，但诚如陈序经先生所言，数十年来，国人应用“文明”这个名词，“大致是从西方的Civilization或Culture翻译而来。”而且，在民国初年，“所谓文明的东西，往往是指着新的东西而言。”“所谓文明的东西，或是新的东西，往往也就是西化的东西。”后来我国却逐渐普遍用文化这个词代替了文明这个名词。“无论西洋也好，中国也好，从时间上看起来，从前喜用文明这个名词的，后来虽有了普遍的采用文化这个名词的显明的趋势，然而在意义上，两者也是往往没有加以什么的区别的”。[⑤]陈序经先生说，从而也抹杀了文明与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概念的混乱。 陈独秀的看法则明显与陈序经、胡适不同。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他明确指出： 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唯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曰“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所以，陈独秀认为，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⑥]“文明之别于野蛮，人类之别于其他动物也”，[⑦]是法兰人的贡献。他指出：所谓文明是指人类公有的文明，不是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文明。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以及祖宗所遗留的立言行事的习俗和善恶行为的规范、人们生存的工具。因此，创造文化是任何人类社会的民族的重大责任、艰难的事业。也即是说，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没有文明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过去，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古代是文明的，近世或近代则西洋是文明的。然而，辜鸿铭则不这样认为。他说： 文明的真正涵义，也就是文明的基础是一种精神的圣典。我所说的“道德标准”，指的就是这个。像道德标准这样的东西，一国之民，如果是紧密团结的，那么，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就应该达到――制定并发展上述圣典――也就是道德标准的地步。然而，遗憾的是欧洲尚未拥有这样的道德标准。现在欧洲人所拥的精神的圣典，也就是道德的标准已经陈腐不堪了，已不存在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意义了。 欧美人以法律来取代道德的标准，并在尝试着以此来组成一个社会，然而以法律的纽带组成的社会需要警察。……现今欧洲以及美洲，需要警察去对付纯粹的无政府状态。[⑧] 总之辜鸿铭认为，“中国文明精神自元代以后，在中国本土就不复存在，但东洋文明是成熟文明，而西洋文明则是一种基础尚不牢固的文明。”欧州人没有真正的的文明，因为真正的文明的标志是有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欧洲人没有。“在中国，把真正的人生哲学称为‘道’，
道的内容，就是教人怎样才能正当地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人的生活。”[⑨] 治理人类社会，没有法律不行，但只有法律，没有道德去规范人的行为也不行。因为法律是强制性的，道德是自律、自觉的行为。辜氏认为，东西文明是有差异的，但这个差异不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差异，而是礼仪廉耻和道德观念的差异。 我们应该如何地理解东西方文明，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差异，虽然讲者不少，但总是讲不清，理还乱的话题。正因为我们对文化与文明的问题认识不一，也使近百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吃够了苦头。一些人强调我国古代的文明如何伟大，一些人又讲中国的文化如何如何地悠久，对人类的贡献又如何地辉煌。但讲文明的人只讲我国古代的文明，不讲或少讲近现代的文明，其实古代有古代的文明，近现代也有近现代的文明，凡讲到近现代的文明，言必称西洋人的欧美文明，不讲自己的文明，因此民国后有一个新文化运动，掀起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过了一阵子又回归传统，掀起国粹主义思潮，后来又有全盘西化的呐喊，新中国又一切向俄国学习，弄来弄去什么也不是，结果则掀起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什么样的文化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什么样的道德文明才能制造具有国格和人格的人才，又极大地困扰着国人的神经，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国人才真正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各种文化共存共荣，文化强国才成为国人的共识。正因如此，在物质文明大发展的今天，人的精神文明应当如何地发展，人性又该当如何地改造，将是一个重要的不能不引起我们重视的重大问题。 孙中山虽不是学者，但他喜欢读书和善于研究问题，加上他从小在外国和英国管治的香港读书使他的知识广泛，文化多元，对于世界各国的历史、社会、人文都有所了解。所以在他建构革命学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情况。他研究历史和文化是为了振兴中华，建设文明的中国。孙中山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食古不化的国粹主义者。他的基本史观是不管西洋、也不管东洋，也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文化都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也不管是什么形态的人类社会都是人类创造文化而不断文明、进步和发展的。所以，文明是相对于野蛮，也是人类相对于其他动物的标志。孙中山的思维以及看问题的视角都与那些当时的著名学者不同，但他只让他们自由发表，并不以势压人。就以文明和文化问题来说，孙中山就跟上面提到的文化学者的看法有同也有异。首先是孙中山谈文明比他们都早。他第一次使用文明词语是1896年10月伦敦蒙难前后。1895年秋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抵英国伦敦被清驻英公使设计囚禁，得他的老师康德黎、英国新闻界和英国政府的干预，10月23日清使馆被迫释放孙中山。孙中山为英国政府致力于使他获释表示“深切的谢忱”，对报界的及时帮助和同情，深表谢意，他于1896年10月24日发出《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他说：“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的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⑩]在这里，孙中山表明他对英国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营救他的感激，并声明从此更加坚定树立为实现中国的进步和文明事业而奋斗的决心。1897年初，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书中，他又写道：“予得释后，即投函各报馆，以谢英政府及英报纸相援之情。”“予此次被幽于中国公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前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尚公德、好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微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11]与此同时，孙中山在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的谈话中又指出，未来的中国必须有一个负责的、有代表性的政体，并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的态度”。他说“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时至今日，这样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12]此后，孙中山在他的演说、谈话和文章中便经常使用文明这一概念。其次是，孙中山谈到的文明比其他学者的内涵宽泛得多。一般学者谈到的文明除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外，就只有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古代文明和欧洲文明。孙中山在其著作中，先后提到“欧洲文明”、“世界文明”、“华夏文明”、“国家文明”、“社会文明”、“古代文明”、“近代文明”、“欧州文明”、“民国文明”、“中国的文明”、“日本的文明”、“心性文明”、“物质文明”、“新文明”、“旧文明”、“教化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东西文明”等等。孙中山的“文明”观属于广义的文化，他将“文明”与“蛮野（或野蛮）”两词相对来谈论中外国家和社会，以及人的行为。他前期谈“文明”多，谈“文化”少，但他同意“文明”即“放大了的文化”这个涵义。 孙中山所指的“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欧洲文明”，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他讲的“文明世界”指的也是资本主义世界。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常言要在中国建立“文明政府”来代替清朝的君主专制政府，他的“文明政府”也是资本主义立宪政府。他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为近代的文明。”[13]并指出，由野蛮而文明是社会的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历史必然。然而，他又告诉国民：“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选择和吸收某国的文化时，“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14]由此看来，孙中山对于文明，并不认为哪一种哪一国的文明就绝对的好，哪一种哪一国的文明就绝对的不好。好与不好选择来比较才知道，正确的态度是好的，对于我们建设国家有用的“善果”就吸收过来，对于哪些不好的，有害的“恶果”，不但不能吸收、引进，就是吸收进来了，也要废弃。正由于孙中山抱着审慎的态度去对待世界文化，所以起初他使用“文明”一词，而不使用“文化”一词，因为“文明”带有积极肯定的涵义，而“文化”则是一个包罗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中性词。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只使用“文明”一词，没有使用“文化”一词。1911年11月，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即离美国到伦敦和巴黎访问英、法两国，寻求支持。他在此两地的一次演说中，讲到中国反清革命胜利后，中国“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的中国文化而融之”[15]，建设一个共和政府，推动中国社会向前进步。这是在孙中山的著作中首次见到“文化”一词。然而，这篇文章是由《欧洲邮报》的英文翻译过来的，不一定是孙中山的原意，很可能是译者的意思。就算是孙中山的原意，也只说明孙中山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将“文明”与“文化”并用，但他讲到欧美文化时，他则使用“文明”不使用“文化”。由此可见，孙中山广泛使用“文化”一词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但与此他又同时使用“文明”一词。这可能同当时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开展后对“文化”一词的广泛使用有关，但也可以说明，孙中山同意“文明”即“放大了的文化”这个涵义。[16] 1912年8月30日，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他批评生存竞争、弱肉强食，只讲强权，不讲公理的错误学说，指出：“二十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学说。一时影响所及，各国都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致谓有强权无公理。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则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现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问，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从前生存竞争之学说，在今日学问过渡时代已不能适用，将次打消。”[17]可见，孙中山的所谓“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他提倡研究“文明学问”，就是为了废弃“野蛮学问”。中国只有“由野蛮学问而进于文明学问”，才能“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齐驱。他说：“现在世界文明未达极点，人类知识，犹不免于幼稚，故以武装求和平，强凌弱，大欺小之事，时有所闻。然使文明日进，知识日高，则必推广其博爱主义，使全世界合为一大国家，亦未可定。”[18]显而易见，孙中山对欧美人讲强权不讲公理，以强凌弱的行为提出批评，但也表明孙中山是想通过提高世界的文明来实现博爱主义达到世界大同，天下为公。 孙中山认为，西洋人和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发展比较快，应该向西洋人和欧美人学习，但西洋人和欧美国家的道德文明则远不如中国。对于西洋人和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孙中山主张中国人应当虚心向人家学习，但学习的方法则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而行。因为“物质文明之标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而其最直接之途径，不在竞争，而在互助。”发展经济是要让“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不是让所谓的文明国人去压迫、欺凌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所以只能“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相互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文明”[19]。这种“互助”论尽管不太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它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物质文明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各国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中，不能只有竞争，没有互相支援和帮助，没有“互助”也就没有世界的共同文明，如果只有以强凌弱，你死我活的斗争，人类缺乏相互支持的道德，什么发展世界文明都只是空谈而已。孙中山是有世界意识的政治家，尤其是他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孙中山对欧洲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灾难，则更加坚定他对所谓欧洲文明的看法。他指出，“没有道德，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也就没有世界文明。所以，他提倡“物质文明”，必须与“心性文明”同时发展的观点。孙中山虽是在《孙文学说》文中才正式提出，两种文明必须同时发展的观点，但他的酝酿则较早。在伦敦蒙难前后，孙中山就感到要振兴中华，仅仅仿效西方的教化文明、物质文明，还不足以使中国步入“百姓超�，庶物昌运”的富强之境，只有通过革命变革政治制度，改变中国政治文明之落后，“建立一个贤良政府”，中国才能推行“物质建设”和“心理建设”的计划，才能把中国引向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但孙中山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则意识到一个国家只有物质的文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而没有道德的文明，这些国家便会通过其物质的力量，推行强权政治，用霸道的行为去干预和侵略别的国家，这样的文明只能会把所谓的文明国家弄得更坏，把世界弄得更糟。所以，孙中山把道德文明建设视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前提，只有物质文明和道德文明同步建设，同步发展，才能避免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道德文明的衰落，造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失衡和震动。可见，孙中山关于文明建设的许多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当今建设一个富裕、文明、和谐、幸福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 （二） 文明不仅是未来的理想，也是现实的需要。没有人的文明，就没有社会的文明，更加不会有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建设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文明是人类创造力的记录，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过程。文明是一个涵义广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既指文明的体系与制度，也指人类的品格、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文明是无止境的，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的精神文明也要不断的进步，在这些方面，孙中山的确给我们中国的文明建设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张，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文明要义，以及他有关文明建设的思想主张，对当今我们实现复兴中华民族中国梦具有重要的启迪，必须要重视继承和发扬光大。 根据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以及“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著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孙中山不仅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博爱的文明国家，他也希望建构一个文明和谐，富裕安康，人民幸福和道德高尚的美满社会，“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20] 首先是实现政治文明，建设一个文明的民主的政府。 所谓民主的政府，用孙中山的话去说，就是“当以民权为本位，保障民权为第一着[21]”，建立共和立宪制度，重在立法，实行法治，以法行事，用法律治国，改变“人治”专制，独裁的弊端。 民主政府的内涵，就是人民有权管理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权力，这就是“民众之主权”，[22]也就是孙中山强调的民权主义。 什么叫民权主义呢？孙中山说，要了解民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就叫做权。”力量最大的那些国家，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列强”，用外国人的话说，便是“列权”。所以“权”和“力”实在是相同，“有行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扰起来说”，就是民权。所以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什么叫做政治的力量呢？孙中山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民权。”[23]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才能够存在。“民权发达了平等自由才可从长存；如果没有民权，什么平等自由都保守不住。”[24]但孙中山也强调，我们的民权和欧美的民权不同。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25]欧美国家一般是实行“三权分立”的两院议会制度，两党竞争以议员多少控制议院，组织政府。他们认为“民权能够发达到那个地步，国家便算是很文明，便算是很进步。”[26]但孙中山说，那不尽然，因为欧美的议会政治，许多议员都是用钱贿选得来，只有口材好，能迎合民众的心理和利益追求的人才可以当选，但真正有真才实学，有本事的人，但由于口才不好，不能哗众取宠，便不能当选，由于当选的人能力太差，由这些人当议员，有的还在各级政府中掌权，便使得人民无权，政府无能。我们实行的民权是要“把中国政府造成一个‘全民改造’的民国，要驾于欧美之上。”[27]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如果一时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28]。为此，孙中山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为二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政权是把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把治权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让有能力的人掌握政治的管理权，这样政府便有很大的力量去治理全国的事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权”与“能”分开，把政治的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府权，一个是人民权。这样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29]至于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是要人民有权，管理政府的人要有真本事，即是将管理政府的权付之于有能力的专门家。这些专门家就好像是开汽车的车夫，或是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由他们来掌控政府的权力，就是专心为人民做事。总之，政府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不是权贵，更不是统治者、压迫者。所以，孙中山主张在中国首先要“建设文明之政府”，就是要
“更造文明之新政府以代其旧政府”，[30]，然后“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31] 文明的政府必须以法治国，依法行事。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政府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这便是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32]孙中山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要使政府的一动一静，人民有知情权、有权罢免，并受人民指挥和监管，政府的官员必须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的生计着想，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做官当老爷。官员如果贪污腐败，欺压民众，骚扰百姓，人民有权罢免，并受法律制裁。而人民也必须树立和养成民主、文明的观念，要养成爱好和平，遵守秩序，厉行权利和义务，破除一切野蛮和丑陋的不文明行为，更要尊重自己选择的管理自己事务的官员依法行事，依法管理。人民必须遵纪守法，如果违法，犯法必须接受司法制裁。这样，民与官，官与民都处在一种公平、正义的平等地位，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勇于奉献。这样便成就“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这个国家便是为民而设，由民而设，由民而治。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民治政治。国民管理国家，为国家尽责，官吏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孙中山说，我们从前革命为三民主义去牺牲，就是为人民求幸福而牺牲，现在搞建设也是为人民谋幸福，“政纲既是依人民的要求来规定的，人民今年有什么要求，我们便要规定一种什么政纲；如果人民明年有别种要求，我们的政纲便要依他们的新要求重新去规定。”[33]这样我们的国家便是以人民为主体的依法行事、依法管理的民主、文明国家。 政治与国家、政治与人民、政治与社会都有密切的关系，不能离开实际去空谈政治。 孙中山指出：“说到政治，便要讲国家。国家的责任，是设立政府，为人民谋幸福。”政府这个东西，近来各国学者说法很多，有的说政府是可以保护人民、代谋幸福；有的说政府就是“干涉人民的幸福，威权太大，应该把他减少，减少至于零，便主张不应该的，而成无政府。”[34]孙中山强调，无政府即无人管理，无人管理就是各行其是，这样的社会，势必天下大乱，什么事也做不成。所以，“无论哪一个国家，不管它是不是强有力，只要号称国家，都是政治团体。有了国家，没有政治，国家便不能运用；有了政治，没有国家，政治便无从实行。政治是运用国家的；国家是实行政治的，可以说国家是体，政治是用。”[35]国家通过设立政府，管理社会，实现国民的权利，“为人民谋幸福”便是孙中山民主和文明政府的基本要义。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人们运用政治无非是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社会建设的目的。因此政治不文明，便不能取信于民，更加不能调适社会的种种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如果由于议员或政治团体的成员为了本身的利益，守旧不进步，反对政府正确与合理的政策，在议会中大打出手，造成蛮野与文明各种势力的对抗，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由政府的人员依照法律进行干预。因为社会是靠政治来维系和发展的，政治不文明，人民不能很好地直接参与政权的建设，不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受阻，也造成人心的离散。所谓政治文明就是文明行事，要用法律维系共和民主政治，维持民心，只要民心不忘共和，国亦不变其为共和国。所以，孙中山说：“立国大计，即首在排去专制时代的种种恶习，从政者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去除小团体的私利，“乃能发现文明国家之新精神”。[36]孙中山的意思是要经济好，必须要政治好，离弃政治的建设，不仅经济建设受阻，社会也会越来越混乱。晚年，孙中山决定著书立说，解决政策、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由简单的“毕其功于一役”转变为有步骤地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组建共和的民族国家，完善法治制度，加强对国民进行政治和社会建设的教育，逐步前进。这是孙中山思想的进步，也是他建设中国文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 其次是对文明和谐社会的构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37]一书，概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经过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三个主要时代。每一时代又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恩格斯指出：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都是“跟生产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38]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出版于伦敦，1896年10月孙中山伦敦蒙难获释后留英考察和学习半年多，估计孙中山会读过这部名著，也可能读过恩格斯1884年3月在苏黎世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为孙中山后来在建构民生主义理论中存在上述两书的思想痕迹。孙中山在建构中国文明社会的理论过程中，对于人类从蒙昧通往文明道路过程中，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即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赋予极高的地位，并认为，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社会问题，正是由于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因此他下决心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发展经济和合理的财产分配，防止贫富差别过大，预防中国社会革命的产生，使中国的社会能够由野蛮向文明逐步迈向大同。所以，建设大同的文明社会，“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是孙中山的最终目的和理想。 孙中山在开始建构他的革命纲领、建国思想时，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列为第一，第二是民权，民生排在后面。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制订《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时，便将民生，列为“建设之首要”。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他认为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39]这是孙中山解决社会问题，稳定政局，合力北伐统一中国的正确决策。民生问题是社会问题，也是世界性的人类共同问题。孙中山说：“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但广大的工人利用机器代替人工生产，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而发明机器的人则赚了大钱。这个变动，外国称为“实业革命”，因为有了这种实业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40]为此，孙中山主张推翻达尔文的“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的天演进化学说，“推翻弱肉强食、优胜劣败”思想，而以和平慈善的办法，“消灭贫富之阶级”，“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确立“公理良知”、“文明之进化”。[41]孙中山认为，“人类之在社会，有疾苦幸福之不同”，而生计则为主动力。“盖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继绝，终归于淘汰。”[42]他说，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43]为此，孙中山说，必须研究经济问题，进行社会革命。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退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说：我“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今日许多人以为改造中国，不过想将中国弄成一个极强大的国，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罢了。其实不然。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想在革命”。“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工商已发达，故社会革命难。中国文明未进步，工商未发达，故社会革命易”。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因此，他采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预防资本主义垄断之流弊，学习德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将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矿山等皆收为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随着实业发展，国家收入余裕，则用这些钱办教育。“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止，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学校之中，备各种学问，务令学成以后，可独立为一国民，可有参政、自由、平等诸权。二十以后，自食其力，幸者为望人，为富翁，可不需他人之照顾。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此制英国亦已行之，人约年给七八百元。中国则可给数千元。如生子多，凡无力养之者，亦可由国家资养。此时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而且一定感到更加幸福。所以，“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所谓国利民福，莫不逾此。”[44]可见，孙中山的社会文明的实践是实行民生主义，通过发展中国的经济，使国家富强，其目的是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45]人人过着快乐、美满的和谐生活。这即是人们常说的实现人民均富，“俾全国之人，无一贪者，同享安乐之幸福。”“民富即国富”，国富则国强。[46]只要实现这个目标，孙中山说：“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而且一定比美、英更富足，比法国更文明。 再次，中国的文明建设关键是人的文明建设。 无论世界上人类的什么文明，都靠人去创造去维护和发展，所以人本身的文明是各种文明的关键。人类要生存就要创造物质文明，物质文明发展了又会带来贫富的不均，压迫与剥削，如何才能克服社会的矛盾，正确地处置人与人，社会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这种文化与哪种文化，这个宗教与哪个宗教之间的关系，调和和融化各色人种与价值观的不同带来的困扰，人的文明的发展，人格的道德的培养便成为人类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有赖于人类本身文明的发展，更有赖于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只有人类懂得用文明去对抗野蛮，用王道去对抗霸道，用和平去反对战争，用友好去反叛奴役，养成相亲相爱，相互救助，共同发展，共同享受共同创造的成果，人类社会才会和谐，而要如此人类就要有崇高的道德，要有仁爱之心和大爱的精神。 孙中山认为，因为有物质文明，所以“使人类安适繁华”，但只有物质文明没有心性文明之发达，社会不可能进步。只有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同时发展，社会才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47]“心性文明”亦即精神文明，其实质是讲人格、品质和道德。孙中山说：“所谓建设者，有精神之建设，有物质之建设。”“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然而只有物质文明，没有精神文明，人们必然会为了攫取物质成果而矛盾重重，只有当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合而为一，社会才能和谐、文明和进步。所以，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只有“相互为用”[48]，相互促进，才会有人民生活的幸福，社会的稳定。精神文明包括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其要义不外是“政治修明”，为官者要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则要改良劣根性，提高素质，升华“人格”，完善“人格”，树立忠于国家和为民族奉献的思想，培养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尽忠尽责的崇高品质。然而，人类虽有顽强的求生欲望和战天斗地的坚韧性格，但也具有兽性、隋性、往往容易知足，贪徒享受，因此孙中山认为，“我们要人类进步，是在造就高尚人格，要人类有高尚人格，就在减少兽性，增多人性。没有兽性，自然不至于作恶。完全是人性，自然道德高尚，道德既高尚，所做的事情，当然是向轨道而行，日日求进步。”[49]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既改变中国人的生存条件，也培养了勤劳、驯良、友善，以及平和等许多优良品质，中国人具有向善、关爱和“济弱扶倾”的价值观。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某些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不良习性。孙中山说，在近代外国帝国主义和落后的本国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相勾结统治下，自然经济和封建的意识也给中国人的心理、意识和行为带来极其沉重的污染，使国人具有愚昧、偏私、奴性、盲从、苟安、虚伪、诈骗、悲观、怕事、守旧等许多弱点。中国人“素自尊大”，又不能虚心向先进的民族学习，所以社会不能进步。孙中山又指出：“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盲从之性。”这便养成人民对于“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以及现行的“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他举例说明“近者日本命将遣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彼内地之民，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而使微有风传，获闻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顺，而断不信其为敌国之相侵也。中国睡梦之深，至于此极。”如此下去，中国必亡。[50]中国人这种无知，以及盲从习性，造成中国人对于“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51]1920年11月，孙中山在谈到为什么要“训政”时又说：“民国已经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公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52]后来，孙中山在做三民主义讲演时，在谈到修身、齐家、治国时又指出：我们中国人民不仅正心、诚意这些内活的功夫做不到，就连修身、齐家、治国的外修功夫也还没有做到。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很野蛮。因为中国人总爱讲粗话、脏话、爱打架、随地吐痰、随时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等许多鄙陋丑劣的行为举止，如果不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的素质，学会讲礼貌，改变粗野的不文明举止，中国就很难追赶世界文明国家的进步潮流。所以，孙中山强调不从小孩做起，从教育上入手，对国民进行普及教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这不仅有损中国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也会阻碍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总之，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应该改造，应该从人的本身存在的不文明的不良习性改起，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培养有道德、有本领、有科学精神、有高贵的品质和人格，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诚信、友善、进取、奋斗、成功、成仁的国民，铸造中华民族的新精神，才能担负起改造国家，实现社会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21世纪，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实现建设一个文明、富强、发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伟大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在这种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国民，应当勇于担当历史使命，更要有勇于奉献的价值观，树立起有勇气、自信、道德、文明的新国民性格，才能走出传统的禁锢和崇洋媚外的精神迷失。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的每一位国民都应当振作精神，不辱使命，为实现我们伟大的理想――复兴中华，建立一个伟大的富强文明的幸福社会贡献力量。 （三） 讲文明，自然又要回归到讲文化。文明是从文化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没有文化也就没有文明，没有文明也就体现不了文化。有人类就有文化，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要认识文化的特色就必须认识人类的历史，认识人类自己。所以，要提升我们的文明，就必须要强化文化建设。如何建设？文化可以交融和互补，但不能取代。20世纪西洋人企图用西洋文化去取代各种文化统治世界，推行殖民侵略政策，造成人类的大灾难，具有悠久中华文明的中国，在这场野蛮与文明的斗争中领会到、体会到文化的挑战不仅仅是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兴废，也关系到不同人类的历史命运。孙中山晚年在做“三民主义”讲演时就一再指出：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东方的文化是王道文化，要用东方的王道文化去反对西方的霸道主义来建构我们中国文化的未来。何谓霸？中国人说，“以力服人为之霸”。何谓之王？“以理服人为之王”。所以用霸道统一不了天下，就在一定时期能将人欺服也不能持久，只有王道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使人诚服。费孝通先生在讲中国文化重建时提倡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性的自主地位。”他说：“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53]，便是文化自觉重建文化的目的。费先生从世界文化的交汇中，提出重建我们中华未来的设想具有启发意义。 进入21世纪前美国的亨廷顿出版一部书，大讲“文化冲突”、“宗教冲突”，他这套文化冲突论只能是加激世界各国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宣染武力和霸权，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跟人类的愿望相背，势必遭正义与和平的人们所不齿。 我们的世界和中国都需要一种新的道德力量，无论什么样国家的人民只有树立与人为善，以邻为善，“济弱扶倾”、相互帮助，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文化价值观，各国人民才有美好的未来。所以，孙中山讲“只有道德，才有世界”，只有树立新的道德观才真正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在建设现代中国的文明时，也必须以树立新的道德观作为努力的方向。何谓新道德，李大钊说过：“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源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物质开新”、“道德也开新”。物质变化，必然会带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的变化。“物质既不能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54]所以，李大钊认为“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原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要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而且必然要变革。”为此，李大钊指出，企图“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旧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55]孙中山不太同意李大钊的看法，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抛下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56]孙中山是说，道德问题不在于它是旧还是新，在于这种道德是否适于我们中国的发展，如果旧的道德是好是对当今中国发展有帮助的，尽管它名义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但对于我们改造国民性，树立新的民族精神依然有帮助，还是要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所以，孙中山就中国古代的旧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了新的解释。 孙中山说，到了民国有人以为“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了，“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什么叫忠？孙中山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果，如果做不到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孙中山指出，这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不忠于君”，但要“忠于国，要忠于人民，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他说，讲到孝字，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孝经》中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至于仁爱，孙中山说：仁爱，古时墨子说为“兼爱”，与耶稣所说的“博爱”是一样的。“中外交通之中，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了实行仁爱的。可见，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仁爱是外国的旧道德，但我们要学外国，所以必须把仁爱恢复起来，并把它发扬光大。至于讲到信义，孙中山强调，过去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都赞美中国人讲信用。“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这就是说中国人具有讲信用的好道德。至于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北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二十年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强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中国还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中国是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中国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是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所以孙中山说：中国人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对于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57]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于国内外的各种道德的态度是不反对旧的好道德，也不反对学习好的外国道德来改建中国的道德观。但他也不是不择手段去谈继承和吸收，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和发扬，对于外国的霸道行为和讲打不讲和，以及不遵守信义的道德又持批评的态度。总之，为了建构中国的新道德，好的、古有的、外国的都吸收进来，进行改造，为我所用。孙中山这种对道德的态度应该说是既有原则，又有新的思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过，我始终认为李大钊的说法，“物质开新”，“道德也要开新”对于建立新的道德观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导意义。当今世界，尤其我们中国物质文明已达到很高的程度，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但与此相适应带来的许多道德新问题则非常突出。社会不是因为物质文明、经济发达了而精神文明也随着提高，相反由于贫富的悬殊，有的富人为了炫富驾驶高级轿车招摇过市，撞飞了人也不施救，一走了之。有的人很有钱，但非常的孤寒对于社会的慈善拯救穷人的事业则不闻不问；相反有的穷人则滋生一种仇富心态，我的生活过不好，也使你富人过不好，因此有的富婆装得很穷，不敢和不愿张扬自己有钱，有的甚至一走了之，到了什么国家生活，过着有家归不得的生活。还有夫妻之间不和闹到残杀对方家人和孩子，为了争财产、父子之间闹到脱离关系的事也时见报道；还有什么虚伪、欺诈、蒙骗行为、不守信用、年青人不敬长者，随地吐痰，破坏公物，损坏文物的不道德不文明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不一而足。当然，我们当今的社会还是好人多，学雷锋做好事，舍己救人，做好事不留名，美丽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各种行善救人的团体和个人很多很多，为我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仍是我们的主流，但对于那许多道德滑坡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全国全民的重视，否则社会滋生攫利、虚伪、失信、欺诈、霸道、不义、不仁、不孝的劣根性，势必给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带来沉重的代价。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复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国梦努力奋斗时，必须重视对文化的重构，必须学习孙中山，传承他的精神，高度重视对道德文明的建设，养成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和平、理解、谦逊、包容、大同的大环境，造成一种正气，人人树立“以忠于国、以忠于民”，“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为荣，民众才能享受社会物质进步带来的文明善果，才能实现国民的富足、快乐与幸福的大同社会。 （本文作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①]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②]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8页。 [③]同上书，第28―35页。 [④]胡适：《我们对于西洋历代文明的态度》，原创1926年7月10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又见《中国文化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1页。 [⑥]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13页。 [⑦]陈独秀：《学术与国粹》，《独秀文存》，第545页。 [⑧]辜鸿铭：《中国的文明复兴与日本》，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0页。 [⑨]辜鸿铭：《东西文明异同论》，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第303-304页。 [⑩]孙中山：《致伦敦各报主笔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36页。 [11]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5页。 [12]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6页。 [13]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8页。 [14]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7页。 [15]孙中山：《在欧洲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16]参见林家有：《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0―531页。 [17]孙中山：《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3页。 [18]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9页。 [19]孙中山：《建男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物质建议）》，《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页。 [20]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21]孙中山：《在北京军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2]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 [2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4―255页。 [2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4―295页。 [25]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 [2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9-300页。 [2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 [28]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20页。 [2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7―348页。 [30]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7页。 [31]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 [3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2页。 [33]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7页。 [34]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8页。 [35]孙中山：《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8页。 [36]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页。 [37]《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n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oss t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By Lewis H. Morga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7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877年版）。 [3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3页。 [39]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1页。 [4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5―358页。 [41]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508页。 [42]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10页。 [4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三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410页。 [44]孙中山：《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8―324页。 [45]孙中山：《洪门筹饷局缘起》，《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8页。 [46]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341页。 [47]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选集》上册，第27页。 [48]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2-13页。 [49]孙中山：《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页。 [50]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52页。 [51]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页。 [52]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0―401页。 [53]费孝通：《文化的自觉与反省》，《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8页。 [54]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8页。 [55]参见林家有：《论李大钊的伦理观》，《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512页。 [56]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57]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