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理论研究>> 稿件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
2016-6-22 16:58:04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与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先后进出日本14次,在日本累计停留时间长达9年6个月左右,约占其革命生涯的将近三分之一。他多方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交际网络,不仅获得了对革命事业的援助,也在相互交流思想中完善了自己的革命方略,这其中也包含他的大亚洲主义。

  近代以来日本兴起了蔚为大观的亚洲主义思想。其中既有以冈仓天心等为代表,主张受西欧压迫的亚洲各民族应该发掘共同价值,在此之上相互友好、平等联合对抗西欧的和平的亚洲主义;也有以内田良平等为代表以振兴亚洲为口号,其实质是为日本压迫、侵略亚洲其他民族的“大东亚共荣圈”寻找借口的侵略的亚洲主义。[1]主张亚洲主义的人遍布各个阶层,背景复杂,并且以亚洲为名称的社会团体也有很多。[2]各种观点的亚洲主义在和平和侵略这两个极端之间,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复杂相貌。

  本文所称的日本亚洲主义,首先指的是主张者在其对外观点中,对亚洲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一种倾向于连带、结合的思想情结或情绪。尽管日本的亚洲主义内部千差万别,但这种联亚情结,是所有亚洲主义的基础。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也是建立在这种心情基础之上的。

  其次本文认为,日本的亚洲主义往往是以与其他思想如革命主义、军国主义、门罗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等政治、外交理论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出来,并非也不可能是自成体系的思想。这是因为联合亚洲其他民族对抗西欧的这种亚洲情结,在具体完善以及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故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之时,首先需要解决应以何种理念统合亚洲,以及以何种方式对抗西欧这些巨大困难,因此必须借助其他更成体系的思想资源。所以日本的亚洲主义往往不能自成体系。

  要而言之,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有时是地理划分概念,有时又是价值评判的标准;不仅是政治思想,同时也是文化理念;其中既有侵略的霸道文化,又包含友好合作的王道内容;不但能引出民族主义的对立,还可以开启走向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因此,以亚洲主义为主题的探讨,在当下仍然有重要意义。就孙中山而言,因为和孙中山接触的日本人中,大多持有或多或少、不同流派的亚洲主义倾向或思想,因此探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这些日本人的相关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便成为理解孙中山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思想,而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因此本文将以两条主要线索为主,展开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关系的探讨。一、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的产生、发展、变化、完结等各阶段的梳理;二、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内部从亚洲情结、兴亚策略、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亚洲概念的可能性等不同层次的具体分析。在具体分析中,本文将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分别与日本的自由民权派、国权主义社团玄洋社和黑龙会等团体、日本政府的外交策略、大正民主运动等思想流派的亚洲主义相关联,展开讨论。

  一、孙中山与浪漫主义革命家宫崎滔天的亚洲情结

  现存资料中孙中山最早谈及亚洲民族联合的问题,是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赴日避难,又环游欧美经历伦敦被难,1897年8月再度赴日结识宫崎滔天后,与滔天的笔谈资料里面。滔天谈到:“中东合作,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势东渐之凶峰者,天理人心之所会也。继而行之,今之时为然,一日不可宽。”对此孙中山表示:“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吾合彼亦合,势必然也。惟先合者必胜也。”[3]这份资料显示孙中山与宫崎探讨中日联合共兴亚洲,抵御西欧列强的亚洲主义,孙中山对此极表赞同。

  宫崎滔天出生于九州熊本县的没落武士家庭,自小深受家人自由民权思想的熏陶。他的兄长宫崎真乡(八郎)1874年投军参加日本侵略台湾的战争,认为中日必将一战,因此策划赴中国内地调查,因为西乡从道未允受阻。后来在东京投身自由民权运动,并曾因言获罪。其后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为对抗政府军在家乡组织熊本协同队,呼应西乡隆盛的军队最终战死。他从爱国青年支持征韩论,到自由民权斗士,又转而成为对外扩张的国权论者这种飘忽不定的思想立场变更,既反映了他思想里武士道侠义思想的底色,也反映出明治早期国家政治的方针未稳下,各种民权、国权主义交错混乱的时代背景,更反映出早期明治青年思想上的非理性等特征。宫崎八郎对宫崎一家的影响很大,其后宫崎民藏研究土地问题,宫崎弥藏主张中国革命论,而宫崎滔天受兄长弥藏影响投身中国革命事业,都受到宫崎八郎不同程度的影响。

  宫崎滔天自幼钦佩景仰八郎,自称“先天的自由民权家”,并以侠士自居。[4]少年求学阶段不求甚解且拙于言辞,最终不得不放弃学业,陷入精神迷茫,一度投身基督教会成为狂热的基督徒。[5]其后在长崎偶遇瑞典人无政府主义者伊萨库?亚伯拉罕,追随其人同吃同住,热衷无政府主义。再后受宫崎弥藏的影响,立志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欲以此振兴亚洲。晚年则热衷佛教。从自身思想立场不定,做事心血来潮忽热忽冷等特点来说,宫崎滔天是兄长八郎的翻版。

  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基本继承了早期民权派的和平亚洲主义方针。他在理念上持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在步骤上构画出深入中国内地,寻求英雄追随之以发动革命拯救中国,并以此为契机激发拯救印度、暹罗、安南、菲律宾甚至埃及等亚洲国家民族的革命主义的亚洲主义。滔天的亚洲主义基于他对自由民权、共和体制、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他曾表示“万国共和之治,是人世进步之极上也,是天命之至理也”,因此他主张中日平等联合,并在此基础上以彻底的人道主义,平等联合亚洲受压迫的弱小民族对抗欧洲列强。[6]这引起了一贯主张在中国推翻腐败清廷,建立共和政权的孙中山的强烈共鸣。

  早年的滔天因为一直找不到理想中的中国英雄人物实践自己的中国革命理想而非常困惑。在经历赴中国学中文失败,赴泰国搞开发差点丧命,既是兄长又是革命同志的宫崎弥藏病故等一系列挫折打击之后,他终于在1897年见到孙中山。日后他如此描述自己初会孙中山,听孙中山讲述革命理想之时内心的激动感佩之情。

  他的谈话言简而意赅,并且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仿佛洋溢着无限的热情。他的谈吐虽不巧妙,但绝不矫揉造作,滔滔不绝地抒发其天真之情,实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觉间为之感动首肯。当话毕以后,其情则宛如稚子,如村姑娘般天真纯朴,胸中已无一事之凝滞。[7]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以支援中国革命为理想的革命主义的亚洲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在行动和态度上也充满真诚。宫崎滔天和早期民权派亚洲主义具有很多共同点,有发自对理念真诚的信仰,但却欠缺对中国革命复杂性、艰苦性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中国革命遭遇困难,如惠州起义失败、孙黄之争、护法战争失败等挫折之后,他就表现出颓废、彷徨的思想倾向,或陷入虚无主义,或寻求佛教的救助。

  早期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比宫崎的浪漫主义亚洲情结有更加深刻的经验和思考。1901年末发表的《支那分割保全合论》中,孙中山详细分析了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对华态度。[8]他指出西方的分割论者担忧黄祸主分割,而保全论则主张为世界和平维持人道不得不保全。日本的保全论者认为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同文同种,中国如遭分割则日本唇亡齿寒独木难撑,因此应该保全中国。而分割论者认为“为日本计,莫若因时顺势与俄结盟,让之东并满蒙,西据伊藏,我得北收朝鲜,南领闽浙,以扩我版图,张我国势,则大陆分割我犹获得一隅,病夫遗产我亦均沾一分。若暗夫形势,徒托保全之名,适见其迂远而无当也。”[9]孙中山认为日本的分割论固然是赤裸裸的侵略,然则保全论貌似为中国着想,实则暗含为日本安全着想并制衡其他列强之意,且为日本扩张在华权益甚至侵略创造条件和伪装。从这段分析可以看出,孙中山对当时日本亚洲主义的对华政策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日本主张现实主义的对华扩张,攫取各种利权的政策抱持警惕态度。

  孙中山撰写此文的背景,是自1898年以后他与梁启超等保皇派联手,派遣毕永年,支持唐才常等人谋划长江流域大举起义,以勤王之名行中国革命之实的时期。在各种政治势力激烈斗争的1900年,他在义和团之乱背景下支持发动自立军起义,举兴中会之全力发动惠州起义。其间还穿插着他与李鸿章接触谋划两广独立,支持菲律宾独立帮助购买武器、派遣人员等事。通过与中国国内会党、新军、江浙派知识分子、保皇党、汉人督抚等各派势力的交往,孙中山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和险恶。

  在早期孙中山革命事业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还支持菲律宾的民族独立事业,这种“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的情怀,是他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特征。[10]这种亚洲主义,是基于他和包括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山田良政等人交往,得到梅屋庄吉等日本人无私援助基础上不断培养出来的。1902年1月30日起,宫崎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开始在《二六新闻》上开始连载,文中洋溢出一个日本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不但感染了日本人,也使中国人大受感动,为其后的同盟会成立,以及辛亥革命的发动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概而言之,早期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具有以下几点共同点:(1)都是建立在对抗西方列强基础之上,主张黄白人种对抗的思想;(2)都主张亚洲各国应该平等、自由的结合;(3)都反对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

  与宫崎滔天相比,孙中山虽然屡败屡战,却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心,激发起无穷的斗志。孙中山在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中国革命的理想过程中,不断思考亚洲联合的理念基础,最终克服自己早期的黄白人种对立论,于1924年以相对完善的体系形式提出自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二、孙中山与玄洋社、黑龙会等日本亚洲主义组织

  自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至大约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回国后主张武力讨袁前后,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一个崭新阶段。此一时期,日本政府逐渐对清廷失去信心,于是或明或暗转而支持孙中山。这一时期在孙中山和日本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主要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的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11]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内田良平的家里主持召开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及章程等。同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揭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次年的《民报之六大主义》提出中国同盟会的六大纲领,即:(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日两国之国民连和;(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六项纲领,除实现三民主义的具体措施以外,更把中日联合作为一条单列加以主张。这可以算是此一时期孙中山以及同盟会的对日观,以及亚洲主义的一个表现。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离日赴东南亚地区,连续策动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廉、广州黄花岗等多次起义,期间以玄洋社、黑龙会为主的日本人给予革命党人大力帮助。1911年1月,犬养毅联合头山满等政、经、军各界人士,[12]在东京成立“亚细亚义会”。在该会特意用汉文写就的《设立主旨》提到,“我亚细亚义会所心目者,何乎?曰在欲同气相求、同洲相助,以正其德、利其用、厚其生,而遂至一济亚洲之乱离,永乐世界之升平也”。[13]孙中山从宫崎滔天处得知此事后,致函宫崎表示“喜极欲狂”,“今见东亚义会发起人多故交旧识,心稍释焉,惟未知民党之力能终胜政府之野心否?望宫崎与犬养毅、头山满竭力图之”。[1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兴起,孙中山接报后自美国绕道欧洲回国。在香港与来迎接的宫崎、池亨吉等汇合,同赴沪上再汇合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在沪经宫崎等人斡旋与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店临时借款,然后赴南京。在南京又通过日本友人商讨以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为标的,向日本政府和财阀的借款事项。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与玄洋社、黑龙会的合作几乎达到最高潮。这一时期两团体对孙中山的支持,无论是派人驰援武汉前线,还是两团体首脑几乎倾巢而动来中国为孙中山站台背书,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形象,斡旋当时临时政府急需的经援等,在在都体现出对孙中山的全力支持。而当时的孙中山恰需这些支持,才能团结革命党人以支撑革命事业。

  但玄洋社、黑龙会毕竟是日本的国家主义团体,他们以向朝鲜、满蒙甚至中国内地扩张日本国威和利益为终极目标,与孙中山的革命志向完全不同,在实践中甚至针锋相对。诚如日本人自己的评论,“翁(头山满)之大陆政策,五十年来,始终如一。我日本以东洋盟主身份与邻邦互相联合,化东洋全体于日本皇道之下,进而联东洋为一体,建设皇道乐土,此正乃翁之理想也。亦即建设‘皇亚细亚’,进而建设‘皇世界’之理想也”。[15]他们帮助孙中山,表面高唱亚洲联合,其本质只是“大日本主义”,是日本国家主义。

  而孙中山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提出“恢复中华”以恢复汉人政统合法性为目标,一度受限于“驱除鞑虏”的满汉之争,以承认日本在满蒙特权(并非割让领土)为条件换取日本的援助,得到两社成员的大力协助。这种举动基本在政治家的整体谋略和局部权变范畴,衡之当时的形势,确有其难言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的现实困境。[16]二次革命失败,黑龙会成员认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是对日本“恩将仇报”、“忘恩负义”,并指责他们再次逃亡日本是“怯懦极甚”,因此疏远他们不愿再提供援助。[17]但头山满仍再次伸出救援之手,为孙中山在日本滞留的两年八个月提供经费支援,并协助孙中山同日本政府斡旋。

  其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重现转机,自身的革命思想也不断提高之后,对日本乃至对亚洲的方针都发生了变化,自然也与玄洋社、黑龙会系的扩张主义产生隔阂。1924年11月25-26日,最后一次访问日本的孙中山在神户会见头山满一行数人。会谈中孙中山提出:(1)请求日本带头撤废列强与华的各种旧不平等条约,包括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2)关于旅顺大连问题;(3)撤废治外法权及关税协定权问题等。对此头山满表示,“满蒙地方为昔日沙俄侵略对象,幸我日本以相当实力、重大牺牲,始保全了唇齿辅车关系的贵国领土,将来贵国的政局如上轨道,不再受到他国威胁时,满蒙的我国利权当归还中国,但目下如立即归还,我国多数人民将对此表示不满”。[18]据此交谈内容可知,先前孙中山以暂时承认日本在满蒙特殊利益为交换条件换取日方支持之事,并非割让主权的交易,仅是临时性的权变应急之策,并打算在中国国内政局稳定后收回。当然,在涉及主权完整国家独立的大原则上,为各自利益的双方不会谈出什么结果,孙中山和头山满之间以亚洲主义为名的共识和合作最终只能分道扬镳,仅留下私人情谊。

  三、1913年孙中山与桂太郎的会谈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旋即溥仪退位,2月14日袁世凯当选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职。1913年2月,孙中山以访会旧友、考察铁路之名访问日本。因为革命的成功和孙中山当时全国铁路总办的身份,这次访日他受到日本官方的隆重接待,并和很多日本政府要人会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促进并加深了中日友好。

  在此次访日中,对孙中山而言最重要的收获乃是3月2日和前首相桂太郎之间,有关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判断、中日同盟等问题的会谈。会谈中桂太郎针对国际形势提出:“大陆的发展,是中国的责任,中日两国联好,可保东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奥联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努力如何耳”,“现今世界中,是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对此见解,孙中山很是佩服,并对桂太郎期望甚殷。他表示,“日本击败帝俄之后,协助中国国民革命,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共同阻截英国的霸权于亚洲之外,亚洲民族由此而获得自由平等;唯有中日两国互相信赖,共同努力,方才能够达到这远大的目的。”[19]

  作为刚刚卸任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一改自己任时缔结的日英同盟和日俄协商,转而主张中日德奥同盟对抗英俄的外交路线,并非为支援孙中山,也不是拯救英俄压迫下的中国,其目的无外乎日本的利益。一战前在欧洲列强对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从英俄对立转为英法俄对德奥之间的对立;在亚洲英国虽然有联合日本遏制德国之意,却也不无防备日本扩张之戒备心理。而日本因为日美间对立加深,日英间为在华利益恐不能协调,渐渐有放弃日英同盟的意见。

  桂太郎在1913年对孙中山宣称日本要联合德国与英俄为敌的认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德国在东亚的实力相对薄弱,因此桂太郎为在东亚对抗英国,才有了联合中国的想法,所以有了孙桂会谈的主张。

  对中国而言,近代以来一直受英国、俄国等的压迫;对孙中山的革命党而言,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支持袁世凯打压革命党,因此孙中山虽然对英国当年救护自己不无个人感激之情,但在国家民族立场却全无好感。所以当桂太郎向他提出日本意欲放弃日英同盟,联合中德对抗英俄的提议,孙中山当即表示钦佩认同。

  但桂太郎在孙桂会谈煮酒论英雄之后,却因病急逝,他的外交构想并没有成为日本政府的政策。大隈内阁期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以加藤高明为主导,反桂太郎之道而行之,强化日英同盟并对德宣战,且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如占领山东、对华二十一条等,激起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也引起其他列强的严重猜忌,走向“树敌于全世界”的强硬外交路线。[20]孙中山则在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得已再赴日本避难,接受头山满等的援助,在日居留至1916年4月归国发起三次革命。

  1917年就中国是否对德宣战加入一战问题,北洋政府内部对立严重,激起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等一系列政局动荡。对此孙中山于同年5月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表示反对。他站在受列强压迫、侵略的中国的立场上,认为一战仅仅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混战。“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义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对于英美日等国开出优厚条件促使中国参战,并认为这些条件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得到,没有必要通过参战获得。孙中山认为英国在战后势必又要联俄遏制中国,通过牺牲中国换取在印度的安全保障,维护其帝国地位。“是故加入协商国,则中国终不免于亡,而仍守中立,尚有可以存之理由,故加入问题,即中国存亡问题也。”对此,孙中山提出的因应之策是:“夫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其门罗主义,统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而于将来,更可以此三国之协力,销兵解仇,谋世界永久之和平”,认为中国应当“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21]

  此时孙中山反对中国参加一战的理由,主要是他站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的立场上,认为一战并非美英等宣传的“自由对专制”的义战,仅仅是帝国主义国家间利益分配矛盾导致的混战而已。孙中山此时没有正面批判日本在一战期间掠夺山东,对华强加之二十一条等帝国主义行径,可以理解为他对日本仍然抱有中日提携共兴亚洲的希望。这份希望,依然是1913年孙桂会谈时两人对国际形势、中日合作达成高度共识的延续。因此他曾在1913年10月10日桂太郎因癌症急逝时,叹息道:“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以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望于现在的日本了”。[22]

  五、从亚洲到世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避难期间,创立中华革命党,创办政法学校、飞行学校等,为革命积蓄、培养人才。1916年4月他回国再次讨袁,发起第三次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援助。当年6月袁世凯病死,日本政府再度放弃援孙,转而支持段祺瑞政权。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次年5月失败后再度赴日。加之他和陈炯明之间的纠葛,使得这一时期他的革命事业坎坷艰难,甚至数度性命堪危。[23]在他革命事业的低谷之时,爆发于1917年11月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让他切实感受到新的希望之光。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宣布废除秘密外交,放弃沙俄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此时开始渐渐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了兴趣,到1919年他解释三民主义的时候,已经明确提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24]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之后,他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一步和苏俄、中共合作,断然改组中国国民党,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为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革命目标之一的民权主义,在早期他认为就是建立完成以宪法、国会、选举等民主制度加以保障的共和政体。这种民权主义是借鉴自美国等西方国家体制的一种完成形态的、静态的、理想化的思想。但在五四运动之前,他发动革命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新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甚至日本人等,却没有将他为之奋斗的普通中国国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五四运动让他看到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也感受到了普通国民一旦动员起来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此一时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思想对三民主义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完善,国民运动和革命实践产生有机结合,使孙中山树立了更加坚定的革命自信。带着这种自信,他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大亚洲主义也有了世界主义的指向。1920年1月26日,他发表有关日本问题的谈话,表示“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并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州各地。高丽独立问题,按照《马关条约》,中国亦应过问。余所主张如此,则山东问题不问可知矣”,“盖日本绝无可以占据胶州、青岛之理由”,“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这表明他开始正面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和压迫。[25]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访问日本,在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这个演讲是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最系统最完善的表述。他论述国际关系中“霸道文化”与“王道文化”之别。他认为“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也就是“霸道文化”。与之相对,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讲求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不是要人畏威。”[26]

  其次他谈到主张大亚洲主义的目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到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27]

  最后,孙中山提出了对日本的忠告和呼吁。“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28]

  此时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已经克服早期黄白人种论和同文同种论之上中日联合抵抗西方列强的局限,到达以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为基础,倡导亚洲各国各民族,以及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追求独立自主的解放,并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高度思想境地。联系他的民权主义,可知他构想的中日联合是以两国的国民为主要力量,以双方民主政体下政府和民间各层面的自由平等的结合。因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最终指向是通过亚洲和平达致世界和平,所以这也是一种世界主义。

  促使他的大亚洲主义产生如此质变的大背景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但具体而直接的原因,应该与李大钊有关。1922年8月孙中山发表三大政策之后,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响应,8月22日李大钊作为共产党代表在上海同孙中山会见。孙李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合作融洽,为国共联合发起的大革命奠定基础。

  李大钊曾在1919年1月和11月分别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等文章,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展开了自己独特的亚洲主义思想。李大钊首先批判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在揭露了日本“大亚洲主义”的侵略性、压迫性的帝国主义本质之后,李大钊主张应该提倡“新亚细亚主义”,以为回应和抵抗。“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29]

  其后李大钊为了回应有人质疑他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亚洲门罗主义”,反驳说:“我的新亚细亚主义,是‘自治主义’,是把地域民族都化为民主的组织的主义,不是‘排外主义’,不是‘闭锁主义’。”文末,他为自己主张“新亚细亚主义”辩护到,“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的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我们情愿和他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平等、自由、没有远近亲疏的世界。这是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的精神。”[30]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间,具有以下几点相同点。一、都强调亚洲各国平等自由的结合;二、都强调联结亚洲各国的被压迫民族追求独立解放;三、都包含有对日本的亚洲主义的批判;四、都通过亚洲的联合指向世界和平等。

  孙中山在1924年的“大亚洲主义”与他先前的亚洲主义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和发展,而这种差异形成于和李大钊亲密合作交往之后,因此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对李大钊而言,他的“新亚洲主义”除了作为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自觉以外,受他的老师吉野作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李大钊言及亚洲主义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也是和吉野作造有着较多联系的时期,且李大钊在这一时期曾多次将吉野作造的文章翻译介绍到国内,二者之间的思想互动和呼应比较多。

  吉野作造是活跃在日本大正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是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同时也是日本最早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者。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学科,1906年起曾担任袁克定的家庭教师赴华,期间曾转任北洋法政学堂,教授议会政治和地方自治课程,当时的学生当中有李大钊。1909年回国进入东京帝大任教,1914年受同事寺尾亨之邀,担任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日本创建的政法学校的课程,曾与孙中山有过一面之缘。1916年起吉野受头山满、寺尾亨等人请求,在戴季陶、殷汝耕等人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革命史,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革命的理想和实践。

  吉野的亚洲主义,是建立在对日本国内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批判之上的。他否认基于肤色人种的联合以对抗西欧列强的亚洲主义,主张亚洲主义的原理应该可以团结东亚各民族,同时也应该能够团结欧美人。考虑到吉野此时一贯坚持的政治学观点,可知吉野意图以自己主张的“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Democracy)作为亚洲主义的原理。这种民主主义正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威尔逊主义。作为威尔逊主义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吉野主张“内政上彻底贯彻民本主义,外交方面厉行国际平等主义”。即在国内政治上主张建立健全政党政治、普选制度;在外交上主张取代势力均衡式外交,废除秘密协议外交,代之以在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独立基础上,重视国际平等主义、国际民主主义理念的,非暴力对抗的、反战的“说理式”的国际秩序构建的原则。

  1918年1月吉野发表《有关我国的东方经营的三大问题》,文中批判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主张亚洲主义是一种文化主义,同时是日本民族的文化使命,应为世界文明做贡献的一步。吉野认为文明的发展无关肤色人种,因此他认为,“而且以事实而言,持有这种(人种)偏见的只是日本人,支那人、印度人很少,他们比我们更加世界主义。而且从实际的交往而言,他们比我们日本人更接近英美人。因此从现实看,这种(人种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支那人、印度人不会轻易接受。而且因此会招致外国人的嫉视,其结果最终或许会使日本陷入精神孤立的境地。要之,今后能团结东洋诸民族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原理,必须立在也能够团结欧美人的广阔的立场之上。”[31]

  可以看出,吉野的这种亚洲主义的原理,和前文所述的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的原理具有高度的相同性。此一时期正是吉野为促进中日民间友好,以个人和学术团体“黎明会”的名义,通过与李大钊的师生旧谊,邀请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访问日本的时期,因此吉野和李大钊之间互动颇多。且二人皆为威尔逊主义的支持者、鼓吹者,因此两人在以亚洲主义为言说的外交观点的一致性也就可以理解了。

  吉野的亚洲主义和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之间,除上述国际民主主义等的共同点之外,两者都主张亚洲主义是一种文化,即建立在文化上的趋同性或自我认同。因为这种文化主义包含但又不限于传统文化、语言、历史,更包含近代的民主主义、建立在主权尊重之上的和平外交主义等时代精神,因此应该是符合亚洲各民族自身利益,且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亚洲主义思想。

  在此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孙中山、李大钊、吉野作造三人的亚洲主义主张,可知三人的观点虽然存在着侧重点的不同,但都强调中日两国以平等、尊重为原则联合起来,为世界范围的反帝反压迫的国际和平秩序做出贡献的理念,是气脉相通的。他们三人在各自国家展开的思想传播,在中日全面战争之前的时期,中国国内反日浪潮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抬头的背景之下,为中日两国的永久和平争取了民间层面的互动、交流的可能性空间。

  六、重考亚洲的意义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在此过程中因为与日本各界的交往,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近代中日的历史无论是被侵略与侵略,正义与不道,还是战争与和平,有一点无法否认,即正因为中日两国的近代史,使得现在及未来的中日两国都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他者并形成各自的自我认同的关系,因而也是绝对无法回避的。诚如吉野作造在日本全面侵华前所担忧的,扩张主义的亚洲主义其结果最终“会使日本陷入精神孤立的境地”,事实上使日本陷入精神上无家可归之境地。而解决这个困境,在日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对近代侵华历史的态度和认识,因为这决定其近代史以及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意义与价值。在中国而言,因为传统思想资源中天下观的世界指向和现实中的朝贡贸易体制等原因,对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回应比较少,即使有所回应也一般直接斥为侵略中国的借口。这种做法虽然整体不错,却也不无轻视近代史上以山田良政、梅屋庄吉、宫崎滔天、吉野作造等人为代表的,以真诚的态度、热忱的内心支援中国现代化事业,并向往中日两国真诚友好合作的日本友人的存在之嫌,这同样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态度,轻视历史的傲慢之举。

  我们探讨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亚洲主义的意义,除探寻历史的真实以外,必须思考近代亚洲主义作为一个思想资源,对当下的意义。仅就历史而言,诚如竹内好、孙歌等人所揭示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期日本以“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亚洲主义,仅仅是对外侵略的借口而已,本身不具有任何的思想性,毋宁说是反思想的。因此研究亚洲主义,我们只能将其作为一种思想的方法或者媒介,来探讨当下已经没有了东洋与西洋对立,全球化浪潮中国际合作的新时代下,“亚洲”这个思想装置的可能性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虽然本文不可能给出答案,但至少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因为日本在地理上位于东亚不可能搬离,因此我们立足于历史为中日两国长远计,只能并且必须友好合作,为东亚区域当下面临的经贸合作、环境保护、灾难救护、流行病防治、民间往来,以及长远的文化繁荣做出贡献。并以此建立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区域稳定与繁荣,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这需要各方对历史的真实认识与评价,还需要各国间的理解与包容。毋庸讳言,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的同时,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亲日家”、“知日派”,正因为如此,他的大亚洲主义给我们的思想的启迪也应该更多。

  (孙攀河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1]冈仓天心,1862-1913,又名觉三,1890年曾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1898年辞职创办日本美术院。1903年出版《东洋的理想》(原书英文版),阐述自己的亚洲主义。冈仓天心是一个以艺术评论家闻名的亚洲主义者,在对东西方艺术整理研究的过程中,主张“爱”和“美”是人类思想最大的价值,而文明则是实现这一普世价值的工具,因此主张亚洲应该以“爱”和“美”为根本价值团结一致对抗西欧。

  内田良平,1874-1937,九州福冈人,玄洋社成员、黑龙会主干。1894年甲午战前作为天佑侠被派往朝鲜挑起战争,三国干涉后主张对俄宣战并探险西伯利亚,1901年组织黑龙会积极参与日本政府满蒙独立政策,参与朝鲜合并,也曾支援中国革命。

  [2]其中较著名者有兴亚会(1880-1900.前身是大久保利通和曾根俊虎于1878年成立的振亚会,1883年曾改名为亚细亚协会,1900年被东亚同文会吸收合并)、玄洋社(1881-1946)、东邦协会(1891-1914)、东亚同文会(1898-1946)、黑龙会(1901-1946)、东洋协会(1898年以“台湾协会”名成立于台湾,1907年改称东洋协会,初代会长都是桂太郎。现仍以拓殖大学形式存在)、大亚细亚协会(1933年成立1941年并入大政翼赞会)等。

  [3]《与宫崎寅藏等笔谈》(1897.8-1898.8),《孙中山全集》第一卷,81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8月。为叙述方便,本文以下称为《全集》。

  [4]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注,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18页。

  [5]宫崎滔天虽然不喜学习,拙于口才,但写作能力很好。无论是评论文章,还是自传《三十三年之梦》,甚或浪花节歌词等,都富于文采。

  [6]《笔谈残稿》,《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平凡社,179页。

  [7]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注,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124页。

  [8]《全集》中收录的该文标注为1903年9月1日发表于在日留学生杂志《江苏》,而狭间直树考证该文最早于1901年12月20日刊登在亚洲主义团体日本东邦协会的《东邦协会会报》82号上。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孙中山加入东邦协会的确证,但孙中山除发表该文以外,还与东邦协会合作出版过《支那现势地图》。且这一时期孙中山的交友范围里也包括时任该协会会长的副岛种臣、副会长近卫笃麻吕等人,因此可以肯定孙中山此时与东邦协会关系密切。狭间直树《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任俊译,《民国档案》2001年4月,44-49页。

  [9]《支那分割保全合论》,《全集》第一卷,219页。所谓“东并满蒙,西据伊藏”,指日本的分割论者意在承认俄国可以在东方合并满蒙,在西方合并伊犁西藏,作为利益交换,日本可以在中国南北吞并朝鲜、闽浙等地。

  [10]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林启彦译注,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261页。

  [11]头山满,1855-1944,号立云,福冈藩武士出身,青年时倾向自由民权运动,1881年和箱田六辅、平冈浩太郎等人结成玄洋社(社长平冈),初期并没有太大影响,后期逐渐声名传播,成为玄洋社象征。他交往广泛,包括政界、学界、言论界、财界以及右翼团体、黑社会组织等。曾积极支援流亡到日本的亚洲各国政治家,包括孙中山。其亚洲主义没有体系性主张,尊奉西乡隆盛,大体与日本政府的对内天皇制、对外扩张政策相同。晚年通过各种逸事传闻包装,被各种国家主义团体、右翼团体奉为神明般的存在。

  [12]犬养毅,1855-1932,冈山县人,通称仙次郎,号木堂、子远等。日本近代著名政党政治家,与尾崎行雄并称“宪政之神”,历任立宪国民党、革新俱乐部、立宪政友党总裁等职,曾出任文部大臣、递信大臣、外务大臣、内阁大臣等职,1931.12-1932.5期间出任第29代内阁总理大臣,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被暗杀。曾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3]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增订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90页。为叙述方便以下引文称《编年》。

  [14]《全集》第一卷,512页。

  [15]《编年》, 190页。

  [16]这一点与1923年“孙中山越飞宣言”中,孙中山承认维持中东路现状,同意苏俄军队暂时驻扎外蒙古一事具有相同意义,显示了孙中山当时的软弱实力和对外援的迫切期待。

  [17]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传记》中卷,318-319页。转引自《编年》,399-400页。

  [18]藤本尚则《巨人头山满翁》,东京,文雅堂书店,昭和26年。转引自《编年》,699-700页。

  [19]《编年》,336-338页。

  [20]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406页。

  [21]《全集》第四卷,43-99页。

  [22]戴季陶《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36页。

  [23]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9月18日孙中山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称,“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全集》第六卷,555页。

  [24]《全集》第五卷,191页。

  [25]《与<益世报>记者的谈话》,《全集》第五卷,206页。

  [26]同上注,405页。

  [27]同上注,409页。

  [28]同上注。

  [29]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1919年2月1日。见《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127页。

  浮田和民,1859-1946,早稻田大学教授、言论家,大正民主运动先驱。曾发表《帝国主义与教育》(1901)、《伦理的帝国主义》(1909)等书,主张基于国际法实现完全独立的国民国家,并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伦理的帝国主义”。此一时期浮田和民否定自己的“帝国主义”包含侵略性,且浮田和民的主张早于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和列宁《帝国主义论》(1916),同为“帝国主义”概念之间相差很大。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浮田和民发表《满洲国独立与国际联盟》,1934年发表《满洲问题与日美亲善论》等,以日本拥有基于国际法的自卫权、满洲事关日本生死的生存权为依据,为日本侵略行为辩护。围绕浮田和民的民主思想和前期“伦理的帝国主义”以及后期的思想转向,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存在争议。

  李大钊曾于1914-1916年在浮田和民执教的早稻田大学留学,对浮田和民的思想比较了解。此处文中李大钊将浮田和民的亚洲主义和德富苏峰等人的侵略的亚洲主义区别而论,但仍然批判浮田和民的亚洲主义是以日本为盟主的“中日同盟”论,是“维持现状”的保全论,与自己主张的基于民族自决的民族解放,并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的“新亚细亚主义”有区别。

  另,浮田和民曾在1896年发表《新日本的大问题》一文,主张以日本为盟主指导亚洲复兴对抗西欧的亚洲主义,并主张奉戴日本天皇为“亚细亚皇帝”,但不知李大钊是否读过浮田和民此文。

  [30]同上注,第279-282页。

  [31]吉野作造《有关我国的东方经营的三大问题》,《吉野作造选集》第八卷,岩波书店,1996年9月,311、312页。

作者:孙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