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孙中山生活在人类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作为全球化重要支撑的三大系统已经初步形成，即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交通网络，以电报、电话、报纸等为载体的信息传播与通讯网络，以反映与催生人类全球意识的制度架构已经出现。孙中山以极其清醒的全球意识，自觉地利用全球网络，并借助国际力量，为自己的政治实践服务。他中西互照，求真向善，创造了三民主义，规划了五权宪法，制订了实业计划。他学术渊博，贯通古今,以新颖的话语、恰当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揭露清朝政府，鼓吹革命；向中国输入西学，推动中国进步；辩证地分析中国文化遗产，说明何者当革，何者当因。他与时俱进，知变守常，很好地处理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坚持了爱国、民主与和平的根本原则。全球化成就了孙中山，孙中山利用了全球化。 关键词：孙中山 振兴中华 全球视野 近代中国富有振兴中华思想的，并不始于孙中山，也不终于孙中山。早于孙中山的有林则徐、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与孙中山基本同时代的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章太炎、黄兴等，晚于孙中山的更多。这些灿若群星的志士仁人，恨列强之欺凌，惩国家之败弱，哀民族之不振，殚精竭虑，上下求索，都在近代思想宝库里，留下了刻有他们名字的光彩一页。其中，孙中山的一页特别璀璨夺目。 在孙中山辞世将近九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著作，仍然会为他高远的眼光、渊博的知识而叹服。他许多深邃的分析，独到的见解，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淌而过时，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他的前人与同时代人很难企及的，是他的极其宏阔的全球视野，极其清醒的全球意识。 中西互照，求真向善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他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有相当清醒的全球意识。他认识到，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态势已经形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其外：“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1]他经常挂在嘴边、多次书写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是他全球意识的生动写照。1912年元旦颁布的《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则是他全球意识的简洁说明。 在孙中山的脑海里，一直存在两幅形象清晰的社会图景，一幅是中国，一幅是欧美。他将这两幅图景时相对照，比较其短长，分析其优劣，求真向善尚美，然后制定出改造中国的方案。他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业计划，都是中西互照、求真向善的产物。 他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后，毅然发起组织兴中会，举起反清革命大旗，以后便义无反顾、愈挫愈奋地进行战斗，就是基于他中西互照、理性分析的结果。 中西互照，需要三方面能力，一是对于中国的深切了解，二是对于西方的深切了解，三是对于这两类知识进行理性分析的能力。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没有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切感受，对于西方的了解就只能是皮相之见。没有对于西方社会的深入了解，就无法以西洋之镜来照中国之身。 孙中山出生的那一年，清政府就曾派斌椿率团，随赫德访问欧洲，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比利时等国，历时八个月。他们坐了轮船，坐了火车，参观了许多城市，接触到许多西洋器物，目击了西方社会，留下了《乘槎笔记》等书，对中国走向世界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后，清政府又多次派出使团，考察西方。但是，他们提不出也不可能提出一套切合中国国情的改造中国的方案。没有足够的西学储备，就不可能有效地以西洋之镜来照中国之身。 孙中山出生二十年前，他的同乡容闳、黄宽、黄胜便留学美国与英国；孙中山出生以后的6到10年当中，中国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留学美国，再后来又有一批人留学欧洲。这些留学生日后在中国的经济、教育及政治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当中相当一些人学了西文，忘了中文；掌握了具体的西学知识，却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实际。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切实了解，也不可能找到恰当的西洋之镜。[2] 中国同盟会的纲领中，“驱除鞑虏”，亦即推翻清朝的旗帜，孙中山之前，洪秀全也曾高举过，并且在一段时间里、一定范围内取得胜利。洪秀全看到了社会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揭竿而起，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他无法看清社会腐败、政治黑暗背后的制度病灶，找不到更好的替代物。他无法将中国引向更高一个台阶，而只能走取而代之的旧路。根源在于，他的知识仓库里，没有更好的参照物，没有自由、平等与博爱，没有民主、议会与宪法。他的“天父天兄”那一套，是变了形的基督教；他分封东王、西王、南王、北王，则是传统演义小说江湖文化的一路。对西方世界既缺少了解，对中国传统又知之不深，结果，西洋人不喜欢他，士大夫也反对他。 孙中山之前，林则徐、魏源曾经倡导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郭嵩焘呼吁过师法西方科学技术，曾国藩、李鸿章等曾将其付诸实施，王韬、郑观应主张过振兴工商，建立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方案都很实在而系统，对近代中国的进步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成效都很有限。孙中山立在这些前人的肩膀上，又继续往前走。诚如孙中山自己所说： 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3] “英雄革命”是中国旧物，“国民革命”则是欧美新品。孙中山高于前人或同时代其他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既能洞悉病根，又能找到良药。蒋梦麟说： 在清室式微的日子里，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乎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4] 孙中山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半是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度过的。所到之处，留心考察、研究各国各地的历史与现实，包括国土面积、气候、物产、人口演变、风俗民情、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情况。他阅读外文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中文书，且特别关注各国国力盛衰、文化演变、文明特点。他1894年便自称：“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5]他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储备，那么专注深入的研究，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达人所不能达。 古今贯通,切中�要 孙中山1890年自称，“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其学问“远观历代，横览九洲”。[6]其“横览九洲”即为上面所说的中西互照，“远观历代”则为古今贯通。 接引西学以救中国，是近代哲人贤士的共同特点。孙中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对中对西，都古今通览，明其流变，知其短长。为了改造中国，他必须要向世界说明为何要改造中国，指出中国问题之所在。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国现在好未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等文中，都是这么做的。但是，他在这么做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将中国的现实与历史向区分，将中国的统治者与人民相区分，将中国问题与中华文明相区分。 他曾这样表述： 我们说满清政府，而不说中国政府，这是有意识地这样说的。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如果以‘中国政府’一名来指中国现在的政府，那么这种称法是错误的。这也许会使那些对中国事务不熟悉的人感到惊异，但这乃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事实。[7] 他用西方人习惯的话语，从十一个方面具体论述清政府自建立以来如何歧视、虐待汉人，如何实行愚民政策、压制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自由、横征暴敛，如何不依照适当的法律程序而剥夺人民的各种权利，如何不能依责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他所说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法律程序，都不是中国的传统话语，但他用来解释中国情况，毫无滞碍。他论证这个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必须被推翻： 自义和团战争以来，许多人为满清政府偶而发布的改革诏旨所迷诱，便相信那个政府已开始看到时代的征兆，其本身已开始改革以便使国家进步；他们不知道，那些诏旨只不过是专门用以缓和民众骚动情绪的具文而已。由满洲人来将国家加以改革，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意味着给他们以损害。实行改革，那他们就会被中国人民所吞没，就会丧失他们现在所享受的各种特权。若把官僚们的愚昧与腐化予以揭露出来，就会看到政府更为黑暗的一面。这些僵化了的、腐朽了的、毫无用处的官僚们，只知道怎样向满洲人谄媚行贿，借以保全其地位去进行敲榨搜刮。[8] 清政府以前的实践证明孙中山所说并非妄语，清政府日后的实践证明，孙中山所说完全正确。 鉴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西方人误以为中国人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孙中山从历史的角度，以景教与佛教的传入，说明中国有对外开放、吸收外来文明的传统，说是“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激进派，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痛加挞伐，全面否定。孙中山从全人类文明的范围，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内容是好的，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9] 对于学习西方，孙中山同样采取贯通古今、辩证分析的态度。他多次表示，我们学习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特别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因为中国政治哲学中讲中国固有的道德，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也没有像中国讲得这么完全。他认为，“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10]他介绍英、美、德、法、日等国文明的演进，介绍民族的概念，介绍西方政治学说的发展，娓娓道来，如取腹笥，相当专业。其西学素养之广博深厚，是他以前以及同时代任何一个中国政治领袖都难望项背的。 只有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贯通古今，才能明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在设计民国政治架构时，孙中山从欧美那里学来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认为那还不够完美，还有不少弊端，于是又在三权之外，加上了监察权、考试权，合称五权。监察与考试，都是中国固有的传统与强项。孙中山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亦都是学英国的。”[11]对于五权分立，人们还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孙中山设计这一方案的初衷，即从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现实与历史出发，尽可能地去弊兴利，无疑是正确的。 与时俱进，守常知变 孙中山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追求宏伟目标与根本原则。孙中山是革命家，革命家讲究斗争策略，讲究变通。孙中山将这两者结合得很好。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将追求自由民主、建立民国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将“驱除鞑虏”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前提。1896年，他就表示，其奋斗目标是“除虏兴治，罚罪救民，步法泰西”。[12]1905年同盟会宣言则将“驱除鞑虏”列为纲领第一条。直到1910年，他仍然说，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13]及至推翻清朝、民国成立以后，他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及时调整原有的方略，不再提“驱除鞑虏”，而是讲“五族共和”。1912年元月5日，鉴于各省起义独立时，与满清士兵有所接战，且有仇杀满人之现象发生,孙中山发布《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希望不要“以满人窃位之私心，开汉族仇杀之惨祸，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我同胞不可不注意者”。[14]此后，孙中山多次强调，五族一家，和衷共济。2月3日，他在致何宗莲的电文中，明确宣示：“文始终主义，在救同胞与水火，毫无私意于其间。共和民国，系结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同谋幸福，安有自分南北之理，更安有苛遇满族之理？”[15]所谓“始终主义”，就是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同年9月3日，他在演讲中说：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16]如果单将他以前驱除鞑虏与日后五族共和的言论放在一起，两者似乎是前后矛盾的，但是，如果将这些言论与孙中山关于革命的根本宗旨在于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来看，则可以看到两者有首尾一贯的内涵。换句话说，以前发动革命、进行破坏时，不妨以“驱除鞑虏”相号召，及至进行实际社会建设，则必须回到理性的位置，回到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位置，回到民族平等的位置。 作为一个矢志振兴中华的思想家，孙中山在设计中国发展蓝图时，十分注意学习西方，高度重视科学。他卸任临时大总统伊始，就将精力投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上来，规划铁路、港口建设，呼吁发展实业，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 他礼赞现代科学技术：“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任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17]他从1890年代开始，到生命结束，一直倡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认为那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正确道路。 但是，不同时期，孙中山对科学技术赋予的评价颇不一样。 1906年11月，孙中山在回复侨居日本的俄国民粹派《民意》报主编鲁赛尔函中表示，在现代文明发展方面，我们还处在末开垦境况，“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就没有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种重大的障碍。中国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大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的生活……凡是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任何愿望，都会受到一致的赞同。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而且，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18]这表明，孙中山在考虑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已经考虑到了避免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弊端问题。所以，三民主义中有了平均地区、节制资本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孙中山发现，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用来进行战争，对人类造成极大的破坏。1924年，他在日本的一次演说中说：“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19]孙中山主张，我们学习欧洲的科学，但“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20] 对照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可以发现，变化的是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评价，不变的是对人类福祉的关注。 孙中山曾经给予日本以很好的评价，宣传大亚洲主义，希望日本在振兴亚洲、反对西方侵略方面做出贡献，也希望中日联手，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与此同时，他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强烈谴责日本利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攫取德国在山东权利的野心。他指出： 夫此回欧战，固分为两方面，旗帜甚为鲜明者也：其一即德、奥、土、布，乃以侵略为目的者；其一即英、法、美、俄，乃以反对侵略为目的者。故英、美之军在欧洲战场战胜攻取，由德国夺回名城大邑，不啻百倍于青岛也，且其牺牲，亦万千倍于日本也，而英、美所攻克之城地，皆一一归回原主也。日本为加入反对侵略之方面者也，何得以战胜攻取而要求承继山东德国之权利耶?若日本之本意，本为侵略，则当时不应加入协商国方面．而当加入德、奥方面也。或又谓中国于参战，并未立何等功绩，不得贪日本之功也。而不知此次为反对德、奥之侵略主义而战，则百数十年为德国侵略所得之领土，皆一一归回原主也。彼波兰、捷克二族亦无赫赫之功也，而其故土皆已恢复矣；我中国之山东青岛何独不然?亦固其所也。乃日本人士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是何怪中国人之恨日本而亲欧美也。[21] 孙中山对于日本的驳斥，立论于国际公法，放眼于宏阔的国际范围与整个近代历史，义正辞严。此后，孙中山对于日本侵夺中国权益的野蛮行径，一直予以强烈的谴责。 无论是处理国内政治，还是处理国际关系，孙中山都会因时而异地根据不断变化与发展的形势，提出自己的见解，其始终不变的精神，是爱国、民主与和平。 重视网络，借力全球 孙中山生活的时代，自然还没有我们今天通过互联网形成的全球网络。但是，他那个时代，已是人类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作为全球化重要支撑的三大系统已经初步形成，即以轮船、火车为工具的、加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群与货物流动的交通网络，以电报、电话、报纸、杂志与书籍为载体的、加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信息传播与通讯网络，以反映与催生人类全球意识的制度架构已经出现，诸如世界地图、国际法、国际标准时间、世界博览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共产国际、国际联盟等组织。在清末民初，中国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孙中山那样，有极其清醒的全球意识，极端自觉地利用全球网络，极为自觉借助国际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斗争服务。 十九世纪末，清朝统治者中许多人还不明白报纸为何物，孙中山已自觉利用报纸作为斗争武器。1896年，他在伦敦被诱捕以后，就是靠着英文报纸《地球报》刊登了他被捕消息，引起了英国各界强烈反响，经英国首相向清公使馆发出照会，方才获释的。出狱以后，他以英文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公开发行，便一下子成为世界名人。1900年，他领导的革命党就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日报》和《中国旬报》。1906年同盟会成立后，紧跟着就创办《民报》。此后，孙中山一直高度重视发挥报纸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照相、演说，都是清末民初时兴的宣传方式，孙中山对此都得心应手。他早有以自己肖像赠送友人的习惯，与人合影更是司空见惯。演说是孙中山的强项，滔滔雄辩，引人入胜。无论是论敌康有为，政敌袁世凯，还是有政见分歧的章太炎，都无法与他相比。 他非常注意发挥全球资源的作用。他在制定实业计划时，便将他的计划径称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他曾将《实业计划》英文本寄呈美国驻北京公使芮恩施、美国国际开发计划学者安德森，寄给了美国商业部和美国内阁成员，在美国英文杂志《远东评论》上发布其计划内容。[22] 他相当注意结交国际友人，他的国际友人遍布全球，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东南亚各国，到处都有，难计其数，有华侨，有外国人。特别是日本，犬养毅、头山满、大隈重信、儿玉源太郎、平山周、内田良平……，政治家、企业家、浪人、学者，不胜枚举。直到今天，没有人能说得清孙中山到底有多少国际友人。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综观近代中国各色政治活动家，无论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还是其他人，能有那么丰厚的国际人脉，那么多国际交往的，无出孙中山之右者。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23]如果没有全球性的交通系统、通讯系统与制度架构，没有那么多的国际联系，那么多的国际友人，那么，无论孙中山怎么聪明绝顶，怎么忧国忧民，怎么意见坚强，他都无法达到他后来实际达到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成就了孙中山，孙中山利用了全球化。 [1]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页。 [2]当然，其中也有例外，如严复，他走的是另外一条振兴中华之路。 [3]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7页。 [4]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6页。 [5]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6]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 [7]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8]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9]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80页。 [10]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6页。 [11]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496页。 [12]孙中山：《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文中“罚罪救民”，似应为“伐罪救民”。 [13]孙中山：《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41页。 [14]孙中山：《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11页。 [15]孙中山：《致何宗莲电》，《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60页。 [16]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讲》，《孙中山全集》第二集，第439页。 [17]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74页。 [18]孙中山：《复鲁赛尔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2页。 [19]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5页。 [20]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407页。 [21]孙中山：《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3-74页。 [22][美]韦慕庭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23]荀子：《劝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