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绍此书的理由

　　2014年2月，日本东京的出版社“劲草书房”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武上真理子的著作《科学の人・�文思想史的考察》。去年下半年，当我得到此书粗略翻阅后，就有一种向中山学社及国内学界介绍的冲动。因为，我的第一感觉这本书的内容在过去国内外孙中山研究中基本未出现过，其研究视角是崭新的、独特的、充满个性的。

　　迄今为止，我已经见到日本国内的两本史学杂志对于该书的两篇书评（《史林》2015年5月号，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深町英夫、《东洋史研究》2015年3月，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高柳信夫），以及日本国内“孙文研究会”主办的专刊《孙文研究》（2015年6月）为此书召开的书评会上两位学者（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宫川祥子、京都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森川裕贯）的书评。以上四位学者除宫川祥子外，均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门家。但宫川祥子有一个特殊身份，她是孙中山20世纪初滞日期间与日本女性大月薰共同的后裔，即是孙中山的曾孙女。以上无论哪一位的书评，都高度评价了该书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独特的研究内容。如深町英夫认为，此书的出版，可以视作在日本的研究界沉寂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包括孙中山研究在内的对中国近代革命人物研究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尽管在20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日本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几本有关孙中山研究的专著，以及几年前由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蒋介石日记对外公开引发学者的关注，而有《蒋介石研究政治・战争・日本》等著作于2013年出版。但无论如何，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中国革命人物的研究被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对此书的出版，有一种“久违了”的新鲜感觉，尤其作者是一位新出的孙中山研究者，书的内容更是出自与过去的日本学界孙中山研究不同的崭新的视野。[①]高柳信夫认为，该书通过给长期以来已经定位于“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再定位――“科学人”，描绘了在过去孙中山研究中被忽略的一面，确实地向世人展示了新的孙中山形象的一端。同时指出，该书一边详细地追寻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踪迹，一边解明孙中山的“科学观”，故该书将已有的孙中山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②]森川裕贯认为，该书通过详细的讨论，展示了孙中山作为一个“科学人”的存在，故今后所有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恐怕都不能无视这一点而展开研究。因而，该书是研究孙中山的一个新起点。[③]

　　对于孙中山的研究，我仍然属于门外汉，另外，由于日语阅读水平不高，要为这样一本讨论孙中山作为一位“科学人”存在的专著写出一篇书评，我是绝对作不到的。但我又实在想为此书新颖的内容喝彩，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这本书，故想在此对此书内容作一个大略的介绍。

　　二、《科学の人・�文思想史的考察》章节标题

　　引言

　　绪论 孙中山思想的示意图

　　第1节 作为多面体的孙中山形象

　　第2节 “科学时代”和孙中山

　　第3节 上海孙中山故居藏书

　　第1章 孙中山的科学观――其原点和到达点

　　第1节 香港西医书院的创设

　　第2节 西医书院的“科学”和孙中山

　　第3节 在“生元”说中见到的孙中山的科学观

　　第4节 围绕着进化论和细胞的知性的讨论

　　第5节 在“生元”说之后

　　小结

　　第2章 孙中山和医学――《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和出版

　　第1节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出版的经纬

　　第2节 原著者柯士宾

　　第3节 《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

　　第4节 近代中国的国际红十字运动

　　第5节 孙中山和红十字会

　　小结

　　第3章 《实业计划》的时代位相――中国经济开发计划的背景和工程师们

　　第1节 《实业计划》发表的经纬

　　第2节 《实业计划》诞生的时代背景

　　第3节 来自英文读者的评价

　　第4节 《联太平洋》与孙中山

　　第5节 在中国的工程师们读《实业计划》

　　小结

　　第4章 孙中山与工程学――太平洋时代的上海港

　　第1节 浚浦局的上海大筑港计划

　　第2节 孙中山的“东方大港”计划

　　第3节 张謇的水利事业

　　第4节 “东方大港”计划和张謇

　　小结

　　终章 近代科学思想与孙中山

　　第1节 孙中山的科学观的形成

　　第2节 连接科学和哲学之间的桥梁

　　第3节 孙中山和哲学

　　结束语

　　补论 孙中山和南方熊楠

　　引言

　　第1节 熊楠科学观的形成――走向“贯通日汉洋”之路

　　第2节 围绕民俗学和近代科学的对话――伦敦时代

　　第3节 围绕植物学的对话――和歌山再相会之后

　　完结

　　三、引言和绪论孙中山思想的示意图

　　作者在引言的第一句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以‘孙中山和科学’作为主题”。又指出，对于作为革命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名的孙中山来说，这里将他与“科学”联在一起，可以预想读者会有如下的反应。第一，这里所说的“科学”会令人联想到“科学社会主义”，或者揭示现代中国指导理念的“科学发展观”，一旦有这样的联想，“孙中山和科学”这个主题就蕴含着极其强烈的政治性。实际上，在以往的孙中山研究中，根据时代的变化要求，试图用“科学”一词来解读其政治思想和行动的也不少。第二，从近代日本开始普及到汉语圈的所谓“科学”一词到现代，“科学”一直主要指称“自然科学”，所以有人会把孙中山的“科学”看作“自然科学”。但该书并非从以上两个意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自然科学）来指称“科学”，而指称的是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因为这是最初在欧洲以拉丁语scientia所指称的“科学”的原义。所谓“孙中山和科学”的“科学”，就是指的是这样的“广义科学”。虽然孙中山本人通晓“广义科学”，但是并没有从事特定领域的科学研究。因此本书并不将孙中山视作专门的“科学家(scientist)”，而视作“科学人(man of science)”之一。“科学人”就是将科学作为统摄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原理的人。如果孙中山真是这样的“科学人”，则其以“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在深化过程中定会架起通向哲学的桥梁。因而就孙中山思想“由科学到哲学”的发展进行考察，这也是本书的最终研究目的。

　　“绪论”部分，首先回顾孙中山去世之后迄今各国研究孙中山的历史，在概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描绘的“伟大的革命家”的基础上，以“科学”为关键点，重新构筑孙中山的形象。作者指出，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不但被中国人、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还由于他长期在海外的革命活动的足迹和影响，无论他生前还是去世后，都受到广泛的关注。作者利用了以往研究者统计编辑的孙中山研究目录，指出直到1997年，中、日、韩、英、俄、法、德等19种语言写出的孙中山研究的论文、著作、资料集、包括音像资料在内的孙中山研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令人感慨。不过，正是因为不论时代，不论国别，孙中山被视作伟大的革命家这一特征，无论他活着还是去世后，即使是在中国，对他的评价和看法亦伴随着时事的、政治的、社会的状况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他的形象亦不断在变化，有时甚至很矛盾。不过，在已有庞大的孙中山研究的基础上，即使今天用“科学”的话语来解读他的思想，也并不认为新奇。因为，从将“民族、民权、民生”而形成的“三民主义”解释为“伦理、民主、科学”的“本质的”蒋介石的言论，就是其先驱。更进一层，按照唯物史观将孙中山思想阐释为科学的唯物论，将孙中山视作在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近代科学的正确的理解者等各种言论不断出现，尤其近年来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视作科学技术振兴的提案的言论更是不少。尽管如此，却难以见到关于他自身的科学观的研究。本书，将暂时舍弃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形象，将其对“科学”的对应置于“科学时代”而丰富其思想，并且将其思想置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近代科学思想的潮流中，分析其科学观的形成；更进一步，将科学作为线索，追寻其思想的深度和深化――即构架起从科学到哲学的桥梁，并进行其特质和意义的考察。

　　孙中山所经历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是各种科学知识与技术飞跃发展的“科学时代”。这一时代是科学被分类制度化的时期，也是科学的大众化和广泛应用的时期。对于后者，西方将其称为“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这种对于科学的全新认识不容忽视。在现代，“大众科学”给人以“通俗科学”、甚至有些“似是而非”的印象。但须知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大众科学”曾被认为是专家知识探索的结晶，且建立在教育制度的普及和出版媒体发展的基础上，其信息足可信赖。更重要的是，“大众科学”的普及使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变革，从而开启了解释科学思想的社会性、政治性、宗教性意义。孙中山结合这样的“科学时代”的世界潮流，首先吸收了各种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并试图在中国推广。由此作者认为，孙中山并非一个科学研究者，而是一个好的“科学利用者”。此外他还在这一基础上，试图构建一套后人所谓的“科学哲学”。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作者对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目录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藏书数量的多少依据顺序是医学、科学技术和哲学，哲学的藏书数量之高甚至令人感到意外。另外，属于人文科学类的历史和宗教类的书在孙中山藏书中数量亦不少。故从孙中山的藏书目录中可以看到其思想的示意图，其思想的构成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广义科学”。这是了解“孙中山和科学”的出发点。

　　四、第1章孙中山的科学观――其原点和到达点

　　该章内容，[④]主要是解明孙中山的科学观的原点和到达点，强调其科学观的原点，并非是从中文知识开始，而是直接由英文知识开始。

　　作者首先指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础教育是古典著作《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所谓的科学是指“格物致知”，而孙中山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是从英文开始的，故他的科学观的原点不是“格物致知”，而是英语词汇中的“科学(science)”。作者重点通过探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接受的医学教育的理念和问题意识所在，解析其科学观的原点。1887年10月1日开学的香港西医书院，完全是用英语进行授课的学校，作为学校支柱的三位人物何启、孟生、康德黎，是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该校创办于1495年）医学部的同窗生（尽管何启是中国人，但他于1872年就赴英国留学，直到1882年归国定居香港），具有相同的理念和问题意识。故西医书院作为医学教育学校的组织结构、制度和教学计划等，均是遵循的英国准则，所谓“本校的授课教程完全与英国医学校的规定一致”，将教授“医学所有的学科”。担任西医书院教学的教授队伍阵容强大，它包括香港殖民政府公立医院的医师，伦敦传道会所属的传道医师、香港英国陆海军的外科医师等等各路医学专门人士。更引人注目的，是所有在西医书院执教鞭的教授均是作为志愿者，不从学校领取任何报酬。孙中山是西医书院创建时的第一届学生，而他在入读该学校之前，已有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学习一年医学的经历。西医书院第一届学生共有11名，而当5年制的学业完成毕业时，获得毕业证书的仅有2人，孙中山则是其中一人，其毕业时的综合成绩表显示，在全部12个学科中，获得“优等”的有10科，“及格”的有2科，总评价为“最优等”。作者指出，孙中山之所以取得如此优秀的成绩，首先得力于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在夏威夷所接受的英语教育，以及进入西医书院之前已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学校用中文接受过医学的基础教育，再加上其个人强烈的学习意欲和不断地努力。1892年7月，西医书院为第一届毕业生颁发毕业证的同时，孙中山还获得了在内科、外科和产科行医的资格证书。作者通过分析西医书院当时授课的具体内容，以及执教鞭的教授们在医学方面的专业特长和教育理念，指出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所接受的医学知识，虽然还不能说其与19世纪后半期欧洲医学界最先端的发明同步，但是它仍然可以说这种知识在当时属先进。通过用显微镜观察细菌等知识的学习，以及通过孟生、康德黎和伦敦传道会医师等医学专业知识并不输于欧洲本土的教授的教育（孟生是当时世界知名的热带传染病学研究者，康德黎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相信孙中山在西医书院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的医学知识，还有一种要将医学（科学）传播到大众社会的使命感和意识。尽管还不能说孙中山在西医书院已经被培养起了进化论或者社会进化论的思想，但他在此时期内读过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则是肯定的，由西医书院的建校精神，以及由执教鞭的教授们传授的医学是能够推进社会进步（=进化）的科学和促进社会改良的进步史观，孙中山是接受了的。

　　1918年7月，孙中山由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之位上退下定居上海，专事写作活动，其关注点转向科学。如此时他曾写过一信给儿子孙科，说他正在阅读一本名为《细胞的知性》的书，此书的思想极其新颖，是现代学者的著书，等孙夫人读完后，就寄给孙科读，并请其务必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开阔中国学者的视野。《细胞的知性》是美国人勒鲁斯・库普里的著作（中国学者将书译为《细胞的智能》，作者译作圭哇里）。库普里在承认生物进化法则（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同时，反复强调进化不是偶然（突然变异和自然选择）而成的，而是细胞本身的知性（即存储记忆、基于明确目标的判断和行动能力）所发挥出来的结果。库普里此说给孙中山深刻的影响，次年的1919年，《孙文学说》中即出现“生元”一说。孙中山用“生元”一词代替“细胞”，事实上是要强调生物最原始的存在状态。《细胞的知性》指出“细胞的复合体形成共同体或者共和国”，而《孙文学说》则指出，人体可视作“由生元构成的国家”，因为在最高度地进化了的生命体中，一个一个的“生元”各自完成知觉、传达和运动等功能，保持一种理想的协调状态，而这恰相当于国家的状态；在伴随着进化的国家之中，作为“生元”的大众分化为三类，所谓“知的生元”，即“先知先觉”（发明家），“传达的生元”即“后知后觉”（鼓吹家），“动的生元”即“不知不觉”（实行家）。故孙中山把“生元”说与进化论相结合，试图以此对宇宙诞生到人类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历史进行科学把握；如同生命体中“生元”一样，人类进化的原则是相互扶助，故人类进化的目标是“天下为公”。总之，孙中山的“生元”说认为，所有的“生元”（细胞）都具有知性存在的特点，故可以通过“生元”生命体的调和，形成有机的身体，无论国家、社会、人类的关系均是如此。这样，“生元”说成为一种科学哲学，而超出生物学的范畴。因此作者以《孙文学说》提倡的“生元”说为孙中山科学观的到达点。

　　五、第2章孙中山和医学――《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翻译和出版

　　该章以孙中山于1897年在伦敦翻译出版的《救伤第一法》为线索，解析孙中山从医师到革命家身份转换，以及其所具有“科学的倡导者”觉悟的过程。

　　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获得内科、外科和产科的行医执照后，先是在澳门的镜湖医院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开设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医疗诊所“中西药局”和“孙医馆”。镜湖医院是为澳门的贫困的中国人提供医疗的慈善医疗机构，中西药局则是为中产阶级以上的中国人提供医疗，而孙医馆则是为葡萄牙人和澳门葡藉人提供医疗，孙中山每日分别在这三个地方工作，其工作极其繁忙。虽说要把握此期孙中山作为医师的全部实态比较困难，但作者认为通过孙中山在此后不久翻译《救伤第一法》之事，可以窥见从“医师・孙中山”到“革命家・孙中山”的转换点。因为《救伤第一法》是作为孙中山的医学实践唯一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

　　1895年10月，由孙中山参与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海外，医师职业的废弃是自然的。一年之后，他亡命到英国伦敦而不幸被清使馆“幽闭”，当被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代的恩师康德黎先生竭力解救出险后，其有8个月的时间在伦敦。其间，孙中山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阅览室读书，后来其发表的“三民主义”被认为是他此期读书和思索的成果，而《救伤第一法》更可视作此期其探求知识的一个成果，解明其科学观的一条线索。当孙中山于1896年10月23日被从清使馆解救出来后，其事情的前后被伦敦各大报纸所报道，而因此由中国的亡命者一变而为伦敦的知名人士，他利用此机会在伦敦的舞台上展开活跃的社交，此包括他结识《救伤第一法》的作者英国人柯士宾，后者亦是孙中山此际在伦敦的一个知己。柯士宾（1848―1936）出身于外科医生的家庭，曾担任过英国海军炮兵志愿队的外科医生，当时其职务则是王立外科医师协会特别研究员、圣约翰急救队伦敦队外科主任、圣约翰救护会讲师兼考试官等。《救伤第一法》的出版时间不明，第2版出版于1890年，此后法、德和日本出版了译本；由于英文的第2版已经绝版，故1894年出版了第3版。而孙中山是根据该书第三版翻译的。据康德黎夫人的日记，从10月31日开始，孙中山被柯士宾邀请赴其宅作客3日。大约是受柯士宾热情的怂恿，孙中山决意翻译柯的书。对于孙中山而言，他对急救医疗知识并不陌生，因为早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康德黎就在西医书院教授过急救医疗的课程，1891年1月，当香港殖民政府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康德黎还率领西医书院的中国人学生救护队参加典礼，或许孙中山亦在此队伍之中。故孙中山不仅具备近代西方的医学知识，恐怕还体验过急救活动的实习。柯士宾了解到这些，他大概认为孙中山是将其书翻译成中文的最佳人选吧。

　　之后，孙中山译成的中文版书命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约于1897年6月出版，因为在该年6月28日他将此书赠送给视为“知音”的同在伦敦的日本人南方熊楠和田岛、镰田三人。从着手翻译到出版大约经过7个多月时间，书是由伦敦的东洋印刷所出版的，时间在孙中山离开伦敦前夕。作者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寻觅到《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第一版，书的扉页上有用英、中两种文字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献辞。中文献辞：“奉特旨赏准是书表志大君主大后帝登极六十年以来所被之深仁厚泽以申微忱并印行以加惠大君主宇下所属华民及广传寿世寿民之意”。《救伤第一法》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为在日常生活中紧急状态下为突然出现的伤病者提供救助，以提高伤病者的救命率。简言之，是向大众普及医学技术知识的快速简易方便的医疗书籍。作者将孙中山译中文书中的医学专用名词与英文版、日文版以及19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南方活动被誉为西方医学书籍翻译第一人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医生合信所译数种医学书、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活动的德国传教士罗存德1897年编《新增英华字典》、孙中山就读过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医学校的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所编《西医新法》等书中医学专用名词列表相比较，指出孙中山的译文受到嘉约翰《西医新法》的影响较大，而他在译文中亦有对自己所掌握医学知识的发挥，但并不能看出他参照过日文译本。孙中山因自幼置身于英语环境，当时还未曾在日本长期生活，故未曾想到参照日译本，这也不足为奇。另外，孙中山将原英文的《救伤第一法》命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而称柯士宾为“红十字会总医员（或医生）”，他应该是了解甲午战争中英国传教士医生克里斯蒂在牛庄等地组织红十字会活动，救援中国伤病士兵，以及日本亦在战争中利用红十字会救助伤病者等活动。再，发表孙中山写给李鸿章的《上李傅相书》的1894年10月期的《万国公报》上，在报纸主办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介绍甲午战争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了“红十字会”一词。可以想象红十字会的活动和宗旨给孙中山以深刻印象，将译书命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很明确他将红十字会与自己的国家联系起来。

　　最后作者指出，孙中山在赠送给南方熊楠《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扉页上题字：“恭呈南方熊楠先生大人雅政中原逐鹿士孙文拜言”，此举就如同研究者黄宇和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孙中山已经看到此书将在今后的革命军中发生作用，至少他确信自己的翻译将来可资中国利用。总之，翻译出版《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既显示了孙中山所拥有医学科学知识的先进性和水平，又显示他已经具有向大众普及医学科学知识，即面向大众的“科学的倡导者”的觉悟。可以说他的目的是熏陶和教育人们遵循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行动，并将科学应用于日常生活。尽管以后他的活动脱离了医学的领域，但并非说明其活动的目的意识和思想已经与科学无缘。更进一步说，其后孙中山所倡导的“科学”，不仅在自然科学，还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等各种领域，而与人们的思考、生活直接相关。

　　六、第3章《实业计划》的时代位相――中国经济开发计划的背景和工程师们

　　该章主要是检讨“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所描绘的最初蓝图”，而在现代中国占有特别位置的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写作和发表的背景和过程。

　　作者指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尚未看到他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成果就去世了，他在遗嘱中提出继承其遗志的同志须依照他的著作行事，而他提到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建国方略》。《建国方略》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实业计划》，[⑤]虽然是孙中山为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绘制的蓝图，但到1979年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重视它，研究成果陡增。不过，已有的研究并未充分地检证《实业计划》的写作出版过程。作者通过讨论《实业计划》的写作出版过程、《实业计划》在西方国家引发的英文读者的回应和反响等问题，试图从领先环太平洋区域的工程师们的视角重新审视《实业计划》，以此从新的侧面剖析孙中山的科学观。

　　《实业计划》亦是孙中山由广州军政府大元帅之位上退下定居上海后，专事写作活动期间所写作的。此际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孙中山就确信：“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乃开始着手“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1919年2月初，孙中山完成了后来被称作《实业计划》“绪论”部分的英文底稿，[⑥]上海的英文杂志《远东时报》3月号首篇即以《中国之国际开发：辅助战后产业再建的一个构想计划》为题将其刊发。之后，《实业计划》的其它章节，亦被《远东时报》从1919年的6月号到1920年的11月号分6次刊发。《远东时报》是“关于远东的工程学、金融、贸易的月刊评论杂志”，其纲领是“致力于远东各国产业发展与贸易促进”。报纸不但给居住在中国国内的英文读者阅读，据报纸的创办兼编辑出版者美国人李亚说，每月有3000份左右的报纸还分别寄给美国国内的远东铁道企业家和实业问题权威。日本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每月的报告书《经济资料》，亦定期刊录《远东时报》的消息。自辛亥革命之后，李亚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关系，他向孙中山表示愿意支援新中国的国家发展事业，尤其是全国铁路网的建设，《远东时报》为推进孙中山的铁路计划，曾展开过积极的舆论宣传。《实业计划》的“绪论”甫经完成，就最先由《远东时报》刊发，正反映了李亚与孙中山的这种关系。而与《远东时报》几乎同步发行《实业计划》“绪论”部分的，是1919年3月7日上海的《民国日报》，题名为《孙中山先生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之后，中文的《实业计划》的其它内容，则由该年8月创刊的《建设》来陆续刊发了，一直到1920年12月其停刊为止。《建设》是孙中山主导在上海创办的月刊杂志，“建设社”是编辑和总发行人，章程说明其性质是“以从精神上物质上谋国家及社会之建设及革新为目的经营译著出版事业”，国民党的笔杆子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廖仲恺和朱执信均是其撰稿人。由刊发于《远东时报》和《建设》的《实业计划》标题比较，可知孙中山将《实业计划》的内容用英文完成一部分后，即交前者刊发，再由建设社组织人员执笔翻译和编辑后，用中文在《建设》刊发。故后者刊发的《实业计划》题名有统一性，并均刊发于卷头，又可知《建设》是专为刊发《实业计划》而创刊的杂志。

　　《实业计划》在杂志上公开前后，孙中山曾将“绪论”部分的英文原稿寄给各国要人，展开了对他的计划的宣传活动。作者分析了几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表示赞赏和支持的欧美人的反应。当时居住在罗马的美国人艺术家轩特力・安得生就高度赞赏孙中山的计划。安得生正在提倡建立包括艺术、科学、宗教、工商业、法律等与人类活动相关各领域在内的所谓“世界交流中心”的国际机构（故有时他被称作“都市计划家”），他致信孙中山，已经将《实业计划》的“绪论”转交美国总统威尔逊。孙中山期待通过安得生获得美国实业界的援助，安得生则期待孙中山在中国介绍他的“世界交流中心”计划。的确，上海的《建设》杂志上曾一度刊登过《世界中都计划》作为“世界交流中心”的介绍，不过此事并未有什么结果。除了安得生之外，赞同孙中山的计划并尽力想支持它实现的是当时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思，后者甚至对前者的计划还提出详细的富有建设性的见解，孙中山接受和采纳了芮恩思的意见。芮恩思不仅高度评价“绪论”，而且派商务部特别委员威瑟姆前往孙中山制定的“北方大港”新港计划位置及其周围进行实地考察，而推动建设该港。虽然该计划最终未得实施，但从《实业计划》单行本收入的芮恩施方案可一窥其概要。事实上，孙中山在写完“绪论”后，极有可能是参考了在《远东时报》上刊登的上述威瑟姆的文章《港湾开发对产业的影响力》。原来在《实业计划》的“绪论”中，孙中山第一个列举的计划是通过完善铁路、道路、运河网、河川等“交通之开发”，第二个计划是“商港之开辟”，继之是扩建城市设备、工矿业和农业之发展、培植森林、移民之计划等等。但在之后公开的《实业计划》的第一到第三计划，则分别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大港的建设和改良，以及与此相连的铁路、水运网的改善、移民计划、工矿业发展等等，而十万英里的全国铁路建设规划则退后到第四计划。这并非铁路建设计划对孙中山已不再重要。毋宁说，他所描绘的全国交通网已不再仅是对国内经济发展有效发挥推动作用的动脉，这种看法基本上与威瑟姆一致。同时，孙中山应该也参考了同一时期《远东时报》刊载的《中国开发水陆交通的组织发展的必要性》、《与中国港湾连接的铁路》等以铁路和海运为题的论文。总之，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内容并非是他闭门造车的产物。

　　另外，自称“铁路专家”的美国人碧格亦对孙中山有所影响，他通过《远东时报》向孙中山致信，高度评价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并说明他即将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杂志《联太平洋》上发表论文《中国铁路建设的可能性》。《联太平洋》是“以实施国际规模调查为己任的财政经济月刊杂志”，出版人为美国人伏赉莎（今译“费莱煦”），虽然是英文杂志，它辟有日文栏和中文栏，“不仅未局限在翻译英文新闻的层次，还单独登载中日两国人民的关心事项”。碧格在《联太平洋》1919年8月创刊号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铁路计划不仅仅局限在金融、工程学或政治战略的范畴，还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手段。”而10月发刊的《联太平洋》第2号中文栏就登载了《孙文之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文，此乃上海8月创刊的《建设》上登载的《建国方略：发展中国实业计划第一篇》的概要。《孙文之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一文以之前登载的碧格的论文和碧格给孙中山的信函为依据，强调了二者主张的共通性，由此可以了解碧格将孙中山及其言论介绍给了《联太平洋》杂志。之后，该杂志中文栏再登载了署名孙中山的文章《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以及响应《实业计划》的《孙中山之借款意见》、《南支那地方铁道计划》（此是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发表的《南支那地方铁道计划》的汉译，以作〈发展实业第三计划〉之参考文献）等论文。到1920年1月号，《联太平洋》英文栏中，孙中山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政治家与产业界的领导人”名单中了。因此，《联太平洋》非但是在中国之外最早介绍《实业计划》的外国杂志，它还成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向生活在“联太平洋”区域的华侨和留学生宣传和普及的渠道。另外在英文栏中，虽然没有登载直接论及《实业计划》以及关于孙中山的文章，但它刊登了很多关于中国开发计划的新闻，其新闻来源之一是前面所提及的美国人威瑟姆。除此之外，1922年2月号杂志还刊登了威瑟姆的论文《上海港：中国的跃动》。作为一名港湾专家，威瑟姆将视野从处于扬子江入海口的上海扩展到中国各地的大小港湾，俯瞰整个中国港湾的建设。威瑟姆提出在中国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置三大中心港口，再以各自为起点建设通往内地的交通网，以便达到推动经济发展目的的构想，这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内容基本吻合。由此可以看到，如前面已指出，发表在《远东时报》上威瑟姆的文章《港湾开发对产业的影响力》，曾经对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后面部分产生影响，而此际孙中山关于三大港的计划亦对威瑟姆所描绘的中国港口和交通网的蓝图产生了影响。作者指出，工程学门外汉的孙中山的计划，并未与肩负“太平洋时代”的工程师威瑟姆们的见解发生矛盾；最早从应用科学领域医学开始学习和濡染科学的孙中山，顺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将工程学也纳入其“科学”视野，并撰写了《实业计划》。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为提倡“民生主义”所书写的《实业计划》，正是位于“民生(civil)”和“工程学(engineering)”的结合空间，此正是该书的价值所在，也正是可以将《实业计划》作为“工程学之书”来阅读的理由。

　　七、第4章孙中山与工程学――“太平洋时代”的上海港

　　该章从工程学的视角解读《实业计划》，并主要聚焦于“东方大港”（上海港的开发）的计划，[⑦]进一步检讨“孙中山与工程学”的命题。

　　作者指出，2005年12月位于杭州湾的洋山深水港开港了，一时有很多的研究言及洋山深水港的原型就是孙中山提出的“东方大港”。“东方大港”的计划，是孙中山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实业计划》中的第二计划的开头部分，虽然，取代已有上海港的新港的建设构想的确与洋山深水港有一致的地方，但新港的建设地和建设方法未必一致，事实上，洋山深水港是孙中山“东方大港”计划的扩展。如同前章提及的，《实业计划》是对20世纪初“太平洋时代”――即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与大西洋地区国家匹敌的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的时代――的呼应。作为担当太平洋时代开拓者的工程师们的构想，事实上被孙中山编织进了他的计划之中；而孙中山的提案，事实上也传达给了萌芽时期担当中国工程学的人们。在孙中山的构想中，以十万英里的铁路网为国内的交通网，而以北方、东方和南方的三大港口作为与外洋海运网的门户，推进中国的实业开发。故孙中山将三大港的开发计划置于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将全国铁路网的建设计划置于第四的位置，乃在《实业计划》之中，处处体现出水利计划的重要性。本章作者以《实业计划》作为“向工程师们展示的企划书”来进行解读，并以解明“东方大港”计划提案出台的背景和经纬作为第一目标。因为当时在上海，关于上海港的建港问题中外各界已经广泛关注，工程师们的各种提案也被留存下来，故可以将孙中山的提案与之比较。孙中山是如何将从工程师们那里得到的情报进行咀嚼，并将其编织进自己的计划？这些应该是探讨孙中山的科学技术观的重要线索。

　　自1843年上海开港，各国外商就同感黄浦江下游愈益堆积的泥沙阻碍船只进港，影响中外贸易，经过长时间与中国政府的交涉，终于在1905年上海地方政府与海关合作成立黄浦河道局，疏浚黄浦江下游的泥沙，但该工程尚未过半，黄浦河道局即因资金短缺而被撤销，之后1912年重新成立。而该局又经过长时间调查，到1919年3月提出各种方案以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其中有重新在杭州湾海岸的附近奉贤，或者在上海东部的南汇嘴等地建设新港的计划等方案。正是在这些所谓“上海港未来的开发”新方案引发多数媒体的关注和宣传，引起寓居上海的外国人广泛注目的5个月之后，孙中山发表了他的“东方大港”计划方案。孙中山的“东方大港”计画，是在离现在上海港约90公里的杭州湾的乍浦到其西南的澉浦之间建设新港。其在此地建设新港的理由有五点：第一，没有泥沙的淤积，可以保证足够的水深；第二，因为是完全未开发的地域，可以利用最新的技术以及新城市的规划和产业开发计划；第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整备，具备连接长江流域各地的交通的便利性，可以达到与上海同等的效果；第四，与上海比较不但土地价格低廉，而且不担心会废弃已有的建筑设施；第五，该计画的第一期开发可以利用国有土地，以此降低开发所需要的资金，第二期以后的开发资金则可以利用已开发区域内地价的升值部分，即低成本高收益的开发。新港建设分五期开发，全部完成后乍浦周边地区将成为近代化的港湾城市。就在孙中山“东方大港”计画发表后的翌月，寓居上海的外国人便有“孙博士提案的各种计画，基本已在前浚浦局的调查计画之中”的说法。作者就此指出，仔细阅读孙中山的计画和浚浦局的调查计画，的确后者计画中的调查数据被前者所利用，但前者的计画并未局限在后者的框架内，而更多的是为了证实自己计画的客观性，而积极利用了后者计画中的数据资料。更值得注目的，是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中，保留有浚浦局出版的调查报告书英文13册，中文2册，前述《上海港未来的开发》中文版是出版于1918年，孙中山“东方大港”计画中5个与浚浦局相关的记述有4个出自其中，而浚浦局的《上海港调查研究》报告书（英文，全5册，1921年出版）是在孙中山“东方大港”计画发表之后，此事说明围绕上海港的讨论引发更多的关注。另外，在孙中山故居的藏书浚浦局的15册英文出版物中，有5册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的，这个事实说明孙中山生前充分阅读了浚浦局的出版物，而在其去世后宋庆龄作为对其的怀念，继续收藏浚浦局的出版物。总之，尽管孙中山的“东方大港”计画参考和利用了浚浦局调查报告的数据，但最终“东方大港”计画是在浚浦局计画案之外独立的方案。

　　与浚浦局方案是将上海作为国际贸易都市令上海持续发展不同的，是孙中山的将港湾建设与都市计画结合在一起的在杭州湾建设“东方的纽约”的“计画港”的宏大方案，他将缔造内陆市场、制造业中心以及国际金融和物贸业流通中心的功能托诸于新港的建设，故在“东方大港”计画案中，上海港的改造建设意味着黄浦江大规模的河道变更，上海的旧街市将从面对黄浦江的一面大大后退，以及将原来城市的中心向浦东转移。而浚浦局的方案更着眼于上海港水深不足的问题，重点在解决阻害上海贸易发展的物理性因素――黄浦江口的泥沙。故孙中山的“东方大港”计画案是有“革命”性的，首先它将视野置于中国整体的发展和国民生活的提高；其次是将新港的建设作为一个起爆点，带动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全体实业的发展，如果此点能够实现的话，它将会弥补上海的损失而影响外国实业家。另外，以新港作为中国经济的中心而取代已经被掌控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的上海，在这里是否也能够看到孙中山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呢！第二，在孙中山“东方大港”计画案中，将开拓地的获得及其利用为耕作地作为长江河口整备的重点项目，这是非常出色的思考。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的地价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是孙中山多年来主张的平均地权的核心，故它并非是新的观点，再说在浚浦局的方案中，作为新港建设的一环也有开拓地的获取。不过，后者的着眼点是工商业用地的获取，并未考虑到农业用地；而前者则考虑将长江下游的水利机能，由清末以来的旧有灌溉水利中心转移到为贸易商业活动的流通领域的基地，所谓“上海港所诅咒的泥沙，在滩地则是上天的赐予”。一举实现长江口水路的确保与农业用地的扩大的孙中山的计画，是继承了当地人常年经营水利事业的经验。换言之，孙中山“东方大港”计画案的背后，不仅有浚浦局的调查报告，还有中国人常年水利事业经营的经验。作者在此举出了张謇在民国后的治淮水利活动。虽然，在孙中山的计画案中，并未见到关于张謇治淮水利活动的文字，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中亦未见到相关内容的文献，但是“东方大港”计画案的内容的确与张謇的水利事业有关联，要说是二者之间有影响，不如说二者之间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有着一种呼应的关系更恰当。

　　八、终章近代科学思想与孙中山

　　该章是对前面各章内容的概况、总结和进一步解析。

　　第一节“关于孙中山的科学观的成立”。作者认为，孙中山的科学观主要是通过阅读吸收科学知识，并在将这些知识运用于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的过程中成立的。作者再回到上海孙中山故居的藏书中自然科学书籍类方面，指出这些书籍的34名著作者中，除两名为教会人员、4名是小说家、诗人外，其余全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职业科学者，如物理学5名，天文学4名，自然史学3名，数学、植物学、心理学各2名，动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化学各1名，领域非常广阔。另外，作为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科学”知识源泉的丛书也有很多。作者再特别指出，如《实业计划》就是通过阅读而综合利用了书籍中的知识的产物。在孙中山故居的藏书中，被誉为“美国交通学之父”的经济学家琼斯・艾莫理・理查德（1864-1950）的著作全5种6册中，3册上有孙中山亲笔署名，孙中山一定从这些书籍中得到与作者相同的感受。

　　第2节“构架科学和哲学之桥”。作者再次指出，《孙文学说》中的“生元”说明确显示，孙中山不仅相信科学终将阐明人体的功能系统，而且重视生命整体内在的协调性和发展潜能，所以反映了孙中山的科学哲学。在孙中山的藏书中，除有《人体》、《生物学的哲学》等生物学研究者所写的书籍外，还有20世纪上半叶法国重要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和宣扬理想主义人生哲学的哲学家欧肯・鲁道夫・克里斯托弗（1846-1926）等人的著作。这些哲学家，作为“生之哲学”的倡导人，都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被介绍进日本。而1914年11月正在东京的孙中山的一次购书中，16册（15种）书中哲学（包含宗教）的书就有15册，其中柏格森的英文概说书有3册，欧肯著作的英译书和英文概说书分别为4册和1册。这是孙中山从以往倾向于购买政治、经济类书到集中购买哲学类书的一次转向，恐怕此次在东京通过阅读与宣扬“生命主义”的哲学家们的相遇，加深了其探求“生之哲学”的愿望。哲学史上所谓“生之哲学”，不同于强调理性的合理主义和主智主义，不仅重视作为直接存在的“生命”和个体的生命活动，更有一种从共同体的存在和原始的生命的冲动去直观地理解的立场。可以说，通过“科学”的观点把握了从细胞（生元）到人类个体生命过程的孙中山，更扩大了其“生之哲学”的视野，而构筑了面向更大“生命”的成就的实践哲学。

　　第3节“孙中山和哲学”。孙中山将吸收的科学知识作为精神食粮，最后形成了他独自的“生之哲学”。不过，这种从科学到哲学孙中山思考的向量，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潮流亦相一致。作者在此将孙中山的思想置于“科学时代”进行解析，并首先将此种解析的前提，即19世纪关于“科学”、“哲学”两个词汇放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以及围绕两个词汇的同时代的议论进行说明。作为翻译语的“哲学”、“科学”两个词汇，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20世纪被固定化于中国语了。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关于两个词汇的概念，自然也带给中国人影响。如果将目光移向与《孙文学说》同时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看到在那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成为论争的主题，两者基于对立，即所谓“科学派”和“玄学派”的论争。此论争亦将代表西方的物质文明与代表儒教的中国传统精神文明置于对立的立场。而在孙中山身上，虽然并未留下其积极投身于此场论争的痕迹，但在其“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却屡屡言及欧美的物质科学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大学》的八条目）的对比。但那只是讲演过程中需要把科学的范围暂且界定为物质文明，以论证中国政治哲学的优越性而已，与讨论科学是否可能关涉人生观的形成这一形而上学问题，属于完全不同层面。总之，对于孙中山而言，其哲学是将由通过科学所蓄积的知识置入实践而形成的统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须要反复强调的是，孙中山关于科学的知识主要是通过阅读大众科学的书藉而得到的，其离专门的科学家还有遥远的距离。虽然柏格森说过“哲学开始于科学的终结”，但于孙中山而言，哲学是替代由“科学”机械地积累的方法，而欲将世界和人类缔造成“活生生的整体”的学问，欲要得到“统一的人生观、世界观”，除叩问“生”的姿态的哲学外别无他法。孙中山从接触科学以来就持续抱有的对“生”的强烈关心，构架起从科学到哲学之桥。

　　结束语。作者总结，全书是考察孙中山如何将同时代的科学置于自己的视野，再吸收和运用这些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在科学的基石上构筑哲学的过程。作为革命家来说，孙中山的哲学的本质是为了革命运动的行动哲学，这是自然的。然而，在这种行动哲学的原点上，还有应该被视作为 “生之哲学”，这不能不被考虑为这是他一贯围绕着科学而思维的结果。对于孙中山而言，“生”既不是由分析者的眼睛所观察到的纯然的客体，也不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思辨所得到的抽象的存在。立足于科学，希求于在个体的人和国家生命体之间进行调和的孙中山的哲学，既不同于将生命视作为类似机械一样的机构的唯物主义，又迥异于将一切还原为生命这一创造原理的形而上学的生命主义。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之一冠以“民生”之词，就是“为在科学的范围内以它适用于社会经济”，将“民生”定义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大众的生命”，亦表明了其独特理解的“生之哲学”。这样“哲学”，今天也有很大意义。

　　作者指出，日本的科学哲学研究者们认为，贯穿于科学革命、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的近代文明本身，现在正面临彻底反思，并预测说在根本上决定当今文明转换的是“环境革命”，而“环境革命”将实现的课题之一是自然观、世界观的变革。他们也认为，这个变革的开始，首先是承认“我感”（感情）是自我的根源，并了解“我感”的根本是无可否认的“我生”（生命）。作者认为，如果真是如此，如下责任就是生活于现代的我们应该承担的，即继承孙中山的“生之哲学”，把他曾注目审视的生命活动置于地球这一大环境中重新把握，并将“生命”的领域扩展到人所处世界的每一角落。

　　九、补论孙中山与南方熊楠

　　该书最后还有一章“补论孙中山与南方熊楠”。作者指出，南方熊楠（1867-1941）是日本著名的博物学和民俗学家，其研究业绩享誉全球。他比孙中山小一岁，于1886年先赴美国，再于1892年由美国赴英国留学，其间到南美各国采集植物标本，尤其是菌类和地衣类标本。到英国后，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馆读书和研究，从1893年开始在英国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论文，成为英国科学界的名人。据南方熊楠的日记，1897年3月16日，他与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东洋图书部部长道格拉斯的房间见面相识，之后直到7月孙中山离开伦敦前往日本，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在大英博物馆和各自的宿舍频繁会面交谈，并共同到伦敦植物园和自然博物馆等处考察以及游览伦敦市区。在伦敦期间，孙中山曾赠给南方熊楠两册书，一册是前面已经提及的其在伦敦刚刚翻译出版的《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另一册是《原君原臣》。后者是被称作“中国的卢梭”的明末清初人黄宗羲（1610-1695）著《明夷待访录》的摘抄本。1901年2月因惠州起义失败亡命日本居住在横滨的孙中山，听说南方熊楠从英国归国居住在家乡和歌山，乃特地赴和歌山看望熊楠，并在那里停留了两天。在熊楠的遗物中，有8通孙中山在与熊楠在和歌山会面前后用英汉混合文字致熊楠的书简。另外，在熊楠的日记中亦有关于孙中山的记载。孙中山在与熊楠会面后，还为熊楠书写了给他在日本的支持者犬养毅的介绍信。信中先介绍熊楠其人：“留学欧美近二十年，博通数国语言文字，精深哲学理学，其大名每每为欧洲专家所惊倒。”由此可知孙中山对熊楠的尊崇。作者对熊楠在博物学和民俗学方面的成就略作了介绍，并说明孙中山与熊楠交往的根基是“科学”，分析孙中山致熊楠的8通书简内容，“科学”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能够为此论点提供有力的一个证据，是2007年8月在熊楠的后裔移交给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保存的熊楠的菌类和植物标本中，有一件孙中山从夏威夷专门为熊楠采集的地衣干燥标本。这是孙中山1901年从亡命地日本离开到夏威夷后，为熊楠采集并寄赠到日本的。在1901年6月25日熊楠的日记中，亦有收到孙中山来函的记载。孙中山函中有说明地衣标本是“在夏威夷岛上采集的，可能不甚珍贵，但借以聊表对您的思慕”等内容。之后，熊楠与孙中山之间有关于此件地衣标本的各种问答的书简来往。在熊楠一生所收藏的地衣标本中，孙中山所赠此件标本成为数量极少的海外采集品之一，可见熊楠对其的重视。尽管孙中山在赠熊楠地衣标本之后两人之间再没有书简来往，彼此亦再未有会面，但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熊楠对孙中山长期所追求的革命事业一时的成功发表了赞赏的评论，甚至在1941年4月10日，离熊楠去世前8个月，他还在日记中写下“梦见与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见面”的文字。熊楠和孙中山在19世纪“科学时代”，二人的交友和对话是围绕着由显微镜观察和采集的对博物学的关心所触发的，故“科学”是联接二人的纽带。

　　以上，是自己对专著《科学の人・�文思想史的考察》主要内容的介绍，再一次须要说明，由于我的日语阅读水平太低，介绍也许太过于简单，对于有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的专著而言，不仅有挂一漏万之嫌，可能也还有误读和误解了专著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之嫌。好在从作者处得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已经邀请江苏师范大学日本语专业的教授袁广泉先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顺利的话预计明年在中国出版。对这个研究有兴趣的先生，那时务必请读这本专著的中文版。

　　（本文的介绍得到作者武上真理子女士的帮助和审订，特此说明。）

　　[①]《史林》2015年5月号，第111页。

　　[②]《东洋史研究》2015年3月号，第147页。

　　[③]《孙文研究》第56号，第38―39页。

　　[④]该章的大部分内容，作者曾以《孙中山的科学哲学》为题，在2008年8月中山学社举办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了大会发言。

　　[⑤]此章大部分内容，作者以《全球史中的<实业计划>――孙中山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与工程学》为题，参加2014年11月中山学社所举办“纪念孙中山：全球视野与中华振兴”会议，并作大会发言。

　　[⑥]后来的中文版中，原英文版的“绪论”被题名《开篇总论》、《总论》等。

　　[⑦]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作者曾以《孙中山“东方大港”计划的历史地位》为题，在2011年8月中山学社举办的“辛亥革命与上海”会议上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