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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
2016-6-22 16:44:36

——基于英国外交部档案的考察

  【提要】孙中山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随着革命经验积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依靠的革命力量和所期望联合的政治势力也随之变化。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前往英国寻求外交支持。这是孙中山对联合帝国主义推动革命进程方略的一次实践。本文将以英国外交部所藏档案为主要依据,辅以已有相关成果,通过分析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力求阐释孙中山试图联合帝国主义势力,共同推进革命和稳固政权的革命方略,进而呈现孙中山为推动革命不断寻找和变换革命同盟者的方略。

  【关键词】孙中山武昌起义英国帝国主义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前往英国开始为筹建新政府的外交努力。学界对孙中山在英国的这段外交活动所做的专门研究,主要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条路径按照研究孙中山的外交活动或外交思想展开研究。[1]另一些成果是在研究辛亥革命的范畴内深入研究这一段历史。把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对英外交看作辛亥革命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段历史研究的这些成果,基本上都有两个个共同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是对帝国主义仍抱有幻想或对帝国主义恐惧的心里使然[2],由于孙中山没有及时回国,致使革命党群龙无首丧失了组建政府的最佳时机,最终导致革命果实最后被袁世凯窃取。[3]第二个观点是认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对英外交并不成功,对革命也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4]

  学界已有研究,更注重探讨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英国之行对革命的作用或外交成果,从革命的战略决策层面探讨孙中山此次对英外交的研究并不多。除此之外,国内对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依据英国“蓝皮书(Blue Book)”及其中文翻译展开的。[5]英国外交部在业务中产生的外交文件数量庞大,他们每年把一部分重要的外交文件打印成几份“机密文书(Confidential Prints)”,把这些“机密文书”分发给外交部的各部门,便于其开展业务。英国外交部还把这些“机密文书”里涉及外交最高机密的部分全部删除掉,将余下的不机密的内容再次编辑成册。这些不包括机密内容的文件就会提交给英国国会,这就是“蓝皮书”。准确的说,“蓝皮书”是经过英国外交部两次编辑后,不包括敏感内容和机密内容的文件。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依据的资料是英国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原始档案。FO371是指英国外交部的解密文件,FO228是指英国在华公使馆、领事馆的解密资料。[6]本文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辅以英国已开放有关辛亥革命的档案,[7]从孙中山革命战略的层面,考察武昌起义胜利之后(1911年11月),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试图更立体的呈现一个历史面向。

  孙中山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所期望联络的政治势力也在发生着变化。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斗争中,所期望联合的政治势力大体发生过四次变化。第一次是依靠希望联合当权汉族权臣,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第二次是期望联合帝国主义势力以稳固新生政权推进革命。第三次是期望联合地方军阀势力为恢复民国继续革命。第四次则是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本文将通过分析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试图说明孙中山希望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势力以稳固政权的革命方略。

  孙中山四次转变革命同盟者的革命战略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每一次遭遇失败之后再寻找新的联合对象,逐渐递进。孙中山确定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势力之前,曾希望联合政治势力是汉族权臣。1893年,广州兴中会成立后[8],孙中山开始联络会党、防营的秘密活动。这时兴中会还没有切实可以行的革命行动计划,但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萌生暴力革命的念头。虽然孙中山一直在努力联络革命力量,但其思想仍然徘徊在暴力革命或非暴力革命之间。这一段时期,孙中山所依靠革命力量基本上是会党、防营,但其本人最期待联合的政治力量却是当权的汉族实力派。孙中山希望联合当权汉臣的革命方略,集中体现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广州兴中会成立一个月后,孙中山返回翠亨村撰写《上李鸿章书》。孙中山细心拿捏上书内容和措辞,主要建议李鸿章推行四方面的革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9]孙中山考虑到李鸿章是清政府权臣,因而并未提及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四点宗旨都在经济领域,根本上是希望李鸿章推动向西方学习,保护和发展本国农工商业。由此看出孙中山希望联合李鸿章的意图。

  孙中山除全面考虑上书内容外,为能够北上上书成功也做了精心的准备。首先,孙中山一再斟酌《上李鸿章书》的字句。先请陈少白做文字上的修改。到了上海之后,在郑观应寓所巧遇王韬,又请王韬再次修正。[10]其次,孙中山为上书李鸿章,寻找和利用一切有可能引荐的机会。孙中山先是希望寻找机会可以结识盛宣怀,然后请盛宣怀将自己介绍给李鸿章。孙中山先是找到了已经卸任的澳门同知魏恒,请魏恒给盛宙怀写信,希望请盛宙怀将孙中山引荐给盛宣怀。拿到魏恒的书信后,孙中山又请好友陆皓东一起前往上海。请陆皓东陪同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可以见到盛宣怀。陆皓东曾在上海做过上海电报局的领班生,盛宣怀正是电报局总办。到了上海之后,为了增加引荐的分量,孙中山又拜访与盛宣怀颇有交情的郑观应。郑观应对孙中山早有耳闻,也很慷慨的为孙中山作书介绍。这样,孙中山持盛宙怀、郑观应二人的信件前往天津,如愿见到盛宣怀。盛宣怀碍于情面,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前往,孙中山的文章也递到了李鸿章府上。[11]

  通过《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和上书的复杂历程,足可见孙中山这一时期期望联合李鸿章的一片诚意。然而,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时机非常不好,恰逢李鸿章忙于处理因朝鲜问题引起的中日交涉,根本没有精力理会一腔救国热忱的孙中山。孙中山煞费苦心的努力,得到却是冷遇,再加上亲眼目睹清朝统治中心的官僚和腐败,这让他放弃了联合汉族大员势力推行改革的想法,毅然走向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希望联合的政治力量也发生了改变。

  孙中山放弃联合当权汉族大员的策略后,于1894年去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开始酝酿起义。筹备起义期间,曾努力过联合康梁的改良政治势力,但谈判破裂。在“东南互保”时期再次尝试联合当权汉族大员,仍然未果。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倚重的民族资产阶级群体形成,民主思想勃兴,这就为起义奠定了阶级基础和一定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孙中山开始加强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海外华侨联系,培植革命的土壤。这一段时期,孙中山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尚未明确去联合哪一股政治力量。直到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期间,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势力推动革命的想法开始萌芽。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前往日本。1896年9月,又从日本辗转抵达英国。孙中山在康德黎(一位英国医生)的帮助下撰写了《伦敦蒙难记》,1897年用英文出版。这本《伦敦蒙难记》又被翻译成俄文、日文出版。凭借该书,孙中山的国际名声大大提高,他的中国革命党领导者身份在海外得到普遍认可。1897年3月,孙中山即以革命领导者的身份,提出了基本外交方针,即“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12]从这个外交方针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这时候没有把帝国主义当作敌对势力,而是看作可以联合政治力量,争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善意以求合作的可能性。1897年7月1日,孙中山离开英国重返日本,在东京组建了同盟会。此后,孙中山辗转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结交了帝国主义国家中不少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心的民间人士。长期与这些民间人士的交往,难免会让孙中山产生这些善意友好的民间人士也会代表其国家政府态度的错觉,孙中山明确了联合帝国主义推进革命的战略,武昌起义胜利后开始尝试实现革命党人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

  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回到美国檀香山为革命筹款。10月11日,抵达美国丹佛市,当夜译出了月初黄兴发来的一封电报。黄兴在电报中写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13]孙中山还没有来得及回电,第二天(1911年10月12日)就在当地的报纸上得知了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意识到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稳固政权的问题。而建立新政权和稳固新政权,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政治势力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武昌首义胜利,但是当时国内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力量都异常强大,要稳固新政权除依靠革命力量之外,获得另外一股政治势力的支持,无疑会增加新政权与封建势力斗争的实力。权衡左右,为了立国,孙中山决定继续坚持1897年作出的外交方针,即确立帝国主义政治势力与革命党的联盟关系。

  1911年,10月13日,孙中山以同盟会芝加哥分会的名义,发布了“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14],向公众明示革命的下一步便是组建新政府。消息公布后,孙中山也曾在回国与海外游说之间犹豫,最终选择先寻找帝国主义的支持者。孙中山强调组建新政权“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15]孙中山的这个决定,是对1897年作出的联合帝国主义势力的战略的坚持。之后,孙中山在《通告各国书》中公开宣布:“一、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前与各国所有之条约,皆作为有效,至该政府倾覆之时为止。二、于我军未起事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一概承认偿还,决无改议,将来以海关税款抵赔。三、满政府对我军未起事以前让与各国之租界,一律保存。四、居留中国之外人及其财产,担任切实保护。五、满政府于我军起事以后与各国订开之条约、租界及借款,一概永不承认。六、各国如有助满政府以攻我军者,既视同敌人。七、各国如有军械供给满政府,一经查获,既行充公。”[16]孙中山的这7条外交原则,明确说明革命党将维持帝国主义既得利益的外交原则,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势力的可能性,致使获得帝国主义的好感使其保持中立。

  明确联合帝国主义的外交战略后,孙中山对武昌起义后有可能联盟的帝国主义国家又做了充满自信、理想、乐观的分析。他认为:“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17]孙中山基于以上分析,基本上确定主要联合目标是英国,然后试探美、日两国。

  10月中旬,孙中山同表弟朱卓文一同抵达华盛顿,在华盛顿的努力毫无结果。离开华盛顿到达纽约后,孙中山试探日本政府的态度。于是致电宫崎寅藏,希望日本政府可以取消对孙中山的放逐令。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如果孙中山入境日本必须改名。美、日两国都没有联合结盟的可能之后,孙中山更坚定前往英国的决心,并指出“吾外交之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紧者,厥为英国;倘英国佑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18]孙中山随即致电给他的美国朋友咸马里(Homer Lea)相约在英国见面。[19]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都异常强大的中国,要组建一个民主政权的艰辛。为了能够组建新政府,孙中山选择了联合帝国主义势力确保新政权稳固的革命战略。为了得到英国政府对革命的支持,孙中山做了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孙中山抵达英国之前,就先委托其英国朋友巴卡[20](J.Ellis Barker),在英国为其穿针引线。1910年10月13日,巴卡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nry Herbert Asquith),信中表达了四层意思:“1、正义在革命党一方;2、革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值得同情;3、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极高;4、不应该干涉中国革命,英国驻华的军事力量不要对革命党人采取行动。”[21]可以认为巴卡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孙中山对此次英国执行的外交活动设定的一个底线,希望与英国结盟,如果结盟不成至少说服英国政府对革命“善意的中立”。

  1911年11月11日,[22]孙中山从美国纽约乘船抵达英国伦敦。当时孙中山很难从国家外交层面与英国官方接洽。孙中山只能通过英国马克沁(Vickers son &Maxim)机关枪制造厂的负责人达耳生(Sir Trevor Dawson)与英国外交部取得联系。孙中山委托达耳生交给英国外交部一份由孙中山与美国人咸马里联合签署的文件,文件注明的日期是1911年10月13日(恰好是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宣布要成立革命政府的这一天)。达耳生将这份文件交给了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这份文件的内容是:

  “孙中山的党派希望与英国和美国建立盎格鲁撒克逊联盟。孙中山等现在通过参议员Root(Senator Root,美国前任国务卿)和Knox(Senator Knox,美国现任国务卿)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Homer Lea将军是总参谋,只向孙中山汇报。在中国共有21个受过培训的部队,孙中山控制了其中的12个,另外3个属于敌对势力,还有6个保持中立。在中国有30000到40000名受过最好教育的学生浴血宣誓效忠孙中山,再加上几个总人数约为3500万人的秘密结社也宣誓效忠反动党(the reactionary party)[23],拥护孙中山为总统。孙中山请求得到英国政府的友谊和支持,并将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行事,为了这个目的同意接受任命一位政治官员。他将同意在其政党上台,他成为总统之时(他相信这是必定之事)将与英国政府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这两个国家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有利的条款。并且他将新的海军部署在英国军官们的命令下,但要遵守他的命令。对于任何中国可能和日本签订的协议,将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行事。”[24]

  孙中山给英国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很清楚的表明了联合帝国主义势力的意愿。第一,孙中山的革命党控制的新政权希望与美国、英国建立起联盟。第二,革命政权将给英国优惠政策。即将在内政、外交和军事上接受英国的建议,并且提出了“联英制日”的想法。第三,如果得到英国支持,新政权将保证帝国主义在华既得利益不受影响。从这份电文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始终坚持1897年就已确定的,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力量推进革命的革命战略。尤其武昌起义胜利后,考虑到新政权的稳固,革命的继续等问题,孙中山进一步深化了与帝国主义联合的战略,即希望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起政治军事联盟。

  孙中山与咸马里的联合声明递给英国外交部的第二天(1911年11月14日),达耳生又带着孙中山本人的另一份声明,亲自去见了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这份孙中山的个人声明中写道希望“获得英国政府许可的1,000,000英镑的贷款;愿意英国向华盛顿方面寻求确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与ROOT参议员和KNOX参议员的合作关系。”[25]为了说服英国的贷款给新的革命政权,增加英国对孙中山个人偿还能力的信任,孙中山特意附上了三封国内革命党人发给他的电报,以突出自己的革命领袖身份。这三封电报分别是广东省总商会、胡汉民和黄兴发给孙中山的。

  第一封的内容是:“广东省已成立省政府。万事井然有序,相信新省政府在等待您立即返回组建统一的中华民国之际足以应对任何突发事件。- 广东省总商会”

  第二封的内容是:“广东省政府已全体同意宣布脱离满清实现独立。我们已成立了广东省政府,并焦急地等待您归来统一其他各省成立民国政府。同时,在您逗留欧洲期间,对于您与欧洲政府间的谈判予以充分信任。敬候回音 胡汉民”

  第三封的内容是:“黄兴(我们在汉口取代LI YUEN HANG的上将)向您致电告知我党在苏州、杭州和上海取得的胜利。目前他正计划立即攻下江南,但夺取另两省需要极大的财力支持。请立即为其提供资助。旧金山,国民事务部”[26]

  孙中山为了得到英国政府的经济支持,除了一再向英国政府表达他的领袖身份、革命成果及近在眼前的胜利外,还煞费苦心的表示,如果英国政府同意,他可以通过咸马里向美国借款100万榜[27],希望以此打动英国政府。然而孙中山最终未能说服英国政府。

  孙中山托人交给英国外交及外相个人的两份声明和三封电报,是孙中山在英国的主要外交活动,也是对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力量促进革命战略的具体实践。孙中山认为新的革命政权只要得到英国的认可或支持,基本上新的政权就可以得到稳固,并且可以壮大革命党人力量,继续推进革命。于是,在英国孙中山的全部活动都在竭尽全力的实现三个目标:第一,与英国(最好是英美)建立起来政治军事联盟。第二,得到英国政府的经济支持。第三,如果前两条都无法实现,至少保证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保持“中立”的态度。通过以上三个目标,可以清楚的看出,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正是孙中山在联合帝国主义政治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战略引导下展开的。然而确定联合帝国主义力量是孙中山方面的战略决策,英国政府对孙中山表现出尽可能疏远的态度,足以让孙中山感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对革命党人的漠视。

  在孙中山抵达英国之前,英国政府便得到武昌起事全过程及革命发展趋势的报告,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孙中山本人更了解当时国内革命的具体情形。1911年10月10日下午,英国外交部接到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加急电报,内容是“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及武昌被捕。三、四名革命党人已于今晨被正法。其他被捕者在审讯当中。”[28]英国政府得到的情报与中国文献记载完全吻合。“10月9日俄捕踪至,闻其无人,将所有名册、旗帜、徽章、印信、文告、丹药以及新制中华银行钞票等概行搜去,时刘公于本里一号别置住宅,俄捕当往刘宅,捕去刘同、刘一、王炳楚、谢坤山、陈文山等,旋即移送至江汉关署侯训。”[29]

  1911年10月11日下午,朱尔典的加急密电再次发到英国外交部,电文写到:“...武昌全反了,清政府的官府被烧。总督乘船跟在英国军舰的后面,告知汉口英国总领事,清军无法保护英国租界,并请求英国军舰阻止叛逆士兵到达汉口。”[30] 10月11日深夜,朱尔典再次向英国外交部发来加急密电,这封密电是转发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电报,具体描述武昌起义的情况:“据说这是一场反王朝的运动。武昌的战斗仍然在继续。但是反政府军队的首领贴出告示,严禁侵犯外国人和租界,违反者被死刑。”[31]这是武昌起义以后,朱尔典给英国政府最及时的一封电报。电报中对中国革命及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的态度的情报相当准确。

  10月12日,英国外交部再次收到朱尔典报告武昌起义的电报,电报称“汉口警察纷纷逃走。”[32]英国外交部显然已经意识到武昌起义将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革命,对这封电报做了“这次事件非常严重”的批示[33]。特别把朱尔典电报的摘要标题从原来的“Revolution in Wuchang(武昌革命)”改为“Revolution in China”。(中国革命)[34]

  10月13日深夜,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交部发来非常有分量的一封电报,正是这封电报基本确定了武昌起义后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这封电报是转发朱尔典与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之间的往来电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朱尔典报告:“革命军领袖已经给我(注: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发来照会,宣布成立了新政府。新政府将会遵守所有现存的条约和所有有关外债和赔偿的条约。但从自以后再与外国签订的外债与赔偿则当别论。所有外国人都会受到新政府的保护,但除了那些帮助满清政权的外国人。”驻华公使朱尔典对汉口领事批复道:“你避免与革命军有任何来往,甚至不能对他说你已收到照会。可是,为了保护英国人的生命财产,而必须与他们对话则另当别论。”[35]

  这份电报递送到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处,英国外相的批复为:“我同意你曾经向总领事做出的指示。我们必须尽力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遵守这个目标。如果其他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处于危险,我们当然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保护。”[36]通过朱尔典与外相的两份电报,可以发现英国政府已经初步决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是保护在华英国人的利益。对中国革命采取不干涉政策,至少不会支持中国的革命。外相的批复,很快就传到了驻华公使朱尔典手里,并得以有效地落实。

  10月1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布告严守中立。”[37]11月8日,英国外交部的代表爱德华·格雷在答复下院质询时正式声明:“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限于保护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38]历史有时颇具戏剧性。11月8日英国政府就已作出不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英国对武昌起义的外交政策出笼3天后,即11月11日,孙中山才抵达英国,开始设法与英国政府结成联盟关系。显然,孙中山错过了对英外交的最佳时机。

  孙中山确定的联合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战略最终无法实现,除帝国主义与生俱来的反动性决定其无法成为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外,也与英国特殊的中国外交官培训模式有关。[39]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受到驻华公使朱尔典[40]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判断及选择的影响。朱尔典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原则是,“如何处理中国政治精英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和在华英国人的活动”。[41]

  武昌起义之后,英国政府决定在中国的立场仅限于保护在华“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42],而这一主张与朱尔典给汉口领事的批复完全一致。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受英国驻华人员的影响。英国驻华人员对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判断和选择,直接影响英国选择支持中国国内哪一支政治力量。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孙中山并没有好感。在11月20日,英国公使馆的一封电报中提到:“我有理由相信,革命党把孙中山当作一名懦夫,并未迫切地等候他的归来。”[43]无疑英国公使对孙中山这样的评价,对孙中山与英国结盟的战略及其不利。

  当时英国驻华人员看好袁世凯几乎是一种共识,这一点从武昌起义后《泰晤士报》的报道就可以看出。1911年10月21日,《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新军》的报道。这篇报道给袁世凯极高的评价。报道称:“袁世凯是中国现代军队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以前吸食鸦片、纪律涣散的军队,建立起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44]从11月1日到11月17日,《泰晤士报》陆续刊登了10篇针对袁世凯的报道。[45]而袁世凯方面,更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积极与英国各方接触,向各界宣传自己。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是莫理循。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经常主动与莫理循联系,“向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而“朱尔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46]英国驻沪总领事曾经发给朱尔典的私人电报中说:“如果袁世凯被免职,便会发生无政府状态。”[47]1913年五国银行团驻京代表向银行团本部介绍:“现在的中国政府十分了解目前的情况,就他们有力量和资源在该国维持秩序。如果袁世凯下台以及Young China Party上台无疑地意味着混乱。”[48]

  受英国驻华人员影响,英国政府基本确定选择袁世凯,公开表示不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而孙中山不仅错过了良好游说时机,又缺乏实力,再加上缺少英国驻华人员的有力支持,无论孙中山开出什么样的条件,都很难达到他所预期的联合帝国主义以稳固政权推进革命的目标。

  英国外交部接到孙中山的两份声明后,1911年11月14日,外相致电朱尔典在中国处理武昌起义有关事件时应该采用的态度。电报称:“在是否借钱给中国的革命领导人这个问题上我不能给予建议,特别是当我们借钱给与我们有外交关系的满清政府时。我曾说过,当前在我看来不是借钱给中国政府的时候。我们谨慎避免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如果我们为其中一方提供支持,那么结果可能会造成中国的反外暴动,而革命原本与反对外国势力并无关系。”[49]这一封电报中,英国政府对革命中立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英国政府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在中国国内确定了一个合作者,就是袁世凯。英国外相给朱尔典的电报中明确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能够打开贸易之门的中国政府。对我们来说谁来组建政府并没有区别。然而,我们在反对革命党的一方见到过一个不错的人物,他就是我们都尊重的袁世凯。”[50]

  英国政府拒绝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权结盟,拒绝给革命党人经济支持。尽管英国政府的态度很坚决,但鉴于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国内革命势力的发展,英国政府也不愿意完全把孙中山拒之门外。外交部给朱尔典的电报中特别提醒朱尔典:“形势已有巨大变化,现在将他排除在外,看来易招致不满亦不明智。”[51]出于与孙中山保持友好,英国政府答应了孙中山请求,撤回1896年英国公布的驱逐孙中山5年,并禁止在香港居住的放逐令。即使英国政府出于怀柔心态取消放逐令,对孙中山的戒心仍然很重。英国外交部给殖民地政府的大臣发了紧急电报,强调:“了解了孙中山不会在殖民地内居住的情况下,允许孙中山通过香港,但是不得将香港作为政治基地或是在中国的军事基地。”[52]

  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抱着联合帝国主义势力共图革命的理想,亲自前往英国寻求结盟。为说服英国政府孙中山拿出最大的诚意,他慷慨的表示如果英美同意结盟,他成为新政府总统之后,将与英国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这两个国家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优厚的利益。并且他将新的海军部署在英国军官们的命令下。对于任何中国可能和日本签订的协议,将根据英国政府的建议行事。[53]并一再表示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借款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孙中山的一腔热情得到是帝国主义国家默契的冷遇。首先是驻华公使朱尔典指示汉口领事避免与革命军有任何接触[54],这就为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定下了基本的准则。之后是英国政府对孙中山的结盟置之不理,对孙中山的借款请求明确拒绝。最后英国政府宣布严守中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步英国后尘。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英国政府不会成为中国革命的联盟者,所以在英国政府撤销了孙中山的放逐令后,孙中山离开英国前往法国,从法国启程回上海。

  孙中山的英国之行,感受到英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漠视和隐约的敌意,也让孙中山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无法成为革命应该联合的政治力量。与帝国主义势力联合的方略失败后,再加上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力量作为合作对象。

  孙中山回国后,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众望所归的临时大总统。但是很快孙中山就发现,这个大总统的位置只是暂时的虚位以待。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在前线不断向临时政府和清廷施压,帝国主义势力也与袁世凯结成一体,革命党内部也开始蔓延坐南向北的想法。为了推进革命,为了巩固政权,孙中山做出了新的革命方略,决定联合北洋军阀。为了表现出最大的诚意,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继任,革命党人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然而,革命党人的信任换来的是袁世凯得到复辟。袁世凯背叛革命后,孙中山再次联合西南军阀,希望可以继续革命。1917年西南军阀为了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孙中山愤然离开,认识到本国封建军阀也无法成为中国革命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

  武昌起义之后在英国的外交努力,让孙中山清楚的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不可联合的政治力量。袁世凯的背叛和二次革命的失败,又让孙中山深入认识到本国封建军阀也是不可联合的政治力量。直到1920年代,孙中山在与苏联共产国际的交往中,逐渐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帮助,最终让孙中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方向,找到了一支值得信任也需要联合的政治力量。最终,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思想,找到了可以信赖的革命力量。而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对孙中山革命方略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次外交经历,让孙中山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势力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敌意,促使孙中山转向了苏俄共产主义势力。

  [1]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一书主要利用《孙中山全集》对孙中山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及结果展开论析。廖大伟的《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及其表现》(载《史林》1992年第2期)全面利用“蓝皮书”,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杨天石撰写的《孙中山英国被诱捕》(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总第26期)一文,主要论述了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获救及获救后所展开的革命活动。

  [2]关晓红:《一个影响辛亥革命进程的偶然性因素--关于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推迟回国的决定》,《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三期。

  [3]赵春晨:《评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的欧洲之行》,《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4]尹全海:《论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先致力外交”的选择》,《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5]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 FO371利用了日本东京大学所藏的缩微胶卷,FO228利用了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Kew, UK)所藏的一手文件。

  [7]对于部分文件,笔者和已有成果略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使用笔者的翻译和解读。

  [8]根据沈渭滨先生考证,就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史时序上说,兴中会应该成立于1893年。1893年广州兴中会理应是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政治组织。1893年冬初,孙中山约集一些革命同志在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开会讨论成立组织,孙中山提议组织名称叫“兴中会”,以“驱除韃虏,恢复中华”为宗旨。这次抗风轩会议就是广州兴中会的成立会议。参加者有孙中山、程耀晨、程璧光、程奎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列共8人。但是,广州兴中会还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团体,它的宗旨体现不出近代民主革命历史潮流的趋势,更多地带有反清复汉的民族主义色彩。详可参阅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31页、32页。

  [9]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页。

  [10]详可参阅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1册,第28-29页。

  [11]详可参阅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页-40页。

  [12]详可参阅杨天石:《孙中山英国被诱捕》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2期,总第26期。

  [13]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4页。

  [14]孙中山:《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布告》(1911年10月13日),《孙中山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2页。

  [15]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4页。

  [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5页。

  [1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5页。

  [18]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5页。

  [19]吕芳上:《荷马李档案简述》《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6页。

  [20]英国下议院议员。据黄宇和考证,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蒙难后获救后,1897年在宪法俱乐部结识巴卡,并长期保持联系,巴卡同情中国革命。详可参阅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5年)一书,第300-301页。

  [21] J.Ellis Barker to H.H.Asquith,enclosed in F. W. Keith-Ross to H. Montgmery,13 Octobr 1911, FO371/1093,No.4031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22]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吴稚晖:“弟今午从美抵英,行动主极秘密。”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46页。

  [23]笔者认为这是革命党(the revolutionary party)的笔误。

  [24]“Statement handed by Sir Trevor Dawson to Mr.MeKenna,November 13,1911”in Grey to Jordan, November 14,1911, FO371/1095, 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25]英国外相将孙中山给他的个人声明的内容,通过电报告知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Grey to Jordan, November 14,1911, FO371/1095, 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26]Grey to Jordan, November 14,1911, FO371/1095, 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27]详可参阅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6页。

  [28] Jordan to Grey, 10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3984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29]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东书局,1980年,第63页。

  [30] Jordan to Grey,11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3999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1] Jordan to Grey,,11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40014,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2] Jordan to Grey,12 October 1911, FO371/1093, NO.40072,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3] Campbell’s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12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40072,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4] Minute on Jordan to Grey,12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40157,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5] Jordan to Grey,13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40313,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6] Grey to Jordan,16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40313,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37]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东书局,1980年,第103页。

  [38]引自王曾才:《中英外交史论集》,台湾经联出版公司,1979年,第263页。

  [39]英国外交部培养了许多中国问题的专家,驻华的英国外交官员大部分只在中国一个国家担任外交官。当时英国外交部的外交人员分为:外交官员(Foreign Service)、外交官(Diplomatic Service)和领事官(Consular Service)三种类别。外交官和领事官的界限非常严格,进入领事官体系的人很难成为外交官。英国外交部1843年特别创设了中国领事官制度(China Consular Service),开始培养一批精通汉语的中国问题专家。进入中国领事官制度的青年,通常在北京受几年中文训练,再到中国各地担任翻译生,最后从事领事事务。他们大部分从翻译生做起,在中国从事外交业务直到退休。[39]这一时期,英国驻华官员的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外交业务,还影响着英国对华政策的确定。详可参阅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55-175.

  [40]朱尔典(Sir Iohn Newell Jordan,1852-1925)在北爱尔兰长大,大学毕业后于1876年进入英国驻中国领事体系中,成为翻译生。1886年成为英国驻华公使馆的中文书记官,1896年被破格从领事官升为驻华公使。朱尔典担任驻华公使长达14年(1906年-1920年)。朱尔典是中国领事制度训练出来的中国专家。对他而言,中国并非职业生涯中的其中一段时光,而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和结束。

  [41]详可参阅,平田康治:《イギリス對華政策と中國政治の相互作用—改革借款、駐華出先機關、協力政策、一九一一-一四》,《國家學會雜誌》第123卷,第1-2号。

  [42]见上文英外交部代表在英国下院接受质询时声明。

  [43]FO371/1095, NO.46374,November 20.191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44]《泰晤士报》,1911年10月21日。

  [45]详可参阅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46]详可参阅窦坤:《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47] Fraser to Jordan, 25 April 1913,telegram, private. FO228/2355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

  [48] Telegram for Paris,27 April 1913,FO228/2355,英国国家档案馆。

  [49] Grey to Jordan, November 14,1911,FO371/1095, 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50] Grey to Jordan, November 14,1911, FO371/1095,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51] Grey to Jordan, November17,1911, FO371/1095,NO.45816,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52] November 22,1911, FO371/1095,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53]“Statement handed by Sir Trevor Dawson to Mr.MeKenna,November 13,1911”in Grey to Jordan, November 14,1911, FO371/1095, No.45661,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54] Jordan to Grey,13 October 1911, FO371/1093.NO.40313,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缩微胶卷。

作者:袁哲